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学习最终是为了应用，若只是讲究个人“一身之行为”，而在“国家之急难”时刻无能为力，绝非真正的士人。要成为一个“真儒”，就必须将“学道”与“事功”紧密结合，既有学问，也会应用。这些都有力地说明，黄宗羲在实践致知的教学原则时，既重视读书活动，也十分注重于实践中学习各种本领，即实际才能的培养。黄宗羲提出这一思想，是为了改变晚明士大夫在谴责天崩地裂之变的情况下，不思为国家分忧解难，依然故我地逍遥自在，醉生梦死，“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的社会状况。
他提出要从教育入手，要解决教学中抱残守缺、脱离实际的问题，要使学生扩大知识面，对所学的东西能结合实际，融会贯通，“敛于身心之际，不塞其自然流行之体，则发之为文章，皆载道也，重之为传注，皆经术也”。力主文以载道，经世实用，反对做两脚书橱，一介腐儒。
黄宗羲针对时弊，提出的“学贵适用”的原则，既批判了鄙视经世才能，不关心社会变革的空疏学风，也反映了当时城市市民与工商业者在历史变动时期对于教学的期望与要求，其时代意义是明显的。而这种强调经世实用、培养应务才能以服务于国家、民族的教学观念，至今仍有价值及意义。
黄宗羲认为学生能够提出独立见解的前提是多读书，广泛地读书，形成渊博的学识，所以他主张求学贵在创新，提出独立见解，反对因循守旧。信奉一家之言，道：“余谓当复墨义古法，使为经义者全写《注》、《疏》、《大全》汉宋诸儒之说，一一条具于前，而后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强调“申之以己意”，否定“墨守一先生之言。”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画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
对于独创之精神，黄宗羲一贯推崇，对其弟子陈葵献他大加赞赏。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将各种学说加以全面了解比较，予以汲纳，消化理解，独立思考而后使自己的领悟具有创造性。
黄宗羲学贵独创的教学原则，不仅表现在教育者的教学过程，还体现在学习过程以及对学习内容的舍取之上，其中“发先儒之未发”，注重“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的观点在现在仍有借鉴意义。
黄宗羲提出要对所学习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然而思考离不开在求学过程中善于提出各种怀疑。所以，黄宗羲又强调“能疑”。他把怀疑视为是“觉悟之机”，在《南雷学案答董吴仲论学书》中明确指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从而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胆提问，当他的弟子对其老师刘宗周的学说存在疑问并撰写文章请教时，黄宗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持这类质疑的人是“真善读书者也。”“疑者，觉悟之机，一番觉悟，一番长进”。有的人不怀疑而轻以相信，并非是真信，只是因为不善于提出怀疑。
黄宗羲强调怀疑在治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善于提出怀疑的人，才能引起深思，才会有所创见，这是符合学习的基本规律的，值得我们借鉴。质疑式的教学方法与教育目标有着密切的联系，要造就日后对民族、国家有用的人才，在平日的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忽视质疑的重要性。
黄宗羲认为，要在求学过程中有所创见，调动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同时还必须发挥群体的积极作用。因此，讨论辩难是他在讲学中采用的一种基本方法。根据他的高徒李邺嗣在《送万充宗授经西陵序》中称，他们的学习方法通常是众弟子们“先从黄先生所授学说经诸书，各研其义，然后集讲”，每月两集，有疑问或不解之处，先生到宁波后，再“从执经问焉。”也就是说，这种教学方法包括自修、集讲、问难3个阶段，提倡独立思考，注重集体讨论，最后由老师解释疑惑。这样不仅学习氛围张弛有致，而且由于解释是在各人都认真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讨论时又畅所欲言，所以经常能产生一些新的思想火花，“发先儒之所未发者，尝十之而三焉”。
黄宗羲的这种研究讨论式的教学方法，为浙东造就了一批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方面的人才。值得一提的是，这也为近代以来高校文史专业研究生的教育培养提供了借鉴，有着良好的效果。
学习单靠自己的质疑，没有师生、学生之间的“辩难”切磋，见解是很局限的，而“辩难”恰恰是学生创造能力得以表现的机会。正因如此，黄宗羲非常重视学习中的讨论辩难。他认为，要在求学过程中有所创见，调动学生个体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同时还必须注意发挥师生群体的积极作用。
黄宗羲在《孟子师说·题辞》中说道：“天下之最难知者，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天下之最难致者，一时穷之而未尽，千百年穷之而无不尽矣。”这是他在教学方法上注重辩难的思想基础。教学者与学习者济济一堂，相互探讨，而且十分热烈，出现“一义未安，迭互锋起”的现象，导致讲经会产生成果，在学问上“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为先儒之所未廓者”。
黄宗羲在他的讲学实践中，始终以辩难为其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展开自由式的讨论，并在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之际寻求学问的真谛。学生们在这样一种较为自由、活泼的学习气氛中，在教师的指导下，相互质疑问难，切磋讨论，就易于在学业上取得进步。探索对人生、社会的正确把握，以至有所发见，有所创新，发“先儒之所未廓”，并于其中培养出真才实学的人物。因此，可以说这一教学方法仍是现代教学过程内值得借鉴的。
黄宗羲坚持自己一贯倡导的为学者当要穷经兼读史和经世致用的主张，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他认为通经是第一位的，“人不通经，则立身不能为君子，不通经，则立言不能为大家”。
明清之际，学风浮躁，教学内容固化不变，黄宗羲以其思想家的无所畏惧的胆略和高瞻远瞩的才识，全面否定了明清之际以官方哲学——宋明理学为教学和考试为主要内容的陈腐体系，提出了崭新的教程方案，表明了鲜明的战斗性和科学性。黄宗羲批判了理学家的信徒们认为善于理财者“聚敛”，有军事才能者为“粗材”，关注时政者为“俗吏”，长于读书写文章者为“玩物丧志”等迂腐的谬论，提出了自己的新教程蓝图：除将经、史、子、集列为教学和考试的内容外，同时倡议：学校必须开设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课程，“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
黄宗羲提倡的教学内容与当时传统僵化的教材模式不同，而是要求学习者在掌握作为古代士人必须熟知的经史典籍外，还应该广泛地学习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黄宗羲从其经世致用的教育观念出发，在教学内容上力主多读书，以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所读之书既要包括各类经籍，也应“取代近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竭力将基础知识与应用性知识结合在一起，共同充实于能培养人才的教学内容之中。他还强调：学习理工医农专门技艺的儒生，和学习五经的儒生晋升机会一样；“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对确有发明者，格外奖励，破格录用。
他主张的教学内容，从总体上看分为两大类，即由经史之学为主体的文化类学科和由天文、地理、数学、乐律等组成的自然类学科。
他把经史之学当成教学的基本内容，是由于经史具有经世致用的意义，因此也对时风中“不以六经为根柢”惟“袭语录之糟粕”的积弊起到了抗衡作用。
出于培养造就“建功立业”治国人才的需要，黄宗羲主张除开设经史子集外，还设置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课程，这个观点也贯穿于他的讲学过程之中。他所讲授的包含着对当时社会于时代科技水平的自然科学知识，既是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继承于弘扬，也吸纳了某些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思想。
他广泛汲取古今中外的科学思想，并作为自身讲学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黄宗羲提倡的教学内容，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黄宗羲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师职业有特殊的感情，对教师问题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教师除了向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以外，还必须从事清议。他指出，太学祭酒在讲学时，应该议论朝政，若“政有缺失”，则“直言无讳”。他关于教师议政的思想，发前人所未发，是对传统教师职责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他还主张教师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而且必须端正，“无占清议”。为人师表，他对师之道也十分讲求，并注意身体力行。他说“师者，善于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也矣”。
他认为师道的不传，一方面与科举制的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有为师者自身的缘故。因此，为人师表者，要坚持不断地反省自己做得如何。平时不但要注意充实自己的学问，使前来就教者能从自己这里受益释惑；而且即使有为师之实，也要效法古人避师之。如果忽视了上述任务，有淫词未毁，“故入其道，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尽管有些具体内容未必尽妥，但其方向是明确的。
总之，黄宗羲作为明清之际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华文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教育思想对当前教育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