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统治晚期举措失当之处更多。如不顾天下灾荒频仍，催科捐税，加派三饷日甚一日，把全国人民推入苦难深渊；为加强防边和镇压各地起义，督饬巡抚、总兵奋力剿讨，也不顾条件如何，敌我形势是否许可，凡边将失事败阵者，非系即杀，从不与廷臣商讨。因此很多镇将遭敌围袭，只能战死疆场，以报效朝廷，致使名将越来越少。尤甚者，偏信中官，总以中官镇抚、监督各要害，以致边将镇卒难以独立运作，手脚被缚。如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明朝覆亡在即，清兵与李自成起义军都逼近京师，崇祯帝仍“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关键时刻京城守备至关重要，崇祯帝竟令“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然而太监并不完全忠心于崇祯帝，如李自成兵至宣府时，“太监杜勋降”。当李自成兵临居庸关时，崇祯帝又遣他认为可靠的唐通“偕内臣杜之秩守居庸关”。不料，起义军一到，“唐通、杜之秩降于自成”。李自成入居庸关。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一向宠信的贴身太监王承恩，应在京城守卫战中大显身手。不料，李自成军刚到，未及交手，“京师京营兵溃”。这时，只能把崇祯帝逼上煤山与王承恩同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城面临危急时，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皆不准。当李自成起义军兵临居庸关时，李建泰亦请南迁，崇祯帝却“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既无充足准备，又根本不具备必胜条件，不思采取灵活变通之计，死守京城。自己不思转机，又不肯放权于皇太子，那么京城的文武重臣、皇亲国眷就只能随这个糊涂皇帝一起殉葬了。在国家危亡，迫在眉睫之时，崇祯帝的措置之误，更是难以令人理解到崇祯帝缢死煤山前，在御书衣襟中还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崇祯帝自信自用如此，至死不觉己非，将一切罪过都推给诸臣，其刚愎自用则可想而知！但，他毕竟不能算是个荒淫暴君。史论说：崇祯帝“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驯致败亡，儿与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贬”，其主要原因是“化导鲜术，贪浊之风成于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见于上”。倒还颇有些功过分明的两点论味道。比起崇祯帝的怨天尤人来要高明得多；《明史》的评论说：“崇祯帝虽每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但十分可惜的是他“用匪其人，益以债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这样的评论似乎更近乎公允。因此讲述崇祯帝，宜应区别前后两期，前期诛灭权阉，不近声色，不殖货利，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大有中兴气象，因此“天下翕然称是”。但到了后期，刚愎自信，不纳忠言，用匪其人，以至于达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的程度，最后落得个国破身死、求告无门的悲剧下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释
①②③④⑤《明通鉴》卷八，熹宗天启七年。
⑥⑦⑧⑨⑩《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史》卷三八《奸臣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通鉴》卷八二，庄烈帝崇祯八年。
（明史》卷二六○《袁崇焕传》。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史》卷二四《庄烈帝记》。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史》卷二四《庄烈帝记》。
第19站晚明民变
明朝后期，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愈演愈烈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愈发激化，明朝统治更加腐败。
土地兼并在明朝中后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皇室宗族凭借特权疯狂掠夺土地，以“皇庄”为名的占田不断扩大。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的皇庄占田竟达214万亩。其子福王朱常洵封藩河南，一次便得赐田200万亩，由于河南土地不足，又“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①。受封湖广的潞王朱翊谬，其庄田亦有400万亩。到明熹宗朱由校时，仅一次赐予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湖广田就多达300万亩，而此时湖广土地已被兼并殆尽，只凑得60万亩，于是熹宗便勒令向各州县百姓分摊租银，谓之“天地之租”。
皇室宗族强夺土地，官僚地主更是巧取豪夺。天启七年（1627），大官僚魏良栋一次便得熹宗赏田40万亩。而大宦官“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②，前后受赐田产竟逾百万亩。加之地方上豪强、庶族地主的抢掠霸占，百姓所有耕地少得可怜。山东地区“民间田土搜刮殆尽”③。四川成都地区州县土地，“为王府者十之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④。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权贵、地主手中，而多数农民则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无地可耕，甚至无家可归的流民和饥民，出现了“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⑤的严重社会问题。
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破产，亦使朝廷收入急剧减少。然而明朝统治的腐败，尤其是明帝的恣意挥霍，更加剧了朝廷财政的危机。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满足统治者穷奢极欲的需要，明朝政府极力将危机转嫁到百姓头上，变本加厉地盘剥和苛征。搜刮民脂民膏，侵占了大量土地的权贵豪强们，凭借手中的权势，或享有免税的特权，或减免赋税，于是出现了“富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⑥的情景，富户大家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屋无税。明初全国有税田850多万顷，到弘治年间仅存420多万顷，减少近一半。嘉靖初年，湖广地区的税田已由220万顷减至23万顷，河南地区的税田也由144万顷减至41万顷，减少额竞占绝大比重。这些流失的税田多为官府侵占，或被地主强夺。
自万历末年起，明廷岁收1461万两，其中入内府供皇帝及宫廷开支的约600万两，余下的才归户部作为朝廷的开支。其时官僚机构庞大，官吏剧增。而东北地区女真族再度兴起。于辽东建立后金政权，举兵反明，造成明朝严重的边患。战争频繁，军费开支迅速增加。为此明朝政权不断增加赋税，于正税之外，又有各种名目的“加派”，其中尤以辽饷、剿饷、练饷这3项加派最为扰民。
自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明廷借对后金作战之名，始征“辽饷”，每亩征银3厘5毫，两年后增至9厘。崇祯三年（1630），又于9厘之外再增收3厘。“剿饷”则是专为镇压农民起义而设，“练饷”则是专为训练军队而置。一年辽饷可达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两，“三饷”之合。每年多达2000万两，超过正税一倍以上。
“三饷”之外，又巧立名目，加征商税、关税、盐税、矿税等，以至于“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⑦，“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⑧，一时间，“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⑨。在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赋税压榨下，广大农民处境更加危难，只得铤而走险，奋起反抗，以求得一条生路。自万历初年起，各地相继爆发规模不等的反抗斗争。尽管这些反抗斗争先后遭受镇压，但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
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于青黄不接之际向百姓催逼租税。以白水农民王二为首的数百农民冲人县城，处死张斗耀，开仓济饥，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此举立即得到广大的饥民、逃兵及驿卒的响应。崇祯元年（1628），陕西府谷县民王嘉胤率众起兵，与王二会合，众达五六千人。随后又有安塞高迎祥、宜川王左挂、延川王自用等人闻风而起。崇祯三年（1630），陕西米脂人张献忠亦于十八寨率众起义。米脂人、曾为驿卒的李自成也因裁减驿卒俸禄，而率驿卒起义，投靠王左挂所部。王左挂兵败投敌后，李自成率众转投张孟存的义军，张孟存牺牲后，他领部众冲出明军包围，继续与官军作战。
面对义军声势日益壮大的局面，明廷采取“恩威并济”、“招抚”为主策策略，企图分化瓦解义军。此时各路义军各自为战，也曾一度推举当时声势最强的王嘉胤为首领。王嘉胤遇害后，又推举王自用为首领。但实际上，各路义军仍不相统摄，力量分散。崇祯四年（1631），各路义军因陕西地区连年饥荒，而转移山西，王自用联合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等路义军，组成32营，共有20余万众，分3路活动在山西平阳、泽、潞、太原等地。
义军自陕西转战山西，明廷大为震惊。明帝朱由检一改“招抚”为主的策略，转为以“剿灭”为主，以洪承畴为陕西巡抚，总督三边（延绥、甘肃、宁夏）军务，令其组织数十万官军围剿义军。分散作战的义军经过激烈战争，又转战河北。不久王自用阵亡，余部投奔李自成。此时，实力较强的高迎祥再与张献忠、李自成、马守应、罗汝才等首领联合，突破明军包围，南渡黄河。崇祯八年（1635），明廷令洪承畴领兵出陕西，另一位明将朱大典统军出山东，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妄图一举翦除农民义军。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起义军13家72营会于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案。荥阳大会上，作为闯王高迎祥部将的李自成提出联合作战、分兵迎击的策略，为众将领所采纳，遂分13家72营兵力为东、南、西、北四路，另有一路作为策应，主力突击明军兵力最为薄弱的东路。会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领东路军突破官军的包围，由河南转入安徽。仅10余天，即兵至凤阳城下，一举全歼凤阳守军6000余人，留守朱国相兵败自杀。义军在此焚毁朱元璋的祖坟——皇陵，又镇压了百余名抗拒的官吏、诸生及太监。张献忠于城上竖起“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义军于凤阳的举动令崇祯皇帝如丧考妣，痛哭流涕。他一面下诏“罪己”，一面又慌忙调遣兵力，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为总理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分兵镇压义军，“承畴剿西北，象升剿东南”⑩，对义军展开一系列的攻势。
高迎祥于凤阳大捷后，又率兵入河南，继而转入陕西。卢象升紧追不舍，双方大战于朱龙桥，高迎祥部失利，随后又一再受挫，被迫率部向汉中地区突围，高迎祥不幸被俘遇害。其余部在继为闯王的李自成率领下，继续与官军抗争。张献忠则率部南进，攻陷庐州、麻城，使明廷的镇压遭受挫败。
崇祯见此情景，顾不得对付东北地区的满洲反明斗争，将主力从辽东调往义军活动地区。崇桢十年（1637）三月，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翦灭义军的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明廷随即增兵12万，增饷28万两，出动十省官军，扬言于3个月内彻底消灭义军，致使义军再度处于危急的形势之中。而此时的各路义军仍分散流动作战，既无根据地又无明确的纲领口号，因而相继失利。十一年十月，李自成于潼关战败，与刘宗敏等18人杀出重围，进入商雒山。张献忠亦于湖北受挫后伪降。其他义军或败或降，起义斗争陷入困境。
崇桢十一年（1638）冬，清军大举人关，以凌厉的攻势横扫山东、河北等地。明廷为抵御清军的进攻，不得不从镇压义军的前线抽调官军，急驰北上抗清。此时适逢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旱灾严重，蝗虫肆虐，饿殍遍野。这一形势对陷入低潮的起义斗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转机。十二年（1699）五月，张献忠于谷城再起，由湖北转入四川，连克官军，扭转被动的战局。李自成闻讯，立即出雒山，招集旧部，重振旗鼓，转战于陕南地区。十三年（1640）九月，李自成突破杨嗣昌官军的包围，于冬天进入河南。受大旱之灾的河南形势对义军十分有利，数万饥民争相投奔李自成所部，出身地主的知识分子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也先后加入义军队伍，义军声势迅速壮大。
起义军针对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的弊政，鲜明地提出“均田免粮”的纲领口号，且将缴获官府、地主的财物赈济给饥民。这一举动立刻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均日免粮”的口号更是深得民心。在此基础上，起义军又制定了“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的政策得到市民们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义军，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50万人之多，实力迅速壮大。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明将杨嗣昌率领官军主力入川，追剿张献忠，趁中原地区空虚之际，李自成毅然率军攻入洛阳，处死了广占良田、侵夺民财的福王朱常洵。朱常洵及一批官吏被处决，令洛阳城内外的百姓拍手称快。攻占洛阳后，李自成继续转攻开封府，由于拒守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有所准备，义军未能攻下，然而在河南全歼了增援的官军。
二月，张献忠也率部复入湖广，一举攻陷襄阳，处死襄阳王朱翊铭。杨嗣昌见非但未能剿灭义军，反而义军连克重镇，处决皇亲贵戚，遂畏罪自杀。崇祯改以陕西总督丁启睿代替杨嗣昌，又令兵部尚书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攻李自成，却遭李自成所部全歼。
张献忠占据襄阳后，骄傲自满，罗汝才等义军将领与之不和，率部北投李自成，于是李自成的势力又得壮大。年底，李自成再度挥师攻开封，但因他于阵前中箭伤眼，被迫放弃攻城。崇祯十五年四月，义军第三次围攻开封，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于开封附近的朱仙镇大败官军援兵主力。在随后与前来镇压的官军交战中，李自成的义军又连连取胜，彻底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年底，李自成挥师南下，进攻湖北重镇襄阳。在攻占襄阳后，义军连续作战，迅速占据数十个州县，控制了澧州、常德以北，麻城、黄州以西，光化、均州以东的广大地区。而张献忠也、率部转战于两湖及四川地区。两支主力义军南北呼应，使明朝的武力镇压政策几近破产，明朝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义军各部推举李自成为盟主，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五月，义军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称为“新顺王”，修宫室，设置文武官吏，建立“大顺”农民政权。同月，张献忠率部在攻占汉阳、武昌后，自称“大西王”，改武昌为天授府，建立政权。之后又经湘赣，进入四川，于十七年十一月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且以成都为西京。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九月率军北伐。十月，破潼关，占据西安。十七年正月，定西安为西京，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以牛金星为丞相，并在西安地区镇压地主豪强，抚慰流亡，募民垦田，流通商贾，铸造“大顺”钱币，制定“五年免征”、“追赃助饷”等政策。二月，李自成亲统大军进击北京，一举攻占太原，发布讨明檄文，历数明朝统治者的罪状，提出“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掠抢、平买平卖”的纲纪，再次重申“贵贱均田”的政策，受到农民普遍的支持和拥护。
之后，李自成、刘宗敏等将领率大顺军主力经忻州、代州、大同、宣化，走居庸关，向北京进发。另分一路由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领，东渡黄河，经河南、河北，北进北京。面对大顺军的迅猛攻势，崇祯皇帝慌忙下诏“罪己”，既而又向大顺”政权提出“割地求和”的请求，遭到断然拒绝。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包围北京城，城外官军三大营不战而降。十八日，攻破北京城。崇祯帝企图外逃，但已为时太晚。他急召文武百官，却无一人应召入宫，绝望之中，崇祯帝登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内）自尽。至此，明朝统治寿终正寝。
注释
①吴传业《绥寇纪略》卷八。
②《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③《明世宗实录》卷一三○。
④《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⑤顾炎武《日知录》卷一○。
⑥《皇明经世文献》卷三五九。
⑦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⑧《明史·食货志》。
⑨《明史·王宗沐传》附《王世昌传》。
⑩《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三《辞总理五省军务疏》。
查继佐《罪惟录·李自成传》卷三一。
《明季北略》卷二○。
赵士锦《甲申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