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太宗自辽东出发，进军攻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高丽北部耨（nòu）萨（类都督）高延寿、高惠真率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直抵城东南八里，依山布阵长四十里。李道宗建议：高丽倾国来战，平壤守备必弱，愿率精兵五千，取平壤覆其根本，余众可不战而降。太宗未用其策，亲自指挥李世勣、长孙无忌等诸军鼓噪并进，奋击安市救兵。适雷电交作，薛仁贵著奇服，大呼陷阵，所向无敌。大军猛攻，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余级。高延寿、高惠真率余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太宗对二人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⑧是役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一万领，高丽举国震动。薛仁贵以功拜游击将军。太宗写信给太子和留守大臣高士廉等说：“朕为将如此，何如？”⑨
太宗以安市城险兵精，守将善战能守，谓李世勣曰：“建安（在今辽宁营口东南）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⑩李世勣以为军粮皆在辽东，若越安市南攻建安，恐被截断粮道，遂先攻安市。七月，太宗徙营于安市城东岭，八月徙营于安市城南。高丽凭城坚守，人自为战，唐军久攻不下。九月，高延寿、高惠真献计先取乌骨城（在今辽宁丹东西北），其他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直取平壤。群臣亦皆赞同，独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必取万全之策，建安、新城高丽军犹有十万之众，若先攻乌骨，易致腹背受敌，不如先破安市，再古代皇帝取建安，然后长驱直人，始为万全之策。诸军继续猛攻安市，李道宗督众于城东南筑土山，高出城墙数丈，俯视城中。高丽兵出城夺据土山，唐军攻之不能下，李道宗伤足。太宗以辽东气候早寒，草枯水冻，且粮食将尽，大军难于久留，九月下诏班师，渡辽水。十月太宗人临渝关（故址即今河北秦皇岛市东山海关），十一月至幽州。是役计拔玄菟、盖牟、辽东、白岩、卑沙等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人内地，斩首四万级，战士死者近两千人，战马死者十七八。太宗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并对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太宗始还长安。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泉盖苏文虽遣使谢罪，但仍侵攻新罗不止。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将再攻高丽，朝臣建议：高丽善守城，短期难于攻破，不如派遣偏师，轮番攻扰，使其民不得耕种，数年之间，千里萧条人心不固，鸭绿江以北可不战而得。太宗用其议，三月以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万余人，泛海攻高丽。以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三千人与营州都督兵自陆路攻扰。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见高丽困弊，准备明年发大军三十万一举灭高丽。有人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陆路难于运载，必由水运。剑南道（治所在今四川成都）百姓富庶，应令其造舟舰。于是太宗派人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长百尺，宽五十尺。剑南道所属雅、邛、眉三州僚人苦于造船之役，群起反抗，遣张士贵、梁建方率兵二万前往镇压。蜀人苦于造舰之役请纳船庸（一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雇潭州人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死，战事暂时停止。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攻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遣使求援，高宗遣程名振、苏定方等发兵攻高丽，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显庆五年（660）百济得高丽支援屡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上表求救。三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军十万渡海攻百济；以金春秋为蜗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兵配合作战。八月苏定方破百济兵于熊津江口，杀数千人，余皆溃走，唐军水陆并进，直指其都城。百济倾国来战，又大败，死万余人，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太子扶余隆逃至北部边境。苏定方围其都城，国王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率众固守。太子隆之子逾城投降，百姓皆从之，扶余泰不能禁，唐军登城，扶余泰开城请降，国王、太子及诸城主皆降。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分统其原有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留刘仁愿等驻守百济，苏定方等转攻高丽。龙朔元年（661）百济人起兵抗唐，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收复大部国土，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龙朔二年（662）苏定方久围平壤不下，解围班师，高宗以“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令刘仁愿、刘仁轨撤往新罗。刘仁轨以为欲灭高丽，必先诛百济以牵制敌军。今平壤既解围班师，熊津又守兵尽撤，百济余烬复燃，高丽何时可灭？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不走。龙朔三年（663）高宗遣孙仁师率兵渡海助之。百济王扶余丰引倭国救兵以拒唐军，孙仁师与刘仁愿、刘仁轨合军，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四捷，焚倭船四百艘，烟焰冲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逃奔高丽，王子等率众降。唐军占领百济全境。联合新罗威胁高丽南方，高丽处于腹背受敌之困境。
乾封元年（666）五月，高丽泉盖苏文死，长子泉男生代为莫离之，其弟泉男建、泉男产起而争权。男建自为莫离之，发兵讨男生，男生遣其子献诚到唐求救。六月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庞同善、高侃为行军总管，率兵攻高丽，使泉献诚为响导。泉男生率众与庞同善会合。十二月以李陋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庞同善、契苾何力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水陆诸军总管统归李勣指挥，河北诸州租赋悉送辽东供军用。乾封二年（667）九月，李勣军攻克新城，泉男建遣兵袭唐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高侃进军金山，接战失利，高丽乘胜追击，薛仁贵引兵大破之，斩首五万余级，连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会师。总章元年（668）二月，薛仁贵率三千人攻扶余城，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克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降服。九月李勣会诸道军进至鸭绿江，大破高丽守军追奔二百余里，沿途诸城相继逃遁或投降。契苾何力引兵先至平壤城下，李勣大军继至，围平壤月余。高丽王高藏遣泉男产率诸首领九十八人降。泉男建继续抗拒，出战屡败，唐军登城，泉男建自刺不死被擒，高丽全境皆平。计五部，八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以其有功酋帅为都督、刺史、县令。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统兵二万驻守。
总章二年（669），高丽民众起兵反唐，令迁高丽民三万八千二百户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地，留贫弱者使守安东。咸亨元年（670），高丽酋长剑牟岑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起兵反唐。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安舜奔新罗，此后高侃、李谨行不断用兵高丽。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逃亡民众，又占据百济故地，领导朝鲜半岛人民反抗唐朝。上元元年（674）以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李谨行副之，发兵攻新罗，新罗乃遣使入贡。仪凤元年（676）迁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迁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仪凤二年（677）以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遣归安辑百济余众。皆由安东都护府统率。高藏谋叛召还，扶余降不敢归故地，高丽、百济遂亡，新罗逐步统一朝鲜半岛。开元二十三年（735）新罗遣使于唐，唐赐以高丽膹水（今大同江）以南地。唐末五代初，朝鲜半岛再分裂为新罗、高丽、后百济，五代后唐时，高丽并新罗灭后百济，统一朝鲜半岛。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②姓泉名盖苏文。旧传作“西部大人”。今从《实条》。
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④⑤《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
⑥《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
⑦据《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胡注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50—51页。另一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350页作今辽宁盖平县，《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244页作今辽宁盖县，并注明辖境相当今辽宁盖县、庄河县、岫岩县及营口市部分地区。这样盖牟城不仅跑到了辽东城西南，而且也跑到了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西南。已达渤海沿岸。李世勣军于645年四月戊戌自通定镇（在今沈阳西北辽河西岸）渡辽水，副大总管李道宗兵逼新城（今沈阳东北），他们活动于辽东城东北。四月壬子李世勣、李道宗攻盖牟城。在渡辽水后十三天，即越过辽东城、安市城南下至今营口一带去攻盖牟城，无可能也无必要，后说当误。
⑧⑨⑩《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
⑩《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资治通鉴》唐高宗龙朔二年。
诸城位置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50、5l页。
唐代“职官未实授之时、则上冠‘试’、‘摄’、‘权’、‘判’或‘检校，等字样以示别……中唐后，‘检校’犹之虚衔，用法与初唐不同。”（岑伸勉《隋唐史》下册557页）例如《资治通鉴》6323—6338页载：661年三月“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因功于663年9月“加仁轨六阶正除带方州刺史”。
实施均田制与租庸调法
均田制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北齐、北周沿袭采用，隋更将其推广至江南地区，经历各朝的发展变化，集中表现于唐朝。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颁布新令，继续均田①。“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间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查焉。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四十亩（《通典》作三十顷）。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即一夫受露田八十亩，一妇受四十亩，奴婢受田数与良人同。奴婢受田者亲王限三百人，逐品递减，八品以下至庶人限六十人。丁牛即壮牛一头受田六十亩，牛数不得多于四头。又每丁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或麻。齐制奴婢不受永业田），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②。
农民受田，一夫一妇合计为一百四十亩。其中露田，计口分配以种植谷物，必须还受，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永业田，分给男子以种植桑麻树木，作为世业可传于子孙，不在还受之限，相当于北魏的桑田、北齐的桑田或麻田。按北魏桑田得买卖有余或不足部分。永业田在一定限度内可以买卖。当然，法令规定的农民受田数额，只是受田的最高数额，实际受田都不足。
官吏受田除永业田及其所拥有的奴婢受田外，另有职分田也称“职田”，以其田租收入作为官吏俸禄的一部分。还有公廨田，始于开皇十四年（594），时“台、省、府、寺及诸州皆置公廨钱，收息取给”③。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④。拟以公廨田所收地租充作官署办公经费以代替公廨钱的放债扰民。职分田、公廨田只充作在职时的俸禄和办公经费，要更代相付，不准买卖。
按上述规定隋代官吏受田最多的如亲王，计永业田一百顷，职分田五顷，奴婢三百人假定男女各半可受田一百八十顷，合计二百八十五顷，相当于一对普通农民夫妇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二百倍。此外，皇帝还常将大量田宅赐予官僚贵族，官僚贵族并进而掠夺农民的耕地。如隋文帝因杨素平陈有功，“拜（杨）素子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公田百顷，宅一区。……（开皇末年），并赐（杨素）田三十顷，绢万段……索（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⑤。正因官僚地主占地过多并继续掠夺农民的耕地，而封建政府的屯田和营田又占去大量土地，并不是把所有的官田荒地都用以均田进行还受分配，故农民受田不足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开皇十二年（592），因天下户口日增，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地区地少人多，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⑥。均田制施行得很不彻底，但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兼并和豪族势力的发展。如大贵族宇文述掠夺民田，李圆通“判字文述田以还民”⑦。杨索的田宅多在华阴，左右放纵不法，华州长史荣毗“以法绳之，无所宽贷”⑧。对农民按口受田，狭乡分田虽少，但亦聊胜于无。隋文帝时经济繁荣，均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诏天下均田，均田情形史籍无载，诏书恐是一纸空文。
唐朝建立之初，承隋末大乱之后，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灾荒遍地，农业凋残。贞观六年（632）魏征谏阻太宗东封泰山时说：“……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⑨就是到高宗显庆二年（657），许州（今河南许昌）、汝州（今河南临汝）一带，还是“田地极宽，百姓太少”⑩。为安辑流亡，重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封建统治，武德七年（624）四月，沿袭魏、齐、周、隋的均田制，加以修改，颁行了均田令。开元时，再次修改均田令，重予颁行。唐代均田制主要内容如下：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造户籍时，里正责成户主呈送“手实”，报告本户人口、年龄和土地亩数，并保证没有隐漏。计账是依据户籍等编造的，向尚书省报告州县户口及来年要征的课役；征税数目，皆需“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引者注）
古代战争“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原注：中男年十八以上者，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凡官户（据《唐六典》六都官郎中员郎条：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又称官户，再定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引者注）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原注：若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