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备，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开创于北宋初期，孙复、胡瑗、石介这“宋初三先生”大力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宣扬儒家道统说，对后来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是理学的先驱。理学的开山祖师是周敦颐，他在代表作《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开始使用“理”这个概念。他的理论体系已经初具理学雏形，他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到南宋时为人所承认，朱熹、张械等人称他为“先觉”、“道学宗主”。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对理学也有重要贡献，他提出的“理一分殊”命题，开程、朱等人以“理”为宇宙本体之理论的先河。理学的真正奠基者是程颢、程颐兄弟。“理”成为哲学最高范畴，是从他们开始的。二程完成了儒学向哲学化、抽象化的理学过渡。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用毕生的精力，对理学的所有基本范畴和概念，都作了详细论证和发挥，他在理学史上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与朱熹同时，在理学内部还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陆九渊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以“发明本心”为宗旨，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
为什么说周敦颐“得圣贤不传之学”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州（今湖南道县）人。他为官尽职尽责，断案公正清明。早在分宁（今江西修水）任主簿时，就因为清理积案果断准确赢得了百姓的称赞。后来他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当时转运使王逵断案失实，因为他为人暴躁凶悍，所以没人敢提出异议，周敦颐却据理力争，最后甚至还要辞官：“靠滥杀无辜取悦别人，我不做这样的官。”王逵终于被他的正气折服了，冤案得以纠正。在担任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时，为了了解案情，他不顾当地地形复杂、瘟疫流行的险恶环境，到处查访，为百姓洗雪冤情，最终因此得病，不得已移居庐山莲花峰。神宗熙宁六年（1073）六月，周敦颐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周敦颐的人品很受时人的称赞，黄庭坚就称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被后人奉为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朱熹、张轼称他为“先觉”、“道学宗主”，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其中《太极图说》是他学说体系的基础。《太极图说》一文虽然只有二百五十多字，但周敦颐通过对《太极图》的解说，以太极为本体，提出了他的宇宙和世界观，由阴阳刚柔的变化，说明了万事万物与人类的产生，进而提出了形、神以及性、欲、善、恶、仁、义、道等范畴、概念。朱熹称赞这部著作“粹然孔孟渊源”，“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可见它在理学史上的重要影响。
司马光为什么认为程颐“力学好古”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他是程颢的弟弟，世称伊川先生。十四五岁时，与哥哥一起在周敦颐门下学习。十八岁那年，他进入太学读书。当时胡瑗在太学任教，有一次他用“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考试，当他看到程颐的试卷后，大加赞赏，立即召见他，并且给他安排了一个学职，不久程颐就名声大振。嘉祐四年（1059），程颐参加科举考试，在殿试时落榜，从此致力于钻研学问，兴办教育，不再应考。英宗治平、神宗熙宁年间，吕公著等大臣多次向朝廷举荐他，他都以学问不够为由，不愿出来做官。神宗熙宁五年（1072），哥哥程颐罢官回到洛阳，兄弟二人就在家乡讲学，“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程颐讲学庄重有体，非常严谨，特别讲究师道尊严，著名的“程门立雪”的典故，就发生在这时。由于他们教育得法，培养了大批门人，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派——洛学。哲宗即位后，司马光等人再次推荐程颐，称赞他“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尊礼法”，年过五十，不求仕进，请求皇帝加以重用；元祐元年（1086）三月他被召进京后，王岩叟又上奏称赞他是学者中的“完人”。召对之后，他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成为皇帝的老师。他每次进讲，都要反复推明儒家经义，又常常对哲宗进行劝谏，议论时政，无所顾忌回避。后来他与翰林学士苏轼产生了矛盾，他们各自为首的两派互相攻击，苏轼一派的孔文仲极力诋毁程颐，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说他是“五鬼”之首。于是在元祐二年八月，他回到洛阳继续从事教育。绍圣四年（1097）新派得势后，把他贬到涪州（今四川涪陵），在那里他完成了重要著作《易传》。徽宗即位后，程颐被赦免，于大观元年（1107）在家去世，他一生从事教育活动长达五十年之久。
程颐和程颢的哲学观点虽然小有差异，但他们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还是一致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程颐在哲宗元符二年（1099）完成的著作《伊川易传》代表了他的基本观点，这部书也是宋代理学的经典作品。他强调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但是世界上各个事物各有其特殊情形，各有其理，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思想。后人研究宋代理学，通常“二程”并称，实际上，程颢的主要贡献，一是为洛学的建立作了发端工作，二是培养了一批学生。而程颐比程颢晚去世二十多年，在程颢之后，他完成了对理学体系的改造，从而奠定了理学的基础。
横渠先生为什么成为“关中士人宗师”
横渠先生是士人对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尊称。张载（1020～1078），字子厚，今陕西眉县人。
横渠张载少年时代喜欢谈论军事，二十一岁那年他去拜见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提出要邀集豪士，夺回西夏侵占的国土。范仲淹看他很有才华，就劝他说：“儒士还是应该从名教中寻找乐趣，怎么能只谈军事呢？”张载受到启发，开始读范仲淹向他推荐的《中庸》，读完之后并不满足，又研读道家佛教的书，但没有收获，于是他又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学理。
张载在京师时曾经坐在虎皮垫上讲《易》，听讲的士人特别多。一天傍晚，程颢、程颐兄弟来和他讨论《易》，第二天他就对人说：“见到二程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在《易》上的造诣不及他们。”于是就停止讲学了。但在和二程深入地探讨道学的精义之后，他又不无自信地说：“我的学问能自成一体，还用得着到别人那里去求道吗？”
熙宁二年（1070），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神宗召见他，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张载认为应该效法三代，神宗听后很满意，让他任崇文院校书。后来张载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处理苗振一案。案件处理完毕后，他就称病辞官了。在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天到晚坐在房间里，把书和笔放在身边，一会儿低头读书，一会儿抬头思索，有心得就提笔记下来，有时半夜还要起来点着蜡烛写书，到熙宁九年他终于完成了学术著作《正蒙》。
熙宁十年张载被召入朝，朝中有些官员与他议礼的见解不合，他又身患重病，于是再次辞官，死在回乡的路上。他一生清贫，棺木还是门徒们凑钱买的。
张载以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每个人都有“天地之性”，但“气质之性”的不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为了成为圣人和君子，人们应该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气质之性”。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创立了关学，是“关中士人宗师”。
“鹅湖之会”是怎么回事
孝宗朝是南宋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南宋的著名学派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朱熹就是在孝宗时期逐渐建立起了系统的理学体系，形成了集理学大成的学派。由于他出生于尤溪，主要活动于建阳（今福建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地区，因此他这一派也被称为闽学派。这一时期理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学派，是陆九渊创立的心学学派。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世称象山先生。因为他是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所以心学学派又称为江西学派。两派在宇宙观、心性论、方法论上都有严重的分歧。在宇宙观上，陆九渊认为“宇宙一理”，主张唯理一元论；朱熹则认为“理先气后”，有理气二元论的倾向。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把人心分为天理、物欲两部分；陆九渊则认为心理是完全合一的。在方法论上，朱熹主张“格物致知”；陆九渊则提倡顿悟式的内省道德修养。为了调和朱、陆两家的分歧，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邀请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和朱熹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鹅湖寺）进行了一场哲学辩论会，与会的还有临川太守赵景明以及刘子澄、赵景昭等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在会上，朱、陆双方各持己见，并赋诗明志。陆氏兄弟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久大，讥讽朱熹的格物功夫支离，免不了要浮沉。朱熹对此非常不满，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约。双方辩论了三天，到最后观点也没有得到统一。
为什么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之所以能够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在于他具备广博的学问和探究事理的“穷理”精神。他不仅总结了北宋以来各派学说并融会贯通，同时也吸取改造了某些唯物主义思想，将之纳入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对佛、道思想也是剔除其有悖于封建伦理的观念，吸取其哲理的部分；对自然科学知识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认为它虽是“小道”，却不是“异端”。朱熹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理学家中是无人能及的。
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以理气说为中心内容。“理”是朱熹思想的最高范畴，以“理”作为宇宙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强调理本气末。在政治上，他的“理一分殊”学说是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做论证，而万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体现。另外，他肯定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说法，指出“凡事无不相反相成”，认为质变是在渐变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观点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一个新贡献。
关于知行学说，朱熹强调知先行后，但又认为“知行相须”，注意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性命之说也是朱熹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性是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所具有的天理，人类禀受天理的因素，因而有仁义礼智的道德。但是人也是物质的形体，禀受的气有清浊的不同，所以有智愚善恶之分。朱熹从先天气禀的不同来论证人的贤愚善恶，从而说明了封建社会善恶是非的先天根据。对于“理”和“欲”的问题，他提出“人欲中自有天理”，“然天理人欲，同情异行”，认为道德意识与物质欲望是不可分的。他认为，凡是超越了封建道德原则规定的人欲，就是与“天理”对立的，所以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在历史观上，他认为尧、舜、禹的时代“天理”流行，体现为“王道”政治；三代后就“人欲横行”，体现为“霸道”政治。
总之，朱熹的学说可以说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著作丰富，对理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论述，他是理学的最后完成者，也是孔子以后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精密、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了元、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志》是谁所著
《通志》是一部重要的通史著作，和《通典》、《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它是由南宋的郑樵编著的。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自号溪西遗民，人们称他为夹漈（jì）先生。他家境贫寒，在家乡夹漈山建筑房屋，谢绝亲友，专心苦读。学成之后，他开始游览名山大川，增长见识，碰到藏书丰富的人家，就千方百计地请求人家把书借给他读。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学、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等各门各类的学问都有研究。
由于得到侍讲王纶、贺允中的推荐，郑樵得到高宗的召见。后来他监潭州南岳庙，高宗下令给笔札资助他抄写《通志》。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命令郑樵进献《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郑樵编著的《通志》共二百卷，是我国现存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体例分为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主要在二十略上，这二十略依次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chóu）、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二十略可以被视为一部广义的文化史，受到了后人的重视。
真德秀为何被“内外交颂”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他四岁开始读书，过目不忘，十五岁父亲去世，同郡的杨圭见他器宇不凡，就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还把女儿嫁了给他。
真德秀于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嘉定元年（1208）升太学博士。他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指出对金唯唯诺诺，每年献上“岁币”，只会使金国日益富强而宋朝日益衰败。
嘉定六年（1213）十月，真德秀任金国贺登位使，行至盱眙（xúyí，今江苏盱眙）边城时金国发生了内乱，不能过界。他一直等到第二年年初，但还是无法到中都（今北京）庆贺金宣宗即位，只好返回京师。他一再上奏陈述宋金形势，但宋朝偏安江南，根本没有收复中原的打算。同时，史弥远专权擅国，笼络天下名士，真德秀悲愤地说：“我一定要离开朝廷，让权臣知道这世上还有不阿附权贵的人！”于是极力要求外调。
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时，江东地区正在闹旱灾蝗害，他到任后奏罢贪官，并在自己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安徽广德）、太平（今安徽当涂）两地开仓赈灾，政绩卓著。赈灾结束后，数千百姓自发地为他送行，并指着路旁的荒坟说：“这里埋的都是往年饿死的人。要是没有您，我们也早就进坟墓了。”以前都司胡槻（guī）、薛拯常常讥诮真德秀过于迂腐，没有实际才干，从江东赈灾以后真德秀的政誉才逐渐显著起来。
真德秀又被调任知泉州（今福建泉州）。泉州是重要的外贸港口，但外商苦于苛税繁重，一年只有三四艘商船进港。真德秀上任后，宽待外商，并组织民兵剿灭海盗，进港的外国商船一下子就增加到了三十六艘。
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去世，史弥远扶植理宗即位。理宗下诏已经成为著名理学家的真德秀入朝，并在真德秀还未到位以前连续为他升官。真德秀对史弥远废立国君非常不满，坚持不任直学士院，只任礼部侍郎，并多次为济王赵竑（hóng）辩白。赵竑原本是皇位继承人，被史弥远害死，当时朝廷内外没人敢公开为他申冤，真德秀的这一行为大大触怒了史弥远。正好王堲（jì）、盛章、莫泽、朱端常先后弹劾真德秀，真德秀被罢。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弹劾真德秀，请求把他加以贬窜，但理宗没有这样做。史弥远被诛后，真德秀重新得到了重用，但他已经疾病缠身，不久就逝世了。
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当时名望非常高的理学家，虽然遭到奸相嫉恨而不被任用，但他的名声反而因此更加显著。他在朝内任官不到十年，却写了数十万字的奏疏，直指朝政，任地方官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因此被“内外交颂”。
魏了翁去世，理宗为何“有用才不尽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