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们很多人一起聚餐，不少于八十六人，人可真多。船载着所有燃料和乘客，所以吃水很深。天气晴朗，风平浪静，一路波澜不惊。饭还没吃完一半，就连那些最担忧行程的人也都开始兴奋起来，早晨那些被问到“你晕船吗”时干脆回答“是”的人，现在也开始含糊地回答：“噢，我想我并不比别人糟糕。”也有人毫不避讳，冷静地回答：“不！”这样回答的人还有点儿恼怒，好像在说：“你应该看到了我的样子，先生，那你还怀疑什么！”
尽管声音里充满了勇气和自信，但我还是闻到了他们嘴里残留的葡萄酒味。所有人都对自然界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最热门也最令人向往的座位总是最靠近门口的，这足以证明这一点。茶几可没有餐桌上那么热闹，玩惠斯特纸牌的人也比预料中的少得多。但是，还是有一位女士例外，她晚餐时匆忙退席，不久就有一份烤得焦黄的羊腿肉送到了她面前，还配有青翠的刺山柑。没有老弱病残，人们随意散步、抽烟，喝着掺水的白兰地（都是在室外），不知疲倦地继续下去，一直到十一点左右，上床睡觉的时间到了为止——水手们一天要工作七个小时才能去睡。甲板上的喧闹被沉寂所取代，人们都进入舱室休息了，只有几个像我一样的人还在，他们可能也像我一样，不敢进去睡吧。
对并不熟悉这些情况的人而言，船上的这些景象是很不同寻常的。新鲜感消失了以后，我对它的兴趣却依然不减。夜幕沉沉，掩盖了船行的方向与航线，奔流的水声清晰可辨，却看不见水流。船尾处，有一道洁白发亮的水痕。前面瞭望台上的那个水手，在黑暗的天空的映衬下几乎是看不到的，只不过，夜空中的星星闪着光彩，才让人辨识出几分轮廓。掌舵的舵手胸前挂着吊牌，吊牌在夜色中闪着微光，像是某种敏锐而神圣的智慧。海风哀怨叹息着，经过滑轮、绳索和铁链之间。闪烁的微光从甲板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块玻璃碎片中透射出来，好像船上燃着火一样，随时可能爆出火花，带着无可阻止的死亡和毁灭的力量。起初，要想使被黑夜升华了的事物恢复原本的模样都很困难，我独自思索着，希望能想起它们原本的样子和形态来。它们因特别的想象力而改变，呈现出与本来的模样不相符的样子，上演着你所深深留恋的旧地的令你难忘的方方面面，里边甚至还有人物模糊的影子。街道、屋子、房间，所有的形象都跟它们平常的样子一样，这种真实性令我诧异。我觉得，我所有的力量都无法超越它们，它们很容易就能帮我召唤回已消逝的事物。很多次这样的时候，所有的物体都以其真实的模样和用途出现在我面前，我对它们的熟悉程度就跟对自己双手的熟悉程度一样。
这时候，我的双手和双脚冰冷。午夜时分，我还是轻轻地回到了下面的船舱里。那里一点儿都不舒服，完全封闭，空气中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你不注意都不可能。这种气味通常只有船上才有，很微妙，似乎能渗入皮肤的每一个毛孔里。两位乘客的妻子（我妻子是其中之一）已经缩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妻子的女仆和衣躺在地上，嘴里诅咒着自己的苦命，头上的卷发纸在散乱的旅行箱中间来回磕撞。一切都倾斜着，船舱内部的倾斜度尤其严重。我刚把门打开时，船正陷入海浪温柔的怀抱，我正要关上门时，船已经被抬到了巨浪的顶峰。所有的木板和支架都摇摇欲坠，好像整艘船都是用柳条编织的一样。这时，那些响声就像是干柴在烈火中发出的爆裂声。我没处可去，所以上了床。
接下来的两天，天气都差不多，海风清爽，干燥无雨。我在床上读了很久的书（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究竟读了些什么），然后在甲板上徘徊了一会儿，沉闷地喝了一点儿掺水的冷白兰地，吃了几块坚硬的饼干。这时的我虽然还没病倒，不过也快了。
第三天早晨。我被妻子凄厉的尖叫声吵醒。我挣扎着起来，往床下看。房间里已经溢满了水，水罐就像一条活跃的海豚一样在水里跳跃着，小一点儿的物件都漂浮在水上，只有我的鞋子，搁浅在一个旅行包上，安然无恙，且没有被浸湿，就像两只小煤船。突然，我看到鞋子飞向了空中。再看那面镜子，原本是挂在墙上的，而此时掉到了天花板上。与此同时，原本的门消失了，地上又开了一扇新的门。然后我才察觉到，这艘船已经倒过来了。
还来不及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这种突发状况，船突然又恢复了原本的样子。人们还来不及说一声“谢天谢地”，船再次倾斜了。人们还来不及惊呼，船已经继续往前航行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的生物，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动：虽膝盖受伤、双腿无力，但也要继续前行，穿过每一个洞穴，翻过每一个陷阱，一直都踉踉跄跄的。正当人们惊讶之时，它突然跳到半空中。还没完全做好这个动作，它又深深潜入了水中。还不等浮上水面，它又翻了个跟头。刚刚停稳，它又冲向了后方。它不停地摇摇摆摆、上蹿下跳、颠簸起伏，一边做这些动作，一边往前走。有时候动作一个接一个，有时候所有动作一起来，让人哭喊着饶命。
一位船员经过。“船员！”“什么事，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能给我解释一下吗？”“遇上巨浪了，先生，而且是顶头风。”
顶头风！想象一下，船头有一张人的面孔，有一万五千位大力士正用力往回推它，只要它试图往前移动一点儿，他们就会敲打它的额头。想象一下这艘船，巨大的身体中的每一个小部件都在这等压力下膨胀变形，继续往前走就会走向毁灭。想象一下狂风怒吼、大海咆哮、大雨倾盆，这艘船很难前进。而天空晦暗，狂风暴雨，云层翻滚，与海浪惊人的相似，可谓是天空中的云海。再加上甲板上和船舱里的混乱的脚步声，海员们大声喊叫，排水口的水哗啦啦地流，汹涌的巨浪不时拍打着船上的厚木板，在船舱里听来就像是雷霆之声一样——这就是一月早上的顶头风。
我对这船上的噪音没有抱怨一句：玻璃和陶器的破碎声，船员不小心的磕磕碰碰声，不牢固的木桶和散落的装黑啤的瓶子的滚动声，以及特等舱里晕得不能起床吃早餐的乘客们发出的令人不满的抱怨声，等等。我并没有抱怨这些，因为尽管我听了这些有三到四天了，但我认为实际听的时间还不到十五秒钟。噪音消停时，我再次躺了下来，晕船了。
不是普通的晕船（尽管我希望是），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识过，也从未听说过的晕船，但我确信，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我整天都躺在舱内，虽然冷清，却很满足。我一点儿也不疲惫，但不想起床，不想康复，不想呼吸新鲜空气，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但也不讨厌，没有烦恼和遗憾。在这种平淡之中，我唯一能回忆起来的就是一种闲散的快乐——一种极度的畅快，如果这需要什么堂而皇之的名字的话——事实上，我的妻子非常难受，无法跟我聊天。如果让我举例来描述我的心情的话，那就应该是暴徒们袭击了奇格韦尔的酒馆之后，老板老威利特先生[1]的那种心情吧。没有什么能惊到我。如果在某个瞬间，因照耀到我身上的智慧之光的启发，我发现了一个精灵信使——身穿血红色的外套，带着一个铃铛——光明正大地走进我的小屋，一边因走水路而让自己变得全身湿漉漉的而道歉，一边递给我一封信，就像老朋友一样，我肯定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惊讶，反而会非常满足。如果是海神尼普顿将烤鲨鱼挑在三叉戟上走进来，我也会当成平常的琐事一样对待。
有一次，我到了甲板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去那儿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儿，但我就是在那里，衣冠整齐，身穿一件大大的海员扣领短上衣和一双靴子，就像一个没有生病的正常人所穿的一样。我独自站在那里。恢复了一点点意识之后，我注意到有什么东西在甲板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认为可能是水手长，可能是水泵，也可能是母牛。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在那里待了多久，是一整天还是只有一分钟。我试图回忆起一些事情来（关于这广阔世界的任何事，我都不挑剔），却什么都想不起来。我甚至都不能分辨海和天，因为我就像喝醉了一样，视线模糊不清，身体摇摆不定。然而，就算在那种境况下，我也辨认出了站在我面前的那位懒散的绅士。他穿着蓝色的粗布服装，头戴油毡帽。不过我太虚弱了，即便我知道那个人是他，却无法把他和这身衣服区别开来，我记得，我好像叫了一声“领航员”。随后，我又失去了意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那位先生已经离开了，而那个地方又换了一个人。世界看起来摇晃不已，好像是一面抖动不停的镜子里反映出来的镜像一样。从身影看，我知道，那个人就是船长，他脸上神情愉悦，我也努力做出微笑的样子来。是的，那时候我还试图保持微笑。从他的举动中，我看出他是在对我说话，不过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他是在劝我不要站在及膝深的水中——因为我当时确实是在水中，不过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在那里。我想要感谢他，却说不出口。我只能指着我的靴子——或者说我自认为是靴子所在的地方——悲哀地说：“软木鞋底。”这句话让我筋疲力尽。有人告诉我不要坐在水里，发现我神志不清之后，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好心地将我拖到了底部的船舱里。
我就一直躺在那里，直到感觉稍稍好了一些为止。无论何时，只要有人劝我吃东西，我就感觉难受，这种痛苦仅次于溺水时渴望得到重生的那种煎熬。船上的一位先生有一封我们在伦敦都认识的朋友为他写的介绍信。刮顶头风的那天上午，他把信和他的名片一起送了过来。想到他生龙活虎，起居如常，想到他总期盼着我在沙龙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我就烦恼不堪。我以为他属于那种铁打的人——我不认为他们是普通人——满面红光，嗓音浑厚有力地问别人晕船是什么感觉，问是不是真的像其他人描述的那么难受。这个问题真是让我痛苦。后来我听船上的医生说，这位先生强烈要求医生往他肚子上抹了一大团芥末膏[2]，听到这话时的痛快和感激，我不记得有过第二次。我的身体慢慢恢复，就是从听到这个消息开始的。
我的晕船真正好起来，无疑是得益于我们出发第十天时遇到的一场飓风。风是从日落时分慢慢形成的，它逐渐积攒着力量；到第二天凌晨时分，已经完全成形，威力四射了；在午夜前一个小时左右，风声稍稍减弱了一点儿。那是非同寻常的一个小时，好像在酝酿什么，很快，飓风就刮起来了。它威力如此强大，在天地间横冲直撞。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狂风肆虐的晚上，我们的船只在海上举步维艰。当情况变得于己不利，在自己遇到磕磕绊绊看起来很难确定情势走向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人们问：“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而现在，在大西洋上遇到狂风暴雨、船只难行时，有再好的想象力都无法想象出那种进退两难的场景。船只已经被浪打得侧翻着了，桅杆已经浸泡在海浪之中，然后船只再度跳起来，翻到了另一侧。一个大浪袭来，发出的咆哮相当于一百杆枪，又将船只翻过去。船不得不停了下来，蹒跚着，颤抖着，好像被惊吓到了。突然，它再次剧烈颤抖起来，迅速前行，像一只发狂的怪兽，然后再次被狂怒的海浪所侵袭、击溃，在海浪中起起伏伏、跌跌撞撞——雷、闪电、冰雹、风雨都在奋力争夺对海域的控制权——每一块木板都在呻吟，每一颗钉子都在嘎吱作响。海里的每一滴水都在怒吼。这个景象蔚为壮观，让人心惊胆战、惊恐不安。这种恐怖的场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有梦境才能将这种狂暴、激烈、宏伟的场景复制出来。
在这种令人恐惧的时刻，我却身处一个非常可笑的境地里。即便是当时，我也像现在一样，感到非常可笑而大笑了出来，比看到任何其他可笑的事还要笑得厉害，即便那些事更容易引起人的乐趣。午夜时分，我们的船遭海浪侵袭进了水。海水通过天窗涌进船里，撞开了上层的门，咆哮着冲进了女士船舱。我的妻子和另一位苏格兰小个子女士惊慌不已。这位苏格兰女士之前曾托船员给船长递了一张便笺，很恭敬地建议他马上在船只的桅杆和烟囱顶端绑上一根钢铁导线，以防船只遭到雷电袭击。她们和之前提到的那位女仆都很惊慌，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们。我也试图回想一些能起到安抚作用的东西，但当时，我认为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加水的热白兰地了，于是，我马上倒了满满一杯。如果手中不牢牢抓住什么东西，人是没办法站立或者坐着的，因此她们都挤在一个长沙发的一角上——这个长沙发几乎跟船舱一样长——怀着被溺死的恐惧而挤在一起。我端着酒来到她们身旁，正打算劝说离我最近的人喝一点儿，并安抚她们，但让我失望的是，她们居然慢慢地滑到了沙发的另一端！当我踉踉跄跄地走到另一端，再次伸手把杯子送出去时，我的好心再次遭到了打击，因为船只再次倾斜了一下，她们又都回到了之前的那一端！我猜我追她们至少追了十五分钟，但都没能接触到她们。等我好不容易追到了她们，掺水的白兰地都快洒完了，只剩了一小勺。为了使这画面完整，有必要提一句，这位因晕船而虚弱不堪的男士，他最后一次剃胡须、梳头是在利物浦，他唯一的衣物是一条粗呢裤子和一件蓝色的夹克（不包括亚麻衬衣），这身穿着之前在里士满还备受青睐——现在没有穿袜子，拖鞋也只剩了一只。
关于第二天早晨所发生的可笑事——床也成了恶作剧的牺牲品，由于虚脱，起床都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我无话可说。中午我“跑上”甲板时，目之所及的是荒凉凄寂。海洋和天空一片灰暗阴沉，看不到我们周围视野之外的其他事物，因为海浪很高，大海像一个蓝黑色的铁环将我们紧紧箍住。从空中或从岸边的悬崖上看过去，这一番景象也许宏伟壮观，但身处动荡潮湿的甲板上，这就令人头晕眼花、痛苦不堪了。在前一晚的风暴中，救生船就像是核桃壳一样弱不禁风，一直在海上漂浮，最后只剩下几块破碎的木板。明轮罩也被风浪扯掉了，舵轮暴露在外面，无遮无盖。它们急速旋转，卷起的水浪飞溅到甲板上。烟囱外部结了一层盐晶，船的中桅折断了，绳索全都打了结，纠缠在一起，湿漉漉的，往下垂着：恐怕没有比这更凄凉的场景了。
注释：
[1]狄更斯小说《巴纳比·拉奇》中的人物，在伦敦奇格韦尔区开酒馆，被一群暴民捣毁了酒馆。在这场骚乱中，老威利特一直坐在一边，目瞪口呆，心中一无所想，仿佛在梦里。
[2当时以为晕船是胃的原因，认为在肚子上抹芥末膏可以防止晕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