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由于俄国革命的影响，在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形成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马林等对中国革命还了解得不多，因此在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对国民党的认识方面，还是右倾的。
（一）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维经斯基、马林等先后来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19年中国发生“五四运动”，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基础上，从思想上、理论上，同时也从组织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1920年6月5日，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在这篇报告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他的主要思想是：（1）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结成亲密的联盟；（2）共产国际必须帮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未来的共产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建立新型政党组织；（3）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4）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但不能和他们“混为一谈”，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5）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因而极大地援助了中国革命。列宁为大会起草并通过的其他一些文件，还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政策原则，为各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确立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列宁的建党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就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即1920年5月间，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中国。维经斯基的中国名字是吴廷康，十月革命前是印刷厂的排字工人。1913年去美国并在美国加入社会党。十月革命后1918年春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了共产党。国内战争时，在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期间，他从事地下活动，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起义。粉碎白匪军以后，他又重新回到海参崴，那里的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被捕并被流放到萨哈林岛（库页岛）做苦役。推翻白匪政权后，1920年1月间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由于他有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和通晓英语，5月间他就被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中国。和他一道来的有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人员马迈耶夫等。他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会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到中国后，首先通过北大的俄籍教授柏烈威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同志，然后经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他曾向陈独秀表示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的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能够很快地联合起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将予以支持。在此期间，他除会见李大钊、陈独秀外，还会见过孙中山先生。
不久（大约1921年1—2月间），维经斯基就回俄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在中国初步活动的结果，嗣后他就被留在国际远东局任主任秘书，负责处理远东局的日常工作。
1921年6月间，荷兰人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到达上海，和他同时在上海的还有接替维经斯基的另一个国际代表（属伊尔库茨克局）尼科尔斯基。马林原名斯尼弗莱特，他原是荷兰铁路工人，当过铁路工会的干部，入党后由荷共派到印度尼西亚做工人运动，并参加了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是远东第一个马列主义组织，在此期间他又使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参加到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组织回教联盟中结成民族反帝统一战线，1920年他作为这个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被派在民族殖民地事务委员会任秘书（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列宁），参与制定国际民族殖民地政策，由于列宁的推荐，他成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
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后，和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一大”的李汉俊、李达、张国焘等人有所接触，并对如何制定党的纲领方面提出过意见，但他和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一大”召开的前期甚至没有请他参加会议，但后期还是邀请其参加了，就在他们参加会议的当天晚上，他们围坐在李汉俊家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法国巡捕房的密探突然闯了进来，但转身又走了。马林十分机警，建议会议马上停止，所有人马上离开，接着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首先走了，会议随后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召开。这样，虽然马林参加了“一大”，但并没能表达他的见解。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由于共产国际的帮助，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因为当时中方不知如何筹备，共产国际便提出了按列宁建立布尔什维克党那样来建党，这就有了榜样。但也有问题，从“一大”通过的党纲来看，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主要是搞工会、工人运动，这都是照抄西方的，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任务以及具体道路等还都不清楚。
（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谈到了支持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问题。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谈到世界革命的前景时，又强调了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巨大意义。列宁当时说：“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1922年1月，为了与帝国主义的华盛顿会议相对抗，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共产国际又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这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这个大会对党制定具体纲领和建立统一战线策略思想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1年10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通知，要中国、朝鲜和日本派代表参加在苏联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亲自去找孙中山的国民党进行联系，国民党决定派出一名代表（张秋白）参加这次大会。
1922年1月21日，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除中国外，还有朝鲜、日本、蒙古以及其他远东国家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有30人左右，代表中既有中共代表，也有国民党代表，既有工农代表，也有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张国焘、柯庆施、王烬美、邓恩铭、邓培、张秋人、王乐平、于树德、王光辉、王丽魂、黄凌霜等都出席了大会。大会是在列宁的指导下召开的，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张国焘和产业工人的代表邓培以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等参加了接见。列宁除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无限光明的前途外，着重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勉励中国工人团结其他革命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前进，列宁甚至还询问了国民党代表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
大会开了一个星期，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揭露了当时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所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的罪恶，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当前最大的敌人，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俄国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大会着重地研究了中国问题，认为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前的革命任务就是要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和独立”，就是要反帝反封建。为了完成这一革命任务，大会号召建立国际的和国内的统一战线，并明确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大会的这些内容，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刚刚成立，对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还没有来得及学习，大家都知道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怎样达到这一目标，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要经过哪些道路，很多人是不清楚的。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曾提出过要反对中国的政客军阀，但它是想把反帝和反封建结合在一起“毕其功于一役”，而且也不是把它们当做党的纲领提出的。但经过这次会议的启发，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解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经过民主革命阶段。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就是要反封建主义—军阀制度和封建土地制度。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一部分代表不久回到祖国后把大会的成就报告中共中央。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和7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这两个文件就是在这次大会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两个文件和中共第一个纲领相比较，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方面更进了一步：
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联系到当时的形势，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当时喧嚣一时的“武力统一”、“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各种反动政治主张，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多年来和军阀妥协的错误，明确指出：解决中国混乱政局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个作为革命目标的民主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进一步根据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根据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共产主义纲领和民主革命纲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彻底的革命纲领，这个纲领，有效地动员了广大人民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里还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
和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相适应，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也给中共以巨大影响。
在这次大会召开前，中共很多党员，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中的民主势力是估计不足的，甚至存在着厌恶情绪。但在这次会上，中共的代表和国民党的代表在一起开会，一起讨论有关民主革命的问题。在大会的影响下，192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具体地提出了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办法：“中共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革命。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但这个文件的缺点是没有把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作用表达出来。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内容主要是把孙中山派的民主势力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并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次革命的理论。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具体怎么办，“二大”决议案很含糊，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有具体指示。
（三）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促进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项战略决策和重大贡献
共产国际从1921年6月第三次代表大会起，根据列宁的思想，不止一次地研究了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阐述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巨大意义。1921年12月共产国际制定了统一战线提纲（“十二月提纲”）。1922年2月，共产国际第一次扩大执委会，进一步指出“十二月提纲”是正确的，但“在运用这种策略时，要和各个国家的条件相适应”。具体到中国来说，共产国际曾经有过“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的方针，但最后共产国际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是要建立在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因此，维经斯基在中国不仅促进建党，而且于1920年秋天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这是共产国际同孙中山的第一次接触，孙中山询问了苏俄和布尔什维克问题。要求建立电台联系并希望得到军事援助。
1921年6月间，马林接替维经斯基来到中国。12月间，他带着翻译张太雷从上海到桂林和孙中山见面，“就承认和联合苏俄的可能性问题进行过三次长谈”，孙中山表示只有在他的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他才能公开和俄国结盟。马林从桂林又到广州，正好遇上香港海员大罢工，他亲眼看到国民党支持罢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拥护国民党等情况，更对国民党具有好感。因此，他认为孙中山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所以他回到上海后，竭力主张共产党应当放弃对国民党的不介入态度，而是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当然，他也认为在活动中共产党不能放弃它的独立性。但马林的这个主张为党内多数人所反对，于是马林在1922年4月24日离开上海回苏联。
除马林外，共产国际少数派代表达林，根据苏俄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谈判的特派代表裴克思的指示，也在1922年4月下旬到广州和孙中山直接接触。他的任务是要“搞清孙中山的内外政策，孙中山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他的近期计划和国民党作为一个积极因素在广州政府的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在达林和孙中山的谈判中，也谈到了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在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的情况下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当时这个主张就遭到张国焘等人的反对。
1922年8月间，马林从苏联再次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中共“二大”闭幕后不久，他批评了“联合战线”的政纲。他说孙中山不会赞成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但他的意见，仍旧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于是他提议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共中央杭州（西湖）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一步具体实施“二大”规定的“联合战线”。就在西湖会议闭幕后没几天，孙中山因陈炯明的叛变从广州到达上海，他好像是失掉了一切，这时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等分别去拜访了他，孙中山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人们注意的中心问题是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列宁直接参加了的第二次大会不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研究了反帝民族革命运动的一些理论和战略问题，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则讨论了东方各国已经积累的实际工作经验，因为在这以前，中国、印度、土耳其、波斯这些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共产党。这为解决一系列策略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提纲中写道：“如果西方各国在进入组织上积蓄力量的转变时期提出的是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的话，那么殖民主义的东方现在则必须提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纲领中提出要防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一个或几个心怀敌意的帝国主义大国相互勾结”的问题。纲领中还指出，反帝革命只有同土地革命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胜利。这份文件强调指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印度的、波斯的、埃及的）害怕土地革命口号，证明当地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和封建资产阶级地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些资本家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有赖于后者的”。在中国嗣后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也完全证明了这些论断。
纲领虽然也考虑到反帝统一战线的社会成分很复杂，但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只是含混地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首先应当在整个反帝战线中赢得革命的独立地位。”
总之，共产国际当列宁在世时，并在他的参加下制定出了建立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纲领，这个纲领回答了很多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陈独秀、刘仁静。刘仁静代表中共作了如下发言：“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大前提，势须形成一个反帝的联合战线，因此本党（中共）决定与国民党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我们是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并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
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出“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只要国民党客观上进行着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在民族革命战线上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同年5月，在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中，又特别强调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应力求工农联盟的实现”。指出“如要发展民族革命与建立反帝战线，就必须同时发展农民反对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只有能够吸引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小农——参加运动，这个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些指示，尽管有对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估计不足，未明确提出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缺点，但它对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就在这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决议。”
1923年9月，联共派鲍罗廷来华，被孙中山聘为政治顾问，也有力地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改组会议，发表了改组宣言，并指定专人和鲍罗廷办理改组事宜，这样，全面改组国民党，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就日益接近成熟了。
以上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从“赞助中国国民党”到“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统战政策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应当肯定共产国际在建立国共合作方面的积极作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二大”。其间，党的主要方针、政策都是在他指导或参加下制定的。但应当看到他的消极方面，这从1922年7月11日马林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工人运动和对国民党的看法都是右倾的。
另外，当时香港海员大罢工已经发生，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却说：“……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现时工人阶级又尚未充分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对国民党的看法是“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只看到国民党革命性的一面，没有看到它妥协性的一面。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头一句话就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共同的目标应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这是只有民族革命，没有社会革命。
但1923年5月，共产国际对中共“三大”的指示则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主力军的作用问题。
中共“四大”决议案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它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乙 推动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功过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存在着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农民问题以及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汪精卫的阶级分析等问题上却是右倾的，对中国革命三个阶段的划分是错误的。
（一）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及失误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问题。斯大林指出，由于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就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结合”。这是“共产国际（就是说联共中央也是如此）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整个路线的出发点”。但托洛茨基和拉狄克等则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土地就可以自由买卖，加上19世纪以后外国资本的入侵，中国的经济结构已不是什么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一开始就应该是反资产阶级。这显然是错误的。
第二，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斯大林在1926年11月《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就讲到，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极端软弱，“中国革命倡导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中国农民领袖的作用，不可必免地要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
第三，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斯大林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斯大林热情赞颂当时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千百万农民群众卷入伟大的土地革命斗争，并且热烈支持农民在这些省份赶走地主，“建立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卫力量”的革命行动。但托洛茨基则认为封建残余在中国或者是没有或者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在中国主要的事情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中国关税独立的革命，但争取关税独立的革命则是资产阶级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的纲领。
第四，关于和资产阶级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临时的联盟”这一思想，进一步指出在像埃及或中国这一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进一步到工人与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这种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工农政党的形式。所谓国共合作就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造国民党，发展工农革命分子，最终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但托洛茨基把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等同起来，认为中国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容许和资产阶级建立联盟，特别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第五，关于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斯大林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己解放的极重要因素”，“在中国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第六，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斯大林指出，中国成立工农苏维埃，就是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但准备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办到。
第七，关于“三二〇”、“中山舰事件”的方针。斯大林当时就指出，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企图。联共（布）中央指示，必须采取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并且把它们开除出国民党的方针。
第八，关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对蒋介石的方针问题。1927年3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和武汉政府对立前，联共中央提出了三条方针：发展群众运动、武装工农、揭穿国民党右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托派分子拉狄克等人主张立即占领上海，进行决战，斯大林坚决反对，认为在主客观力量都不具备的条件下进行决战，是帮助了中国革命的敌人。这是正确的。
但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等，在阶级分析上是右倾的，斯大林认为广州国民党政府“不但是革命的而且甚至是中国将来革命民主政府的榜样”，国民党的旗帜是“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孚众望的”。在1926年3月，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国民党作为同情政党被接纳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国民党右派胡汉民代表国民党出席了会议，蒋介石还成了主席团的“名誉委员”。对汪精卫，斯大林一直认为他是国民党的“左”派，但汪精卫既不赞成没收地主的土地，对工农又有戒心，实际上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思想。
另外，斯大林在他的文章中（1927年7月《时事问题简评》），把中国革命运动机械地、死板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武汉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转入了反革命阵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了革命”。第三阶段，中国革命进入了苏维埃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就只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了。这里，斯大林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统划出无产阶级同盟者之外，这是不正确的。
（二）陈独秀和共产国际
陈独秀在回顾和总结大革命之所以失败的问题上说，由于他“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可耻的悲惨失败”。中国共产党“过去以至现在”“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的”。至于他个人，从国共合作问题到“中山舰事件”以至发表可耻的“汪陈宣言”，都是“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的结果”。
当然，如前所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错误分析和指导，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有影响的。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据原苏共中央档案馆解密的档案，从1923年到1927年的五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陈独秀这个总书记难当得很。但这种把大革命失败的罪过完全推到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头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一，陈独秀并没有忠实执行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陈独秀从一开始就站在反对的立场上。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给吴廷康（维经斯基）的信里，就公开反对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他提出六条反对理由，并且告诉维经斯基：“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这时，鲍罗廷不在广州），共产国际、联共中央的指示是必须采取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并且把他们开除出国民党的方针。但陈独秀拒绝采纳，坚持退让政策。斯大林当时就指出，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企图。而陈独秀不仅不敢揭露事实真相，反而荒谬地认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是“我们应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甚至讲“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由于陈独秀坚持执行退让政策的结果，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使蒋介石达到了他打击和排斥共产党、完全控制第一军的目的。
1926年下半年，在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帝国主义、蒋介石加紧破坏活动的紧要关头，共产国际、斯大林曾多次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比如1926年12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其基本内容除论及反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领导权外，特别强调农民问题，明确指出：在现实革命发展过渡阶段上，土地问题开始获得了尖锐的形式，它是今日局面的中心问题，哪个阶级能够毅然处理这个基本问题而给予彻底的答复，那么这个阶级就成了革命的领袖，在当前中国环境下，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急进的土地政策之唯一阶级，急进的土地政策之实行，乃是胜利完成反帝斗争及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
从当时形势来说，北伐基本胜利了，革命再要前进，就是要深入土地革命。只有把几亿农民发动起来形成一个暴风骤雨的形势，才能无敌于天下，所以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非常正确。但1926年12月，由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却否定了这个指示。他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原则上同意国际的决议，但认为事实上无法执行，说当前的工作是纠正农运的“过火”行为，然后才能没收土地。
1927年，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条方针：发动群众运动、武装工农、揭穿国民党右派。但陈独秀却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一味妥协退让。为了迎合蒋介石的要求，竟自动禁止工人纠察队执行镇压反革命的任务，放弃了深入发动群众来支持和巩固上海革命政权的任务。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汪陈联合宣言》，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涂脂抹粉，欺骗和麻痹人民，解除了党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装。
1927年4月、5月间，党的“五大”以后，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共产国际在5月召开的第八次执委全体会议上，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接着国际又发出了“5月紧急指示”。在这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意见中，反复建议中国党大力发展革命势力，深入发动农民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建立可靠的武装，改造武汉政府，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必须掌握领导权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这些指示和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陈独秀所把持的党中央却拒绝接受，甚至把国际指示扣压下来不让党内许多同志知道。
第二，陈独秀抗拒共产国际、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正确指示，不是偶然的，是由他自己思想理论作为指导的。这就是他只承认中国工人阶级是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重要分子”，而不是领导阶级；认为农民有参加革命的可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去资产阶级，革命便失去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等。
当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有它的发展过程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具体讨论改组国民党和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陈独秀就夸大资产阶级的作用，贬低无产阶级，认为在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应居于领导地位，无产阶级是附属的，主张把共产党完全合并到国民党中去，取消党的独立性。他的口号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仍旧认为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只能“做一个督战者”。
当1926年7月12—18日党中央四届三中全会（扩大）召开前夕，陈独秀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卑躬屈膝地说：“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果中共阴谋倒蒋“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哪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在陈独秀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为会议起草的决议案，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方针、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1.关于统一战线中同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新右派的关系问题。陈独秀在《中央政治报告》中提出：“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陈独秀认为，“在估计革命运动之社会的力量中，并非要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是否参加及是否参加到底的问题”。陈独秀断言：“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在《军事运动决议案》中，他把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新右派的军事武装，看做是民族革命的中坚力量，放弃了党对武装的领导权。
2.关于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问题。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中，规定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而应包括中下层地主在内。对地主阶级的策略，是用“全体农民联合”的口号，不可打倒大地主。在农村联合战线内，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陈独秀反对农民革命武装，说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竭力阻止农民掌握武装。他规定农民武装“不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
3.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断言：“中国工农阶级要能实际领导这个革命，其最重要的条件，必须代表工农势力的本党成了群众的党，而且有很好的组织。”“而我们现在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之过渡期间，要跑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必须更大的努力。”并指责那些坚持由无产阶级领导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志是“完全看错了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远景”。陈独秀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这时阶级斗争日趋尖锐，革命到了严重的历史时期，且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和政策继续发展。陈独秀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及这次会议的一系列决议案，反映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要表现在：
1.关于革命政权和革命领导权的问题。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事”。
在1926年12月，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吴廷康、鲍罗廷联席会议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中，再次重申，“应使左派由我们的援助获得在政府和党的领导地位”。那种“以为我们党之独立，即是组织工农、小有产阶级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下，和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抗，这样解释我们党之独立，必定走向和国民党脱离而危及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因此，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极其危险”的。陈独秀完全放弃了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2.关于武装问题。陈独秀放弃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不去扩大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而是帮助唐生智等发展武装，对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建立军事独裁，收编大量军阀军队，不断扩大他的反动武装力量，不但不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反而一再退让，并提出以“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平衡”的办法，来延缓蒋介石的反动。
3.关于统一战线中同资产阶级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陈独秀认为国民党问题，其要点“乃是一个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而目前联合战线中发生严重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陈独秀认为，之所以造成国民党蒋介石右倾，是因为“湘鄂工农运动之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现右倾”；同时，是因为“我们党中的左稚病”，“包办国民党”、“包办农民运动”。因此，“必须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要求“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地和国民党‘合作’防止我们过于向左”。
4.关于工农运动问题。陈独秀认为工人运动的“左倾”，已使联合战线破裂的可能性异常严重。关于农民运动，陈独秀断言：当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的重要性，他们目前的迫切要求是“减租减息”和“反抗苛捐杂税”等等。
1927年4月27日，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辩护。他仍然认为对“中山舰事件”所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是正确的，他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是不能够压倒蒋介石”；关于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他认为是错误的，是“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关于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说“虽然我感到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的路线”。
总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时已经形成。这是他的“二次革命论”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所决定了的。
另外，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作风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也有很大关系。
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代表是维经斯基，他到中国和陈独秀会面后只是要求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并和这个组织建立联系，大约在1921年春他就回国了。
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第二个代表马林，对陈独秀的思想是有影响的，如前所述，他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认为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农民群众对革命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而对当时的国民党他则认为比共产党更能联系工农群众。
1923年11月维经斯基接替马林作为国际代表第二次来到中国。他在上海设立了工作机构，对陈独秀领导下的上海党中央起重要的指导作用。1924年12月，他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文，宣传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对孙中山北上后在日本问题上的某些错误思想进行公开的批评。但几乎与此同时，他积极支持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提出所谓“共产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的口号。1925年12月（国民党“二大”前夕），陈独秀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商谈所谓国共关系问题，陈独秀反复表明共产党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为此和国民党右派还达成了七点协议。陈独秀和国民党右派的这次商谈，是得到维经斯基的支持的；但特别严重的是1927年2月、3月间，当中共打下武汉且以武汉为中心来对抗在南昌的蒋介石时，维经斯基竟跑到南昌想同蒋介石妥协，寻求蒋介石的谅解。鲍罗廷斥责维经斯基的这一行动是扮演了十月革命时加米涅夫、李维诺夫那种工贼的角色，不但动摇了当时的反蒋战线，增长了蒋介石的气焰，而且损伤了我们自己的威信。
1923年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影响较大的要算是鲍罗廷和罗易了。
鲍罗廷是1923年9月到中国的。通过加拉罕（苏联驻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的介绍，他先到北京，然后经由上海到达广州，10月25日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政治顾问。
鲍罗廷到中国后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从联共内部来说，他是“中国南部苏联军事政治工作团”的总负责人，公开的身份则是“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总顾问”，指挥俄国所有军事和政治工作的顾问人员。他既不受加拉罕的管辖，也不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指挥，他是直接受斯大林和联共中央、政府的领导的。这点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从国民党方面来看，他不仅是政府和军事顾问，而且是党的顾问，不仅是技术的顾问而且是决策的顾问。总之，鲍罗廷作为国民党的总顾问，对国民党的党、政、军都可过问，当时国民党右派邹鲁到处叫嚷说：“党权不在最高党部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权不在最高政治机关的国民政府，而完全集中于政治委员会（按：相当于联共和中共的中央政治局），于是俄人鲍罗廷就拿政委会顾问资格在里面肆行操纵，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由于鲍罗廷的权势很大，当时广州东山的“鲍公馆”俨然是个小政府。另外，鲍罗廷对陈延年等同志领导的广东区委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对鲍罗廷在大革命时期的功过也应具体分析。1926年前，鲍罗廷参加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国民党章程就是鲍罗廷起草的。另外，黄埔军校的设置，军事组织、政治制度的拟定都和鲍罗廷直接间接从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帮助有关。他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中坚持斗争，坚持镇压商团的叛变，在此期间，他“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1926年7月，他在黄埔军校题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讲演中，认为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是好的，但要解决土地问题。北伐战争中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和鲍罗廷贯彻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1926年9—10月间，蒋介石包揽军权、政权和党权，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鲍罗廷和广东区委的策划下，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重要决议案。这些决议案主要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右派猖狂进攻的。1927年1月，武汉国民政府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鲍罗廷在会上讲话，大意是说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蒋介石回到南昌后，立即给党政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打电报，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顾问职务。3月间，国民党召开了三中全会，“左”派力量占压倒优势，鲍罗廷批评了蒋介石，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剥夺了蒋介石所窃据的中央执委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只是没有解除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
但鲍罗廷也犯了一系列右倾错误。特别在大革命后期完全和陈独秀滚到一起了。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鲍罗廷不在广州，4月29日鲍罗廷回到广州后不久，蒋介石又召开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了“党务整理案”，这是蒋介石继“中山舰事件”之后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又一次进攻。尽管斯大林指示必须采取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并且把他们开除出国民党的方针，但鲍罗廷却不作公开斗争，而是采取容忍的态度，甚至在国民党二中全会召开前，向蒋介石表白我党始终维护国共合作、决不作公开反对的举动。此后，许多同志建议，把俄国接济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军火交给农民而不交给蒋介石，但鲍罗廷认为，这样做只会再度引起蒋介石的猜疑，并且答应蒋介石支持他筹划的北伐来换取国共继续合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有的同志主张把北伐的主力号称“铁军”的第四军调到南京去，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并监视蒋介石的活动，但鲍罗廷等人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有两个：第一，认为长江下游和帝国主义太靠近，会引起冲突和干涉。这是对帝国主义干涉后果估计过高的右倾恐帝思想。第二，认为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将要来武汉，如果我们和蒋介石完全闹翻，蒋介石一定要扣留汪精卫，不让他来武汉。这是对汪精卫继续存有幻想。结果调第四军去南京的计划就被搁置起来。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调第四军去南京的话，长江下游“左”右派力量的对比便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也就不会那样顺利。
1927年5月党的“五大”在土地问题上决定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这时鲍罗廷一反过去态度，认为土地革命的时机没有成熟，主张纠正农民运动过激行动；他甚至完全违背国际关于土地革命的原则精神，说“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我们的胜利，便是土地革命”，“党……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公布之一切取缔农民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针对当时形势，共产国际在5月发出紧急指示，内容是实行土地革命，发展工农运动；加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左”派力量；动员党员和工农群众，武装两万党员，编练五万工农群众，组织革命军事法庭，肃清反革命分子。这是当时挽救革命的唯一方法，但鲍罗廷回电莫斯科，说这个指示一时无法执行。
6月下旬，即蒋介石和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联合反共之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鲍罗廷竟完全违背国际指示，提议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向蒋介石自动缴械。这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已经通过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的决议。7月下旬，鲍罗廷由庐山回到武汉，经由西北调回莫斯科。
总之，对大革命后期的鲍罗廷，毛泽东同志认为其是“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人物，“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
1927年4月间，罗易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到达武汉。罗易是印度人，1919年在墨西哥创建共产党，在那里他认识了共产国际派到北美的第一个代表鲍罗廷。1920年他以墨共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为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成员。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担任过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且是共产国际设在塔什干的中央亚细亚局的三个负责人之一。
1926年11—12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罗易参加了这次全会，并由他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提纲。全会除批驳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应该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外，还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对农民重视不够；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竭尽全力为实行土地改革而进行斗争。扩大执委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那些认为农民运动将危害统一战线的人代表了右派的想法，而在国际东方部工作的米夫和其他一些人代表“左”派的观点，他们要求立即成立农民苏维埃。
斯大林在11月30日对扩大执委会所作的长篇演说中，批评了米夫“农民苏维埃”的口号。他指出：“不能避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可是，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他建议成立由农民选举出来的农民委员会，来制定农民的基本要求，这种农民委员会应当成为展开农村革命的核心。他特别批评了那些认为农民卷入革命就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指出：“中国农民卷入革命越快越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越有力和越强大。”在全会召开前，斯大林曾于1926年10月发出一份电报，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占领上海之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1927年8月，斯大林承认那个电报是错误的，而罗易自称当时是他说服斯大林改变了他的观点。
第七次扩大全会以后，罗易被派率领一个新的代表团到中国，根据共产国际新的路线来组织行动，这次全会事先已把罗易选进共产国际主席团，并选他为中国委员会委员。
但罗易到武汉后，和鲍罗廷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中心是加深革命还是扩大革命的问题。鲍罗廷认为共产党应支持国民党“左”派，提出要发动第二次北伐战争，而把土地革命推迟到夺取北平以后再进行。罗易则反对北伐，在他看来土地革命是斗争的强大动力，他认为，“中国革命要么通过土地革命取得胜利，要么就根本不能胜利”。所以他建议：第一，推进土地革命；第二，建立农民政权；第三，建立一支不受拥有土地的军官们摆布的革命军队来巩固革命力量。罗易的这些原则是对的，但他只有原则却没有办法。
1927年5月间，召开了党的“五大”。关于土地问题，大会接受了罗易的观点，决定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事实上“五大”以后不但没有付诸行动，相反却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不久，武汉发生“夏斗寅叛变”，长沙发生“马日事变”，罗易等不但没有把中心问题放在镇压反革命上，以暴动对付暴动，而是认为中心问题是和国民党“左”派搞好关系；特别是郑州被北伐军攻克后，他还想拉住汪精卫来做“左”派的中心，扩大“左”派的武装。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来到中国，这个电报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打给罗易和鲍罗廷的（主要内容详前鲍罗廷部分），对于这样一个国际的密电，中了“汪毒”的罗易不和任何人商议，不经过组织，竟拿去给汪精卫看，并且依照汪精卫的要求，送给他一个副本，罗易这个叛逆行动，汪精卫有很生动的描述。他说：“六月一日，苏俄代表罗易忽然约兄弟去谈话，说‘莫斯科曾有一种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的，鲍罗廷有给你看没有呢？’我说‘没有’，他说，‘我可以给你看’。他于是把那决议案给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们自己翻译出来，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兄弟说，‘可以给我吗’？他当时有点迟疑，最后才说，‘今天晚上送给你，因为要修改几个字’。晚上果然送来。”
汪精卫知道这个电报之后，当然谢天谢地，感谢罗易。“从6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员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员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决议，努力奉行。”
在罗易这个严重错误之下，中央政治局全体反对罗易，鲍罗廷也急电共产国际，不久罗易就被调回莫斯科。罗易回欧洲后，1929年底因他和德国布兰德勒集团的关系被开除出共产国际。1930年年底回印度，此后加入印度国大党，晚年大肆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对抗共产主义运动。
总之，对大革命时期的罗易，毛泽东有过这样的描述：“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他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方法……客观地说来，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他们当时的右倾观点都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的客观原因。
（三）共产国际初期，国际的集中制和中共要求独立自主的矛盾就已有显露
共产国际的前八年，列宁领导了五年，后几年先是主要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领导，后来逐步转变为实际是斯大林领导。
共产国际是列宁亲手创建的。从共产国际成立时起，列宁就是这一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还领导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共产国际从行动纲领、战略策略到组织原则的起草和制定，都体现了列宁的思想，列宁对革命斗争的态度。
共产国际的集中组织原则，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前期就形成了。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一大”通过的《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议》就规定，共产国际是“一个统一的、坚决的组织”[5]。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列宁亲自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和《共产国际章程》，这些文件为共产国际的集中组织原则奠定了基础。
《共产国际章程》宣布：“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武装斗争），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斗争，为建立一个作为完全废除国家的过渡阶段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斗争。”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它认为“必须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加以保证，因此，《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事实上必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6]大会的文件还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它着重强调的是“集中制”，规定这些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但列宁在这里主要是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至于对共产国际本身的组织原则没有这样提，只是规定“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然而，文件赋予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广泛的权力，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另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可以向各党派遣代表。各支部之间最重要的政治来往，都要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那么，为什么列宁创建共产国际一开始就确立了集中的组织原则呢？除了当时革命形势的客观因素外，也和列宁的某些指导思想有关，比如，列宁亲自起草的《共产国际章程》中就提出要建立一个完全废除国家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他认为“必须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加以保证；又比如，列宁在起草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时，曾明确提出要“采取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和俄共纲领中的一部分。[7]这样俄国党那种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就不可避免地被带到共产国际中来。但是，共产国际一开始就确立集中的组织原则，首先是和列宁关于共产国际必须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思想有关。
因为，共产国际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后革命高涨的形势下成立的。那时许多党还处在刚刚成立的情况下；参加共产国际的虽然都是一些愿意革命的政党和个人，但是就其政治倾向和思想状况来说，成分十分复杂，一些“中间政党”和“中派集团”还希望保留一种“自治权”来实行它们以前的机会主义或中派主义政策。[8]此外，在某些大党里（如意大利、瑞典），还存在相当大的改良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派别。在列宁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共产国际，为了达到国际革命运动的统一，采取严格的集中的组织原则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尽管列宁强调共产国际要实行集中的组织原则，但列宁并没有完全忽视发扬党内民主和各国党的独立自主。他认为，尽管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因而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但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各种条件，只有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9]。1920年9月，由列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其他委员一起签署的《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呼吁书》中写道：“共产国际完全承认每一个党的独立性。共产国际从来没有要求这个或那个党在某月某日‘完成’革命”，“共产国际承认每个党在本国健康发展所必需的范围内的自治”[10]。
列宁是身体力行他自己提出的原则的。在他领导共产国际期间，各国党在代表大会及各种会议上可以就革命的迫切问题展开自由讨论、进行民主协商，甚至可以对列宁的意见发表不同的看法，列宁总是广泛采纳各种合理意见。
但是，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却不是如此，他们的主张和行动是违背列宁思想的。1922年11—12月，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季诺维也夫宣布，共产国际“开始在成为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政党”。在这次大会开幕前夕，季诺维也夫撰文说：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必要按照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方式成立若干个部，执委会不应被看做是调解委员会，“显而易见，执行委员会几乎必须‘干涉’每个党的事务”。在大会上，埃伯莱恩代表执委会提出改组的报告，强调“改组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联盟主义残余，使共产国际执委会成为一个集中的世界党的领导机构，在这个世界党中，任何个人或支部都不得破坏决议”[11]。根据这一报告，大会作出《关于改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今后工作的决议》，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各支部的关系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使共产国际的集中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各国党的自主权受到严重削弱。
针对会议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的现象，列宁在会上提出了警告。他说：“在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项关于各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决议。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充满了俄国的味道，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了的……我觉得我们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12]
从当时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文件来看，一方面有集中领导加强的倾向，另一方面又有各党独立性扩大的倾向。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在那时还是把集中制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考虑的。
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内部的“左”倾情绪逐步发展，苏共在共产国际内部的大党主义和特权地位愈益严重，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在共产国际内部的独断专横盛行，完全无视民主，致使共产国际的集中原则逐步演变成高度集中。
1924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通过了共产国际的第二个章程，进一步发展了共产国际的集中制。它规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但向各党发出强制性的指示，而且“监督它们的活动”，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有权撤销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构和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作出各中央机构必须加以执行的决定”；各党的纲领都得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要由国际执委会同意后才能举行。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第一个章程中规定的执委会可以向各党派遣代表，这代表要在与所在国中央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中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务”。而“五大”通过的章程把代表的任务扩大了，第一个章程中的“政治的”这一限制词被省略了。同时还规定代表可以提出同所在国党中央委员会“不一致”的意见。他还“特别有责任监督各支部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样，共产国际驻各国的代表就成为不折不扣的“钦差大臣”。
共产国际实行的这一过分集中制和对各国党的干预权，是得到斯大林的支持的。1925年3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发言说：“至于共产国际的权力和它对各国党的事务的干预，我坚决不同意某些同志所主张的缩小这些权力的意见……当然，各国党都有它内部的自治权。各国党的代表大会应当是不受约束的，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是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但是，如果由此便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力，因而也否认它的干预权力，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13]
此外，“五大”通过的第二个章程删掉了第一个章程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所在国的党有权向执委会多派代表的规定。但新章程规定，共产国际各支部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的人数和应有的表决票数都要由国际执委“根据各党党员人数和各党所在国的政治重要性，作出特别决议加以确定”。而从当时情况来说，没有一个党的党员人数和政治地位能超过苏共。这样，实际上进一步肯定了苏共在共产国际当中的特权，使苏共变成了凌驾于其他各党乃至共产国际之上的领导党了。不仅如此，共产国际还要求各国党要按苏联的模式来建设、活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以苏联为中心轮轴来旋转，苏共的党内斗争和国家的对外政策，也使之成为共产国际的政策。
然而，实践证明，由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来集中指挥情况千差万别的各国革命，是根本行不通的，也是必然要犯错误的。事实上，即使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前期，围绕共产国际的集中组织原则和忽视各党意见的一些做法，已经引起一些国家的党的不满。例如1923年，共产国际执委第三次扩大全会上，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党就提出：共产国际执委所实行的是独断而不是民主集中制。挪威党的代表指出，共产国际执委既不充分了解真相，又不和挪威党中央磋商，就开除了一个挪威工会领袖；国际执委未经通知挪威党中央，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一封给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特别是对挪威党的领袖公开进行攻击更为不满。为此，挪威和瑞典党提出，国际执委会只应处理和决定国际性问题，至于各个国家本身的问题，应由各国支部自行处理。但这一意见遭到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驳斥，认为这是要使共产国际带上“联盟主义”的色彩。
在中国，1921年，即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马林就曾提出，要中共中央局每周向他汇报一次；另一个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科尔斯基也提出要求参加中共中央的一切会议，但都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从而中共中央和马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可以从马林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得到印证。他写道：“我们和这个小团体（指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引者注）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尼科尔斯基接到伊尔库茨克局的指示，要他出席党的领导的全部会议。中国同志不同意他这样做，他们对这种监护表示愤慨，纠葛因此产生。”[14]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在中国有三个中心，除上海的马林外，当时在北方（北京）的中心由加拉罕负责。1924年10月，加拉罕完全无视中共中央，由他私人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某一党员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为此写信给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说：“我们认为这事破坏了我党的纪律，并声明他的报告无效。”同时明确提出：“我们请求转告加拉罕同志，请他今后不要再做此种有害于我党的事情。”[15]
共产国际在南方（广州）的中心由鲍罗廷负责。1924年国共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发展，国民党右派企图压制中国共产党，或者说要踢掉中共这块扩大他们影响的垫脚石。中共当然坚决反对。但是鲍罗廷却建议中共在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下面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有权解决国共双方之间的争论问题。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并且认为鲍罗廷是陷入了圈套。但由于鲍罗廷的坚持，仍旧作出了这种决议。为此，陈独秀致函维经斯基，信中提出：“中国的工作在远东的工作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当然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很好地进行工作，我们经常需要共产国际的正确建议和指示。请向共产国际建议，提醒鲍罗廷在同孙中山打交道时要非常谨慎，以免再陷入圈套，要他多同我们党商量。”[16]
同年冬，鲍罗廷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李大钊、高君宇、赵世炎、范鸿劼等。在讨论如何发展军事力量的问题上，鲍罗廷提出，为了准备北伐，需要一个强大而统一行动的军事力量，他决定培植蒋介石的第一军做这个中心力量，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培养军事干部，在财力和军事装备方面多予支持。当中国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要求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鲍罗廷却认为，目前不宜大张旗鼓地发展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会招致国民党将领的疑虑，对统一战线发生不利影响，不利于北伐战争。他认为，我们的同志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国民革命军中展开工作，只要我们把政治工作做好，便可控制军队……鲍罗廷所执意坚持的这个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中共独立的军事工作意义，其实质是放弃了革命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不能不说是造成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情况足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初期，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体制和中共要求独立自主的矛盾就已经尖锐地表现出来。
但无论加拉罕或是马林、鲍罗廷，他们有这种态度和做法并不奇怪，因为在共产国际所确立的集中领导体制下，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各国党的机构及其代表，“完全隶属于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二大”章程规定），直接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而不受所在国党中央领导。因而，共产国际派驻各国党的代表，为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势必以领导者自居，居高临下，发号施令，就势必造成无视所在国党的独立自主权力，甚至伤害所在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感情，从而损害共产国际内部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