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842年1月3日。那天上午，我推开“大不列颠”号蒸汽邮轮上通往特等舱的门，走进舱内的时候，既感到震惊，又觉得特别的滑稽。这艘汽轮的载重量是一千二百吨，当时它正载着女王陛下的邮件，准备出发赶往哈利法克斯和波士顿。
这间特等舱是特地为“查尔斯·狄更斯先生及夫人”准备的，打扫得纤尘不染。让我觉得好笑的是，平整的棉被上用针别上了一张小纸条，特地提醒旅客这一点，纸条下面铺着一张薄薄的床单，就像是外科手术用的石膏放在高高的架子上一样。如果查尔斯·狄更斯先生和夫人在未来至少四个月内，想要在这个舱里举行日宴和晚宴的话，这确实是再合适不过的地方了；查尔斯·狄更斯先生的预感能力很强，早就说过这里至少会有一个小沙发，而谦逊却具有非凡感知力的狄更斯夫人，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舱的空间狭小，根本不可能将两个大旅行箱藏在视线以外的某个小角落里（现在旅行箱不用再被送到舱门口，更不要说偷运过去，这可能比把长颈鹿塞进花瓶里更困难）。这个并不实用、沉闷的、十分荒谬的包厢，就像是特地挂在伦敦某个代理商账房里涂过清漆的平版印刷的油画上那些装饰得朴素美观的卧室。简单地说，这间特等舱是为了增加吸引力和娱乐性而设置的，而不是为船长自娱自乐而设置的——这些都是事实，而我当时却无法完全理解这一点。房间里的座椅是铺着马毛的木板——也许叫栖木更恰当一点儿，房间里共有两张；我坐下来，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些跟我们一起上船的朋友，他们还在费力地通过船上窄小的通道，试图进入船舱。乍看上去，他们的脸似乎都被挤变了形。
尽管我们平素乐观，随遇而安，但遇事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进入舱内之前，我想象设计者设计的下层的样子，他也许会在这美妙的作品中加上一座能欣赏远景的大厅，装饰风格正如罗宾斯先生说的那样，更具有东方特色，里面，三三两两的女士和先生们围坐在一起，非常享受这人生中最高级别的快活与愉悦。进入舱内，我们又感受了一次非凡的打击。我们穿过甲板，走进了一个又长又窄的房间，就像一辆两旁开着窗子的灵车，一头有一个黑沉沉的烤炉，三四个怕冷的船员正围在旁边烤手；另一头则摆着一张长长的桌子，桌子每一侧都框着铁架子，架子挂在低矮的天花板上，所有的玻璃杯和调味瓶都放在这铁架子上，这样便能让这些瓶瓶罐罐稳固不动，因为旅途中可能遇到恶劣天气，海洋变得波涛汹涌，它们就会被打翻打碎，随意放置可不好。唉，这个房间里的摆设和布置，我都不满意。而那时，还有一位替我们安排旅程的朋友，一进门就非常吃惊地后退了一步，撞到了他身后的朋友，不由自主地敲着自己的额头，低声叹道：“真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当时他具体说什么了，但大概是这个意思。他努力控制好情绪，象征性地咳嗽了一两声，脸色苍白，微微一笑，我至今还能回忆起他的神情。他环顾周围的墙壁，喊道：“哈！这是个早餐室，乘务员——是吧？”我们都预感到他会得到什么回应，我们知道他所承受的痛苦。他经常提起沙龙，被自己幻想中的沙龙欺骗，一直沉浸在虚幻的想象之中。他私下里一直希望能让我们接受他的理念，从而培养对沙龙的正确观念。沙龙，应该像一个普通的客厅一样，但比客厅空间要大，家具也要更多，并且还要呈现出缥缈之感。被问的船员说：“这就是沙龙，先生。”这个回答无疑是冰冷的、坦率的、赤裸裸的真相，让他备受打击。
人们上岸以后，各奔东西，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将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绵延数千英里的屏障。这里随时可能风起云涌、大浪滔天，正因如此，他们才不愿在这短暂的欢乐的相聚之时投以阴云，哪怕是一点点失望和挫败的感情也不愿流露。这样的话，初次见面的惊奇和陌生就会化作真心的笑容。我就是其中之一，在别人跟我打招呼之前，我一直坐在栖木上，大笑不止，直到汽笛声再次响起。然后，在登船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我们都认为，这间特等舱是最舒适、最有趣的，也可能是船上最重要的地方，如果再大一英寸，就会让人觉得很糟糕，很失望。除此之外，我们还讨论着如何像蛇一样紧挨着门边，把那张小小的栖木座椅当作落脚点，成功的同时挤进四个人。我们相互提醒彼此，码头上多么通风；如果船上的舷窗能全天候开放（只要天气允许），那景色会有多壮观啊；我们谈论着镜子上方的大舷窗，刮胡子的时候可以顺便欣赏海上美景（只要船摇晃得不太剧烈）。最后，我们得出了一个一致的结论，即这里比其他地方都要宽敞，但我确实认为，那两个上下层的卧铺，只比棺材略大了一点儿，跟一辆后开门的有篷双轮出租马车差不多大，价格却高出许多。
所有相关与不相关的人在这一点上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我们围坐在女士船舱的火炉边，试试火炉的效果。那里当然光线很暗，有人却说：“出了海，光线就会强一点儿。”我们都认为确实如此，于是都附和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却很难解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我还记得，在我们特等舱隔壁的这间女士船舱里，我们提出并讨论完另一个关于安慰的话题之后，就静静地坐在那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头靠在手上，盯着火炉看。我们的一个男性旅伴脸色严肃地说：“要是有一杯加了调料的香甜热葡萄酒就好了！”这一句话打动了我们所有人的心，虽然这个舱室里有一些加了香料的烈酒，但香料太过浓烈，因此它的味道和醇度也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
船上还有一位女船员，她正在忙着更换床单和桌布，打扫卫生，从沙发缝隙到橱柜，那些人工制造的器具一个一个被打开，翻了个底朝天，一片狼藉，看着真不舒服。每一个角落都不再是原本的样子，而是像一个陷阱、圈套，一个隐蔽的仓库暴露了出来，这些器具的表面用途反而是最没用的。
愿上帝保佑那位女船员，因为在那年一月的航程中她的谎言都是出于善意！愿上帝为了她关于去年那次愉快的旅途回忆而保佑她，那时没有人生病，大家从早到晚不停地跳舞，那是一场为期十二天的旅途，带着纯粹的欢乐、愉悦和兴奋！愿幸福常伴她左右，因为见到她欢快的脸庞和听到她的苏格兰口音，对我的一位旅伴而言，就像回家了一样；因为她预报说，旅途中我们会感受到清爽的海风和宜人的天气（都预报错了，不然我对她可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了）；还有她所散发出来的女性特有的魅力，一点点，一丝丝，但无须将这些魅力都联系到一起，联系成某种形状或整体，然后完全展现出来。她完全就像大西洋另一侧的年轻母亲一样，给旅客以母爱。对初次旅行的人而言，这是一场重要的旅行；然而，对那些享乐主义者而言，这次航行充满歌声和喝彩！愿她常年心情愉快，神采奕奕！
特等舱里堆满了杂物，到此时为止，它已经变成了某种容器，就跟观看海景用的突出船体之外的舷窗差不多了。于是，我们兴致高昂地走到了甲板上。这里一片繁忙的景象，大家都在忙着准备出发。在那个晴朗有霜的早晨，热血沸腾着，带着一丝不经意的快乐之感，在血管中加速奔流。每一艘大轮船都随着海浪缓缓起伏，每一艘小船都在水中溅起了水花。人们站在码头上，带着“极大的喜悦之情”，看着这艘声名远扬的美国汽船。一群人在“输入牛奶”，换言之，就是将奶牛赶上船；另一群人则在往冷藏室里加新的食物，有屠宰场的肉类，如淡粉色的乳猪、大量的牛头、牛肉、小牛肉、猪肉和各类家禽肉以及各种果蔬。有人在绕麻绳，填麻絮，还有人在将沉重的行李放下；乘务长的头在那一大堆行李之中若隐若现。其他地方似乎并没有什么事发生，所有人都在为这次伟大出航而做准备。太阳明亮，但光线并不强烈，空气清新，碧波荡漾，甲板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人们在甲板上高声欢呼的时候，轻轻踩上一脚，这薄冰就碎了，脆弱得不堪一击。在岸上时，我们看到，船的桅杆上挂着各色旗帜，列成的旗语显示着船的名字，旁边，美国漂亮的星条旗迎风飘扬——漫长的三千多英里，六个月的离别，就这样，船越走越远，逐渐变小，消失在送别人的视野之中，再次回来的时候，利物浦的柯堡码头应该春意正浓吧。
我没有咨询过医生朋友们，冰的潘趣酒、白葡萄酒、香槟和红葡萄酒以及其他食材是否会在我们的晚宴期间突然变质，普通的羊排和雪利酒是否不太容易变质——尤其是这次晚宴是在我的好友雷德利先生的阿黛尔法宾馆举行的。我个人的意见是，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犯下这样的错误，在海上航行的前夜，都没有什么关系，用一句谚语来说就是：“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如何，我知道，那天的晚宴非常的美味，我们对它毫不吝惜赞美之词。我也明白，除了得避免提起“明天”这个不言而喻的禁忌之外——心软的狱卒和第二天就要被处以极刑的敏感的囚犯之间说话可能就会忌讳这个词——我们的相处非常愉快，一切都很令人顺心如意。
出行的那天早上，我们一起吃早餐。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我们都不停地交谈，以防止出现尴尬的沉默，而且，大家都很快乐。我们这个小团体里的每一个受压迫的人的灵魂，都逐渐回到了自然的快乐之中，就像每品脱五基尼的豌豆一样，在露珠、空气和雨水滋润下，散发出阵阵清香。我们上船的时间是下午一点，随着这个时间的临近，这种交谈甚欢的场面也逐渐消失了。尽管我们努力保持欢声笑语，但最终我们丢掉了所有的伪装，公然谈论着第二天此时我们将在哪里，第三天此时又会到哪里，等等。许多信件被托付给夜里就会回去的人，在抵达了尤斯顿广场的火车站之后，它们很快就会被送往各城镇的目的地。委托和回忆在这样的时刻汇集在一起，我们忙着这么做的时候，发现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里的旅客、友人和行李之中，大家都挤在小汽船的甲板上。卸下包裹时，人们气喘吁吁。这些包裹昨天下午刚刚运出码头，此刻已经放在河上的这艘汽船里了。
此时，船来了！所有人都将视线投在它身上。它在初冬午后的雾中若隐若现。大家也都指着船的方向，纷纷低声惊叹：“多漂亮啊！”“多气派多豪华啊！”一位斜戴着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的绅士——之前，另一位先生打着哈欠问他是否要“横渡过去”，好像这汽船只是河口的渡船一样——就连他也看着船的方向，点点头，像是在说“不错不错”。甚至那位贤明的伯利爵士[1]，他的点头也不及这位绅士所表达的含义的一半。这位绅士曾经十三次出航，没有一次出过任何差错（船上的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一点，至于怎么得知的就不知道了）！还有一位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旅客，鼓起勇气问了一句“可怜的‘总统’号沉[2]没下台有多久了”而受到了大家的鄙视，大家看到他都皱着眉头，并谴责他。他正站在那位懒散的绅士身旁，浅笑着说他认为这艘船是最坚固的。而那位懒散的绅士，先是瞥了提问者一眼，然后目光变得凌厉起来，出人意料地狠狠回答：“应该如此。”这句回答降低了大家对那位懒散绅士的好印象，乘客们带着蔑视的眼神，低声议论说他真是愚蠢，是个傻瓜，对船的事一无所知。
我们飞速靠近邮轮，船上的红色大烟囱正吞云吐雾，似乎在为某些严肃的意图做出大方的承诺。货物箱、旅行皮箱等各种箱子、盒子、手提包，经过多次传递，快速地被拖到了船上，运送人为此累得气喘吁吁。穿着精致制服的船员们都站在舷梯上，一边帮乘客们上船，一边催促他们。五分钟内，小小的汽船上的东西就被搬空了。邮舱已经被刚刚那些包裹装满了，很快，每个角落里都有一大堆。人们都带着自己的行李，推推搡搡地挤上船来：有人胡乱闯进包厢，正准备好好休息，却发现弄错了舱室，于是又匆忙退出来，场面十分混乱；有人专心于开启上锁的门；有人则盲目冲进了各种偏僻的小地方，再也找不到别的出口。船员们像疯了一样，顶着一头乱发，在微风习习的甲板上为了莫名其妙的事儿跑来跑去，做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简单地说，他们的举动引起了长时间的骚动。在这场骚动中，那位懒散的绅士，似乎没带任何行李，也没有任何朋友，在甲板上来回踱步，悠然自得地抽着雪茄烟。这种冷漠的态度让那些有闲情观察他的人再次改善了对他的态度。每当他看着桅杆，或是俯视甲板，或是看别处时，人们也会随着他的目光去注视，好像是在猜测他看出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还希望如果他确实发现了什么不对，他会好心通知一声。
我们这是在哪里？在船长的船上！船长就在那边。此刻，我们远航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他身板结实精壮，穿着得体，个头较矮，面色红润，让人忍不住想跟他握手，蓝色的眼睛清澈明亮，人们能清楚地从中看到自己的身影。“敲钟啦！”“叮——叮——叮——！”钟声急促响起。“现在回岸了——谁要上岸？”“很抱歉，这些先生们要上岸。”然后，他们离开了，都没有道声再见。啊，现在他们在小船上挥手了。“再见！再见！再见！”他们喊了三声，我们回复了三声。他们再次喊了三声，然后就离开了。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走了足有一百次！等最后一批邮件包是最糟糕的事了。如果我们在刚才的欢呼中开船，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但我们只是躺在那里，在潮湿的水雾中躺了两个多小时，既不是在家里，也还没出发，再怎么精力充沛的人都会变得消沉。终于，大雾中出现了一个黑点！究竟是什么呢？正是我们等待的船！船只逐渐显现出来。船长握着扩音喇叭出现在明轮罩上，水手们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乘客们消沉的信心得到了恢复。厨子们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兴奋地探头出来观望。船靠了过来了，包裹也被拖上了船，被扔在了不知什么地方。再次响起了三声欢呼：第一声回荡在我们耳旁，邮轮动了一下，像一个刚刚获得了生命气息的巨人，两只巨轮开始猛烈旋转起来，逆着浪潮骄傲地驶过了海面。海面水波荡漾，浪花飞溅。
注释：
[1]英国剧作家谢里丹的戏剧《批评家》中的人物。他的一个摇头动作被别人解读出很多意义。此处将摇头误引为点头。
[2]总统号是一艘美国汽船，1841年3月从美国开往英国的途中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