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灿和闵父讨论到对两户人家的惩罚，闵父认为那是酷刑，并不想采用。闵家来到这里居住了二十多年，对邑中民众从来没有实行过这种酷刑，这完全不符合闵父受到的闵家列祖训戒。
周书灿看闵父为难的样子，明白多说无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怎么可能一下子改变闵父的认识？闵家邑民，一小部分是制衡那样的原著民，大部分是跟随闵家从汶上迁徙来的族人或者家臣，让闵父对他们下手，闵父肯定做不到。
“父，那你认为打他们一顿，他们就能不再偷吃河蚌肉了吗？”
闵父摇摇头，他明白周书灿说的对，但是，他做不到那样惩罚两户人家。把这两家的家主打的皮开肉绽，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如果不是想着那些都是珍珠，他也不会让人下那么重的手。
乙低声说：“公，让这两户人家去山里干活吧，山里与世隔绝，他们不接触河蚌，还怎么偷吃呀？”
“不可。”
周书灿立马反对，严厉的呵斥乙：“你这种想法绝对不可以。山中有铁矿和煤矿，现在外界的人根本不知道煤是什么。我们也还没有在那边修建围墙，煤矿和铁矿还是敞开的状态，根本没有封闭起来。山林不是属于我们邑的，如果这两户人家怀恨在心，去跟其他的贵族处告密，一旦让鲁侯知道煤矿和铁矿的位置，我们还能保住铁矿和煤矿吗？
还有河滩地，现在大部分男子都去山中了，邑中所剩的都是女子和老弱病残。贫穷的时候当然不说了，我们只要比周围其他邑稍微富裕一点，就会有人打我们的主意。以我们现在实力，怎么保卫自己的家？恐怕是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你让他们去山里是好意，可他们会有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的风险。”
周书灿的话让乙哑口无言，闵父也是惊诧的说：“不会吧，子骞，他们是跟我们从汶上一起来的族人，怎么会做出来这样的事情呢？”
“父，人心就是这样。当他饥饿的时候，什么道义都不会再讲了。这时候，你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他只想填饱肚子，什么都没有填饱肚子对他的诱惑大。”
闵父点点头，明白儿子说的话是对的，可他还是做不到按照儿子说那样的处罚两户人家。还有那两户人家的亲戚，认真来说亲戚，闵家和那两户也是亲戚了。
替那两户人家求情说：“子骞，你看这样行不行？让他们在砖窑上做工，不让他们再去河滩地。河滩地和我们邑就按照你说的组织起来巡逻队，至于那两户人家的亲戚，就算了吧，毕竟我们也是他们家的亲戚。”
闵父的话都说到这种份上了，周书灿当然不能说不同意。
“行，父，就按照您说的那样做。只是……父，您看这样行不行？让那两户人家的亲戚戴罪立功，监督这两户人家。如果这两户人对外传播河蚌肉能吃，这两户人家的亲戚，就和他们一起接受处罚。如何？”
经过刚才周书灿陈列两户人家将来可能带给邑的风险，闵父和乙都没有周书灿第一次说处罚这两户人家时候，那样的震惊了。毕竟周书灿说的风险是存在的，人心不可测，他们又不是小孩子，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安全问题。
邑没有城墙，之前人口少，又处在深山处，根本就没什么人到这里来，不用来都知道这里会有多穷。可现在不同了，奴隶多了；人口多了；财富也慢慢的多了。如果这里富裕的风声传出去，势必会引来灾祸。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煤，其他人如果知道煤的好处，那还不要疯抢啊，直接灭了邑都有可能。比如鲁侯，鲁国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鲁侯的，鲁侯能让他们从汶上迁徙至此，也能收回他们的邑地。更何况，那山林根本不是闵家的邑地，是属于鲁侯的山林，闵家在鲁侯的山林里挖煤炼铁已经是违法在前了，鲁侯收走煤矿铁矿不是应该的嘛。
想到这里，闵父点点头，看向乙，不是很情愿的说：“乙，你安排下，就照着子骞说的做吧，找人看着这两家人，再看着他们的亲戚。希望他们不会作出什么背叛的事情吧。”
“是，公。”
……
上面提到酷刑，因为之后的文中会有多处酷刑的描述，故此特意交代一笔。有酷刑就有酷吏，司马迁老先生的《史记》，特意为酷吏写传，叫《酷吏列传》，由此可见，酷吏在史册中也是浓浓的一笔传奇人物。
恰巧的是，这本书写的书名是“列传”，那么什么是列传呢？
列传中国纪传体史书的体裁之一。司马迁撰《史记》时首创，为以后历代纪传体史书所沿用。
司马迁《史记》索隐：“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
张守节《史记》正义：”其人行迎可序列，故云列传。”
一般用以记述帝皇以外的人物事迹（凡侯王而能世袭的，《史记》原列入“世家”，后代的纪传体史书则取消“世家”一类，统称为“列传”）。
也有记载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历史的，前者如《明史》中的《四川土司列传》，后者如《明史》的《外国·日本列传》。
简而言之，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是记载历史上重要人物的一种题材。
这本书的书名，便是取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史记七十列传目录
067.，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酷吏列传》为类传，记述前期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史实。特别对汉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
汉武帝喜用酷吏，打击豪强，抑制商贾，惩治贵戚奸吏，以加强中央集权，聚敛财富，应付其挥霍和对外战争的需要。
汉武帝这样做的结果，固然能强化皇权，保持国家的统一，但是酷吏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也使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出现了“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的局面。
司马迁反对酷吏，倡言不能以此为榜样，其反对苛政虐民的思想，完全深寓于叙事之中。
司马迁把酷吏苛政出现的罪责归之于汉武帝，文中多次说“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天子以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等等，甚至说“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司马迁对某些酷吏的某些品质，如对郅都的“伉直”，及其“行法不避贵戚”，“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的廉洁奉公的品德，和“居岁余，郡中不拾遗”的治绩都大力赞扬，甚至说“其廉者足以为仪表”，显示了司马迁公允的史德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表现了《史记》一贯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体现了司马迁美刺艺术的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