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图中没有标明作者为谁，宋代有关的史籍中也没有明确记载，使得后世学术界对该图的绘制者产生多种推测。有学者推测其制图者可能是北宋初年的乐史，他是当时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的作者，该书有二百卷，取材广博，考寻精密，内容丰富，足见乐史在地理知识方面的学涵功底。不过他只绘制过《掌上华夷图》，疑为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之简缩本，这可能与西安《禹迹图》同一石刻背面的《华夷图》有一定关系，而与《禹迹图》是否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制作时间要相差百年左右，还是提不出多少有力的证据。
有学者认为，绘制者是北宋名著《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沈括曾长期从事地理学和地图绘制的工作，熙宁九年（1076），他在三司使任内曾奉敕编绘《天下州县图》，或称《守令图》，于元祐二年（1087）完成，进献朝廷。此图共包括“大图一轴，高一丈二尺，广一丈；小图一轴，诸路图一十八轴。”（《长兴集》卷十八）而《禹迹图》很可能就是其中的“小图一轴”。另外，元丰三年（1080）时，沈括在陕西任延州知州，也很可能就是这时他在长安绘制了《禹迹图》。晚年，沈括回镇江定居时，又将长安《禹迹图》的副本交给府学保存。于是，镇江府学根据此“长安本”再次绘制刻石，这就是《禹迹图》在长安和镇江有相同的两方石刻的由来。似乎其证据非常有道理。
但很快就有学者提出反驳，理由有六条。一是图的名称不同，沈括奉敕绘制的是《天下州县图》，或称《守令图》，其他还画过《熙宁使虏图抄》及相关的地形模型图，从没有与《禹迹图》相关的记载。二是图的比例不同，沈括的《守令图》其比例是“二寸折百里”，而《禹迹图》则“每方折百里”，缩小了一倍。三是图的内容不同，《守令图》标录“天下州、府、军、监、县、镇”的所有名称，内容详实；而《禹迹图》只标州、郡名称，没有县、镇名称，其实连州郡名称也遗漏不少。四是图的体例不同，《守令图》是以熙宁五年（1072）之前全国分为一十八路时的政区体例和地名为准；上已指出《禹迹图》体例混乱，如将其少量的古地名略去不计，看成宋时的当代地图，其依然没有一定的标准，地名的取舍在时间尺度上还是相当混乱。五是图的绘制水平不同，《守令图》十分精细，图分二十四至，以天干地支命名；而《禹迹图》则仅有分格，并未用干支卦名标明行格次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四川荣县发现的绘制于北宋末年的《九域守令图》，几乎全部包括了北宋末年所辖的府、州、军、监和县，应比较接近沈括所绘制的《守令图》，其州县的相对位置，山东半岛、杭州湾、雷州半岛的海岸线，都要比《禹迹图》准确得多。六是沈括知延州时，忙于官府公务与西夏战事，几乎无暇制图立石，也并未到过长安，后来战事失利，沈括被罢官而编管随州。晚年虽在镇江，但镇江《禹迹图》并非“依沈括原本刊”，而是“依长安本刊”。总之，找不到沈括绘制《禹迹图》的直接证据。
那么，这幅《禹迹图》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还是无法回答。
最早的纸币北宋钞版
北宋钞版作为中国最早纸币的印板，当然也是世界最早纸币的印板，有人将其看作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但是由于版面图案文字与宋代有关记载不符，学者们猜不出它到底是宋代的何种纸币。更令人疑惑的是，现只存拓片，而实物已不知去向。那么它果真是宋代纸币的印板吗？
宋代出现了纸币，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人们往往颇感自豪，以为宋代的商品经济和相关文化已经发展到如何的高度。其实不必太过于沾沾自喜，因为宋代的纸币发行实在处于一种相当混乱的低级阶段，不但种类繁多，有交子（官交子、私交子）、钱引、会子、关子、小钞、关外银会子等，而且各地有别，如分四川交子、陕西交子、四川钱引、陕西钱引、淮南交子、湖北会子、四川会子等，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理清。发行时，虽说有“界”，有限额，然而一旦国事需要，官府便会滥印而导致市价大跌，国家常以这种令钱币大幅度贬值的手段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
有关中国货币史的著作，大都会存有一张宋代纸币印板的拓片照片，此印板俗称钞版，或被看作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钞版拓片呈长方形，长约十七厘米，宽约十厘米。上半部顶端是两排圆形的钱币图形，每排五枚，一共十枚。下面竖立七行文字：“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下半部为木屋人物图画，好像在一个仓库中，有三个人在搬运一大袋一大袋的货物。钞版无纸币的名称，且只有一个版面，不知是否还应有另一版面？所以它在宋代究竟属于哪种纸币的印板？长期以来，中外历史学家、钱币学家，尤其是货币史学家都一直在试图寻找正确的答案。
宋代钞版约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可能很快流入日本。1937年，日本人奥平昌宏在《东亚钱志》上撰文，认为钞版是南宋的“会子”。1942年，中国钱币学家王荫嘉在《泉币》第九期上发表文章，认为钞版是北宋的“交子”。然而“交子”主要在四川行使，而此钞版上却有“除四川外”的文字，可见一般不应是四川交子。不过学者们大都开始认定它应是北宋时的纸币。1950年代，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认为它是“官交子或钱引”。1960年代再版时，又改为“钱引”，“可能是崇观年间四川以外各路所行的钱引”。到1980年代，千家驹、郭彦岗的《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把它称为“北宋的官交子或钱引”。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认为是“北宋的钱引”。其实，北宋末的钱引主要是替代四川交子的新纸币，虽然发行范围有所扩展，但四川依然为其行使地区。
1983年，刘成仁《略论两宋商业的高涨繁荣》和叶世昌《钱引乎？小钞乎？》两文，分别提出此钞版应是北宋崇宁五年（1106）朝廷为收回当时钱而发行的“小钞”的印板。叶世昌详尽论证了有关理由：小钞是北宋末年发行的四川以外地区流通的全国性纸币。所谓“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按宋代以七十七文为百的省陌制度，这是一张面值一贯的小钞。发行小钞是官府临时性的措施，没有正式的纸币名称，所以印版上没有名称。文章引举了宋人《浮沚集》、《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诸史籍的有关史料加以论证，似乎颇有说服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吴筹中、吴中亚《两宋钞版新探》也认为是北宋小钞，指出朝廷发行小钞收回铜钱，而四川不用铜钱，所以有“除四川外”字样。并对钞版的名称、面值、图案、文字等作了辨析，认定是真品，是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明珠。
南宋后期人谢采伯《密斋笔记》载：“崇宁五年敕节文：小钞，知通监造，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引）法……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泉山；下段平写‘一贯省文’，守悴姓押子（字）……而大观小钞民以为便者，造之有限而换之有信也。”这段史料记载的小钞版面与上述钞版文字图案完全不同。问题是这“大观二年第一料”是首次发行小钞，还是此前崇宁五年已发行了一界？如果有二界小钞，那么其文字图式是否一样？这些问题，没有史籍资料可以做出满意的解说。不过我们以为，即使承认有二界小钞，只相隔二年所发行的同一种纸币，其版面文字图案不应差别如此之大。
次年，乔晓金、卫月望撰文《宋代钞币“官交子”、“会子”质疑》认为，北宋版钞应与私交子或私钱引接近，而不应是官府发行的官交子或官钱引。因为它缺少封建官府典章文物的严肃性，丝毫没有官造文书的气息，更不是小钞。并指出北宋版钞发表时，未谈出土地点与流传经过，皆属来历不明之物。所以它是否为真品，是值得讨论的。质疑发表后，引起美国、加拿大，以及台湾等地学者的响应，纷纷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其中，怀疑它是私交子的说法也是基本不能成立的，私交子主要流行于四川地区，且钞版上“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之语，也应是官府的口吻，私交子不可能有这样的权能。
不过，对这块钞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确是很有道理的。此钞版今已失踪不见，或说其流往日本，或说其不知去向。那么，制造这块钞版的材料是否为宋代之物？这块钞版到底是如何流传下来的？这块钞版如今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难以解决，又何谈其他呢？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指出：此印板肯定不是四川交子或钱引的印板，因为拓片文字标明它不在四川行使。如果假定它是宋代纸币印板，它只能是四川以外的钱引或小钞的印板。但疑点重重：一、来历不明，它不是出土文物，究竟是怎样流传下来的不见记载。二、它的图形文字过于粗糙，文字歪歪扭扭，特别是将它与同时期的印刷品比较，更感到它不像官方纸币印板。三、拓片文字也有可疑之处，如“公私从便主管”、“流转行使”这样的话，不但不通，也似不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文献。四、无法见到原物，无法考察其质地、外观等。所以，尽管比较而言，讲它是小钞印板更近于合理，但是要证明这一点，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传世哥窑瓷器窑址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其传世的数十件作品可说价值连城，为北京、上海、台湾的博物馆所收藏，它在中国陶瓷史上可说是辉煌过一时。然而，其产地在哪里，如今却无人知晓。
在我国数千年的陶瓷发展史上，宋代陶瓷兴盛繁华，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宋代陶瓷，历来有“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之称。其中除定窑外，其他四座均属官窑。所谓“官窑”，即为适应宫廷皇家贵族的特殊需要而进行生产，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其瓷器的造型、釉色、装饰，主要根据朝廷有关专家设计的样式进行生产，在工艺上要求精益求精，不惜工本，工匠也是挑选民间最为优秀者。其产品完美典雅，质地优良，制作精细，专供宫廷享用，只准收藏于宫中，严禁流散民间。其工艺技术也对民间绝对保密，甚或其产地也是秘密的，决不允许民间模仿和推广，同时宫廷需要时就兴盛，不需要时就废弃，生产范围很小，延续烧造的时间一般也较短，于是更增添了其皇家器物的高贵神秘性。
哥窑瓷器是宋代官窑也是中国古代瓷器中一种很有特色的品种，它以器身满布大小开片为主要特征。其作品胎厚釉润，制作规整，造型素雅古朴，庄重不俗，具有高超的艺术魅力，颇合宋代崇尚典雅的时风。釉色主要有灰青、浅青、米黄等。大小开片，大呈深褐色，小呈米黄色，两种纹片纵横交织，颇有奇趣，被人冠之以“金丝铁钱”和“文武片”等美称。是传供宫禁内苑、帝王之家鉴赏把玩的高级艺术品，深受上层社会的喜爱，于是获得极好的声誉。后世竭力加以仿制，所仿者确也难辨真赝。近世为古陶瓷爱好者所追捧，古董商常常不惜高价收购这种格调高雅的精美瓷器，研究者也对它倍加关注。
哥窑瓷器的真品，主要就靠在皇宫中世代相传而保存下来。宫中历代御用的官窑瓷器，流散民间者极少，如有关考古和墓葬发掘中还从来没有发现过，即使在外边见到一二，也是由宫中偷偷流传出去的。然而到近世动乱之时，开始有所流失。现今留传于世的哥窑瓷器并不多，按照粗略的估计，大约有数十件，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少部分流落至国外。
然而，宋代哥窑的烧窑遗址诸问题，迄今还尚未完全搞清楚，专家们对于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引人注目的悬案。
先从文献记载上进行一些分析。关于哥窑，宋代的有关史籍中只字未提，可见这类官窑在当时对社会上是保密的，一般文人基本不知道。记载最早的恐怕是元末至正二十三年（1363）刊刻的《至正直记》，其在“窑器不足珍”一节里说：“乙未冬在杭州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就是作者于至正十五年（1355），在杭州买了一件“哥哥窑”烧制的鼎，瓷质虽然很新，但其釉色莹润很像旧货。说明“哥哥窑”于元末仍在烧制瓷器，有的制作精良，“绝类古官窑”。不知此“哥哥窑”是否即宋代“哥窑”。
明初宣德年间，《宣德鼎彝谱》有云：“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这是说明代国家内库收藏有“哥窑”之瓷器。同时，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考证古瓷器时说：“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躁，色亦不好。”此段文字说明哥窑有新旧之分，元来所烧成群成队的批量瓷器称新哥窑，质地不太好。《至正直记》所载亦为元末之器。可见“哥哥窑”延烧年月还相当长，从宋代一直到元末或明初。
百余年后编撰的《浙江通志》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在处州（今浙江龙泉）县南七十里的琉华山，山下有个叫琉田的地方，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至琉田窑烧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日哥窑，弟日生二窑”。书中注明此事得自传闻，不知其兄弟为何时人。到了明代后期嘉靖末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编》进一步说：“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章生二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釉色纯粹者最贵。”这样就把章氏兄弟肯定为南宋时人，有关哥窑、龙泉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此后人们对哥窑、弟窑故事的进一步演绎，大都来源于此。那么，这哥窑是否在宋代著名产青瓷的龙泉窑附近呢？
值得注意的是，《格古要论》中，哥窑与龙泉窑是分为两条来描述的，文中没有提到两窑有什么关系，只是说哥窑有新旧之分。刊刻于明嘉靖年间的陆蓉《菽园杂记》，对龙泉窑记录得比较详尽，诸如其地理分布、原料出处、制作工艺、装窑方法，直到烧窑工序，都有相当细致的描绘，是研究龙泉窑的重要参考书，然而它对于“哥窑”却只字未提及。由是，人们对于南宋时章氏兄弟于处州各主一窑的故事，产生了一定的疑问。
1956年至1961年，浙江省文管会对龙泉窑和哥窑诸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大规模的发掘。除大批烧制白胎青瓷的龙泉窑遗址外，人们还发掘了烧制黑胎青瓷的大窑、溪口等五处窑址，这些黑胎青瓷窑烧制的器物，与文献记载“章生一”哥窑主烧的瓷器所具备的特征较相吻合，证明这就是文献所记载的“哥窑”。然而问题是现今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传世哥窑瓷器，如三足鼎、鱼耳炉、胆式瓶等一批典型的南宋器物，却在所有窑址中均未发现。而它与上述龙泉“哥窑”的黑胎青瓷有较大区别：传世哥窑瓷器胎厚釉薄，胎色不一，有沉香色、浅白色、杏黄色、深灰色等；龙泉哥窑瓷器却胎薄釉厚，以墨胎为主。前者釉不透明，润泽如酥；后者釉为透明，有玻璃光泽感……不同处很多，不赘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