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对于社会的功用，虽不像经济学那样直接影响到现行政策和国计民生，但学术变迁史一再表明，人们总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而去研究历史。其道理很简单：人们渴望从历史的反思中获得种种启发和借鉴，求训致用，以补益于现实社会。因此，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的今天，不少学者的研究视线转向了对近代史上中外交往过程的分析考察，而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史，就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课题。
1919年3月，列宁亲手创建共产国际，从成立到1943年6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历时近1/4个世纪。它作为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领导了这一风云变幻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理论思想、战略、策略、方针、路线对各国共产党、各国革命都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甚至在它解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整个国际政治的格局，仍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共产国际解散，始终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党的路线正确与否，革命斗争的成功或挫折，都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不顾或忽视这一内容极其丰富、而其中许多事件的因果关系又极其错综复杂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党史方面的许多问题就会说不清楚。
列宁初创共产国际的那5年是正确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主管共产国际的工作长达18年，总的来讲，支持中国革命是主要的，但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年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1]
历史唯物论对人对事的评价应该是对历史起了促进作用还是倒退作用。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个斯大林的合作者也曾是对手，以敬畏的口吻评价斯大林：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如果再加上一句：“他创造了一个震撼世界的拥有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那么他在前进中所犯的许多错误，也丝毫不能掩盖其众所周知的光华了。
对毛泽东的评价亦应如此。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最高领导集团大致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过渡时期，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时期。
但是，自赫鲁晓夫伊始的苏共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苏联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中国共产党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共产国际和前苏联的关系曲折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党两国关系曲折复杂、扣人心弦且具有悲剧色彩，由肩并肩的盟友变成了对立方，发生180度大转弯，这无疑是当代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全球战略的最重要的外交关系，而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关系又是其中的核心。
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两党两国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关系的好坏及其转变过程，无论是对中苏自身，还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都产生了巨大和深刻的直接影响：
一 直接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
中苏关系由好变坏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不复存在。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
苏共和中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处于执政地位的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中共党员人数最多，苏共历史最长。中苏两党关系直接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苏共和中共多年的团结合作，使自19世纪40年代兴起的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西欧逐步扩展到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到高潮，成为影响时代的“最大政治力量”[2]。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大的曲折，由统一到分裂，从高潮到低潮。造成这种逆转的原因很多。20世纪60年代中期爆发的中苏两党公开论战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中苏两党的影响和作用下，全世界80多个马列主义政党几乎全部卷入中苏公开论战之中，加入一方，批判和攻击另一方。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场由中苏两党牵头、由各国共产党参加的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战”中元气大伤。1965年苏共召开莫斯科三月会议，中共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拒绝参加，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政治路线和理论观点的分歧，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复存在。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好转。
二 直接影响中苏两国的兴衰
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两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苏联在自身战争创伤尚未完全根治的条件下，对华提供大规模的援助。这种援助不是无偿的，却是真诚的。[3]这在帝国主义对华严密包围、封锁的情况下，更是雪里送炭。支持是相互的，中国在外交上全力配合苏联，在经济上向苏联支付硬通货、出口农副产品，输送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对苏联也尽了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的岁月里，两国综合国力都在增强，国际威望空前提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苏联、苏共领导集团由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国沙文主义恶性膨胀，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对中国施压，并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这样在与自己主要敌人美国对抗之外，又一步步地把中国这个盟友变成了新的敌人，从而在战略上陷入美国与中国的两方面夹击之中。毛泽东早就料到陷入这种战略格局中的苏联“会输的”[4]。
当中苏由盟友变成敌人时，为了防止美国和苏联的进攻，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大搞三线建设，实行“散、山、洞”方针，接着又在广大城市“深挖洞”，大修地下防空工事，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与此同时，在国际上针对苏联开展反修斗争，并把这种斗争从国际引向国内，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催化剂，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实践证明，中苏关系好，两国兴；中苏关系坏，两国衰。中国由于邓小平的改革主要是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主动改善对外关系，包括与苏联关系，很快摆脱困境，走向兴盛。苏联由于改革失败，在1991年解体。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慨叹：“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苏联共产党，这个有93年历史，拥有1500万党员的大党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不仅结束了自己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4年的历史，同时也结束了自身的生命；随后，连同它一起葬送的还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们应从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曲折复杂的史实中，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地加强我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这正是撰写本书的宗旨所在。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作者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以时间为经，以事实为纬，分为“列宁亲手创建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初期”、“共产国际中期”、“共产国际后期”、“斯大林晚年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等8个阶段，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对外战略等三个方面入手，研究中苏关系从结盟到对抗的历史演变过程，据此分析导致发生这种变化的历史原因，总结其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这对于我党我国今天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复杂的国际形势，正确看待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发展及其前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应当是一本富有哲理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