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的一般概况
1919年3月2—6日，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30多个国家工人政党的代表。俄国共产党的代表有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契切林等。列宁宣布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共产党作了报告，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尽可能多的物质援助……我们将继续认为，我们有义务支持每一个承认共产主义原则的工人运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的工作委托执行委员会来办理，这个执行委员会由俄国、德国等7个国家的党选派一个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选出5个人组织政治局（执行局），他们是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普拉廷、拉科夫斯基等（他们都是俄国人）。季诺维也夫被选为主席，共产国际就这样产生了。
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从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先后召开过七次代表大会。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有执行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来处理和解决共产国际日常事务。执委会下面领导西欧党的是西欧局，领导中东、近东、远东各国党的是东方部，直接领导中国党的是东方部的远东局，设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因此又称伊尔库茨克局（达林称为“远东书记处”）。
从共产国际成立到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期间，为时七八年的共产国际主席是季诺维也夫；第七次全会决定取消共产国际主席改为政治书记处之后，第一个政治书记是布哈林，1929年7月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把布哈林开除之后，库西宁和曼努意斯基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要领导人，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则是季米特洛夫。
从共产国际“一大”起，每次大会都有中国代表或代表团参加。第一、第二两次代表大会都是在中共成立之前召开的，当时中俄交通刚刚打开，共产国际还不能或来不及邀请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出席大会，而由侨居在俄国的华工组织派人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大会。
共产国际“一大”是1919年3月召开的，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中国代表是刘绍周和张永奎。刘绍周又名刘泽荣，是“华工联合会”的主席，张永奎是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主席。“华工联合会”是十月革命后在旅俄华工中很有影响的组织，于1918年12月中旬在彼得格勒成立，联合了各地原有的旅俄华工中很有影响的组织，有四万至六万会员。在共产国际“一大”第四次会议上，刘绍周向大会读了祝词，并多次同列宁会面。
共产国际“二大”是1920年7月19日在彼得格勒开幕的，7月23日移至莫斯科举行，至8月7日结束。刘绍周、安恩学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所代表的组织是“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
所谓“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据苏共马列研究院档案材料记载，它“是俄共（布）外国部的组成部分。1920年7月1日俄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批准它是侨居苏联的中国党员组织的唯一中央机构”。它“从一开始活动就同共产国际建立密切接触”。1920年7月，组织局向共产国际执委提出要求准予派遣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共产国际执委满足了这一要求，于是两名中国党员、组织局的代表列席了大会。
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上，刘绍周作了关于中国情况的发言，并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讨论。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还有瞿秋白。他是1920年10月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去莫斯科的，1922年2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太雷在大会发言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扩张，对中国以至世界革命的严重危害，要求共产国际和各国支部对远东、对中国革命运动给予更大的注意和更多的援助。
参加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的是陈独秀和刘仁静。刘仁静代表中共在大会上讲话，主要表明中共要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李大钊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五大”（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并发了言。他在列举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量的侵略罪行之后，指出中共在民族革命斗争中按照共产国际“四大”所通过的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决定进行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参加共产国际“六大”（1928年8月17日—9月1日）的中共代表是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等。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了“七大”，王明、康生和林育英等参加了大会。
此外，中共在共产国际有常驻代表。大革命失败后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向忠发，从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到1931年8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瞿秋白、张国焘、邓忠夏、王若飞、黄平、余飞等组成。王明等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后，王明、康生就取代了瞿秋白等。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回国后，王稼祥、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曾担任过短时期的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
如前所述，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共产国际过分强调了集中的一面。比如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各国党要统一和协调行动，季诺维也夫在会上极力坚持要实行集中制，坚持把共产国际变成一个世界性的集中统一的党。
另外，在共产国际范围内，俄国党实际上处于一种领导党的特殊地位，联共（布）党内的问题往往可以不列入国际的议程，从而遭到一些党的反对。1926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全会上曾几次讨论了俄国党在国际中的地位问题，但季诺维也夫说：“只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功，就必须保持历史经验最丰富的苏联共产党的影响。”
由于这些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不正常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二）共产国际的反倾向斗争
共产国际的反倾向斗争，大多数是围绕苏联党内斗争而展开的，但它直接影响到各国革命的发展，这特别明显的反映到中国革命的问题上。1924年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集结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反对联共（布）党、反对斯大林。托派分子拉狄克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和斯大林展开争论，提出19世纪以后的中国经济结构已经不是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由此出发，他反对斯大林所主张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反对封建的理论，他认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应反对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显然是托洛茨基在大革命的武汉时期主张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打倒武汉政府建立苏维埃的理论根据。为此斯大林曾亲自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反帝和反封建的性质，主张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27年5月召开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正是中国革命发生新的变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托、季联盟对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提出自己的反对纲领。当时和托、季联盟的斗争主要是反“左”，因而直接反映在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是更加强调联合，而忽视斗争。
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前后，斯大林又开展了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共产国际“六大”宣称世界革命已进入第三时期，也就是所谓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矛盾加深，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苏联在国际间的地位就更为重要。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高潮时期，斯大林一直担心以日本、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准备对苏联发动战争，因而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并要求把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例如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蒋介石怂恿张学良从苏联手中夺回全部铁路管理权，中苏断交。这时共产国际在给我党关于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中，要求我党号召群众“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同时还指示我党要显示军事威力，组织武装暴动，夺取大城市。
当时，布哈林赞成对资本主义各国的进攻要严加戒备，但主张应由苏联主动设法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斯大林反对布哈林这种见解，认为只有进攻才能对抗进攻。由于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的右倾结果，使1929年中国刚刚结束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之后，又跟着反右，结果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