写完《后记》，责编还要求再写个序。我觉得该说的话在《后记》中已讲完，没必要再啰嗦了。但责编不依。在处理书稿过程中，一些句子在标点符号的用法上，我与责编有不同的看法；尽管责编最后妥协了，遵从了我的意见，可心里没谱，担心书出后，有关部门抽检时找麻烦。
本书收集的是本人的随笔，当然，书中有些文章也可称为散文、散文诗，属于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一样，都要有标点符号。没有标点符号的文章，对现代人来说，无疑是一大灾难，读起来使人头大、发木。然而，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尽管有规范，但各人用法差别巨大。往往同一句话，让不同作者标点，结果迥异。而有些作者所使用的标点符号，在一些人看来就是错标。其实，这样的“错标”正是作者写作个性的流露，不但不是错标，反而借用标点符号把作者的文风显露出来，把作者想要说的话不是借用语言，而是借用标点符号广而告之了。所以，在文章中，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标点符号是有个性的，与作者的文风密切相关。不同文风的作者，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甚至有着天壤之别。例如，余秋雨在散文《牌坊》中有这么两句话：
在冰库里，这姑娘依然美丽。甚至，更加美丽。
我只知，自己，就是从那解冻了的乡村走出。
如果把标点符号改成这样：
在冰库里，这姑娘依然美丽，甚至更加美丽。
我只知自己就是从那解冻了的乡村走出。
虽然字没动一个，但肯定影响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而通常，一般人会认为改动过的标点符号才更合规范。
中国文坛，王蒙、王朔所使用的超长语句，更是把标点符号甩到了几千里外，彻底颠覆了标点符号的传统用法。但这样满腔热情奋力抖掉一大串标点符号的语言却更加陌生化，受到读者的青睐。
下面分别欣赏一下王蒙、王朔小说中的超长语句：
十一月四十二号也就是十四月十一二号突发旋转性晕眩，然后照了片子做了B超脑电流图脑血流图确诊。然后挂不上号找不着熟人也就没看病也就不晕了也就打球了游泳了喝酒了做报告了看电视连续剧了也就根本没有什么颈椎病干脆说就是没有颈椎了。亲友们同事们对立面们都说都什么也没说你这么年轻你这么大岁数你这么结实你这么衰弱哪能会有哪能没有病去！说得他她它哈哈大笑呜呜大哭哼哼嗯嗯默不做声。（王蒙：《来劲》）
我一直就想写小说写我的风雨人生就是找不着人教这回有了人我觉得要是我写出来小说别人一定爱看别看我年龄不大可经的事真不少有痛苦也有欢乐想起往事我就想哭。（王朔：《顽主》）
同一条街另一端的一家高级工艺古董店里，杨重油头粉面西服革履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彬彬有礼地牵引着一个珠光宝气十个手指上戴满钻戒一头一脸翡翠玛瑙的重量级老妇人在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金银玉器名贵印石象牙雕刻地毯瓷瓶中穿行，不时端详着一件玩意儿品味着。（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读这样的超长语句，真让人大汗淋漓喘不过气来。然而，王蒙，尤其是王朔的超长语句恰构成了其语言特色。排山倒海，气势如虹，只有在抖落了许多标点符号后才会写出如此精彩的语言。看来，文学语言的创新也包含着标点符号用法的创新，只有在打破传统的标点符号用法后，陌生化的创新语言才会出现。当然，第一个吃螃蟹采用超长语句者并非“二王”，国外那些意识流作家，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一书中，为了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采用意识流手法，不分段落，没有标点符号，将人物内心世界的隐秘赤裸裸地暴露在了读者目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汉语界实验取得巨大成功者非“二王”莫属。
读鲁迅那一代作家的作品，往往会发现，他们非常喜欢用分号。如鲁迅、朱自清的作品分号泛滥成灾。而年轻的沈从文、萧红、张爱玲就很少用分号。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需要几分仔细才能找到分号。当今作家，语句中用分号的频率大大降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分号已经是“出土文物”，显得弥足珍贵。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作家汪曾祺，属于当代作家中使用汉语最上档次的几个“腕”，作品中的分号已“黄昏独自愁”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分号早已失宠于当代作家，该用分号的地方大多用句号。因为分号过多，句子拉长，语句不够活泼、明快。如刘亮程的散文名篇《寒风吹彻》，就毅然地把分号肩上的重担卸下，让句号挑起。
屋子里更暗了，我看不见雪。但我知道雪在落，漫天地落。
因为不断砍挖，有柴火的地方越来越远。往往要用一天半夜时间才能拉回一车柴火。
倘若让鲁迅写，“但”“往往”前面一定用分号。而对于被称为“乡村哲学家”的刘亮程，我们恐怕不能说他不会使用标点符号。尽管这位兄弟土生土长，带着泥土香迈着世纪末的时间脚步冷不丁地从田野中冒出。
也有该用分号的地方用逗号，如：
后来家中航空包裹飞来接济，我收到大批粉丝、紫菜、冬菇、生力面、猪肉干等珍贵食品，我乐得爱不释手，加上欧洲女友寄来罐头酱油，我的家庭“中国饭店”马上开张，可惜食客只有一个不付钱的。（三毛：《沙漠中的饭店》）
事实上，裁定标点符号用法规范的权威属于著名作家，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把路子趟出，用他们的天才把标点符号安排停当，而语言学家只是对他们的习惯用法予以总结。许多语法书中的例句都来自经典名作，只有如此才有说服力，才符合“诉诸权威论证”的要求。可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用语习惯，一个作家也有一个作家的用语习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否则，语言就不会发展，就失去新鲜、生动以及意思表达的准确。
分号“门前冷落鞍马稀”，句号却在“抬望眼”，站在山之巅，尽显“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磅礴气势。我们看看作家乔良在著名中篇小说《灵旗》（该作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是如何用句号狂轰滥炸，骄横恣肆，把语言学家的心理防线击穿的：
死者是一老太太。杜九翠。寡妇。守寡整整五十年。丈夫在五十年前的一个秋夜不明不白地死去。是凶死。
世道就是这么回事，变过来，又变回去。只有人变不回去。人只朝一个方向变。变老。变丑。最后变鬼。
九翠是一朵云。从早到晚都被太阳照得透明透亮、被风吹得飘忽不定的云。有时云色泛白，有时云色泛红。很轻。说话轻。走路轻。吃一段甘蔗也轻轻咂味，轻轻吐渣，看了顶让人心疼。标杆村里心疼她的人可不止一个两个。谁都想伸手去够她，可谁都够不着。踮起脚也不行。她十五岁就明白这一点。心眼鬼得也像云。她在村里没有什么事做不成。只要开口。就是不开口，去美女梳头岭拾几捆柴草，也会有人替她往家背。她对谁开口都慢悠悠、甜丝丝的，像这儿的米酒。回甜。有后劲。上头上得厉害。
读罢这几段话，瞠目结舌者肯定不在少数。面对句号的肆虐，称快者有之，悲哀者亦有之。不过，别忘了，在标点符号发展史上，乔良一类作家才是冲锋陷阵的先锋。只有他们，才使那些蝌蚪模样的符号显现出英雄本色，给语言发挥贤内助的作用。
当然，如此使用句号的还有其他作家。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沈从文就在短篇小说《龙朱》中这样做了。
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如今是九月。打完谷子了。打完桐子了。红薯早挖完全下地窖了。
鲁迅那一代作家，在顿号的使用上显得十分吝啬，该用顿号的地方大多用逗号，如：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鲁迅：《这样的战士》）
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鲁迅：《狗·猫·鼠》）
到了萧红那一代作家，已开始挥霍顿号了。
他们很好的招待我们，茶、点心、橘子、元宵。（萧红：《小城三月》）
鲁迅是文学大师，现行课本中选用他的文章最多，倘若仿照他，把该用顿号的地方用成逗号，谁又能说错了呢？事实上，著名作家汪曾祺19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黄油烙饼》依旧这样用。
读鲁迅作品，标点符号绚烂多姿，没有哪种标点符号休闲无用，全都披挂上阵，让人一饱眼福，从中领略大师点将的风采。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鲁迅：《求乞者》）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啊唷！哈哈！Hehe！He，hehehehe！’”（鲁迅：《立论》）
“我的冤家呀！——可怜你，——孤另另的……”（鲁迅：《明天》）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道翁！！！四铭愤愤地叫。（鲁迅：《肥皂》）
现在的作家，没有把标点符号的味道完全品尝出来。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挑肥拣瘦，只喜欢使用一部分，让另一部分蛰伏。
还有一种现象经常发生，就是过度使用引号。
引号的一种用法是用于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在学术论文中，语句中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一般要加引号，如：
……林纾往往捐助自己的“谐谑”，为迭更司的幽默加油加酱。（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但在文学作品中，语言往往追求模糊性、多义性、未定性，给读者留下联想、想象的空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意指读者面对文本，可以充分联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把自己心中的哈姆莱特托出来。所以，在追求多义性的文学语言中，我们如果用引号把比喻、夸张、拟人等语词标识出来，把暗示、隐喻、象征都明确地说出，那就是典型的煞风景，只让人觉得文学修养不够。无奈的作者恐怕只好抛却写作，干点“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事业了。
湘江，从海阳山石缝间玎玲而出，经七十里灵渠，水分两派。三分水归漓，七分水归湘。湘水占多，于是志得意满，左顾右盼，望东北方款款流淌。（乔良：《灵旗》）
老式电话铃回声四溅。（严歌苓：《青柠檬色的鸟》）
郑大全笑笑，在她枯焦干瘦的脸上啄了个吻。（严歌苓：《茉莉的最后一日》）
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莫言：《红高粱》）
刘大号对着天空吹喇叭，暗红色的声音碰得高粱棵子索索打抖。（莫言：《红高粱》）
分配结束后，同学都作鸟兽散，本市的回市里的家，外地的回外地的家，还没走的也打起了铺盖卷，上街去进行最后一次扫荡。挂了四年的蚊帐一朝除下，寝室顿成了荒山秃岭，透出一股悲凉味。（李晓：《继续操练》）
风，开始去和叶与影嬉戏，树梢便把窸窸窣窣一阵大一阵小的笑声广播出来。（简萓：《初次的椰林大道》）
落日小巧地别在了山坡的肩上。（张悦然：《这些那些》）
上面例句中的“志得意满，左顾右盼”“回声四溅”“啄”“凄婉可人”“爱情激荡”“暗红色的声音”“扫荡”“荒山秃岭”“广播”“别在”是万万不能加引号的。这是精彩的文学语言，引号加上，精彩不再，至少让精彩褪色。
法学随笔可归入文学作品中，文学语言的特色不能缺少。
文学语言追求的是陌生化语言，不喜熟人社会，善变是它的生存要领。标点符号属于书面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跟文章的语义密切相关，因此，标点符号的用法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变化不断。不仅随时代而变，而且其变化与文体，与作者的风格，与文学流派都有关系。善于创新的作家，其创新性不但表现在文体上，还表现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作家、文学评论家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但出版界，尤其是非文学编辑，有的对这个道理还不十分明白，还以科学语言的标准对待法学随笔的语言，追求语言的“普适性”，遂使法学随笔语言的生动、活泼尽失。这是万万不能做的。
要允许标点符号撒泼！
法国文豪雨果当年把《悲惨世界》手稿寄给出版商，久无音信，遂修书一封：“？——雨果”出版商回复：“！——编辑室”标点符号在这里还活蹦乱跳的，出演哑剧小品。一位名叫斯仲达的作者写过一首题为《失踪》的小诗，彻底把标点符号五马分尸了：
失踪
……
……
……
……
……
……
标点符号在这里已被运用到极致，从幕后走向前台，开口说话了。只不过在诗歌朗诵会上，斯仲达先生遇到一个难题：如何吟诵？
何柏生
2017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