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有权力的人做保护伞是晚清官场成功者的一大利器。
吴承恩在他的《西游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路上，有一个盘丝洞，在其中，生活着七个蜘蛛精，她们遇到敌人或者困难时，齐心协力，一起抽出蛛丝结网，这样既可打倒敌人，还可以共同得利。这种结网规则，在晚清官场中不仅同样存在，而且盘根错节，几乎到了无法用人力加以廓清的程度。
咸同年间的曾国藩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大行家。
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咸丰朝倚重肃顺、同治朝倚重恭亲王奕。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最终也失权丢势，唯有曾国藩一直青云直上，始终官星高照，官越做越高，权越拥越大，而始终能够化解仕途的风险。这其中实际上有规律可循。曾国藩说自己“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是真正的大智若愚。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品，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官员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
曾国藩在做京官期间，一方面加强自身修养，潜心宋明理学；另一方面，则广泛交往，致力建立个人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网后来都成了他日后成就大事的必备资源。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与权臣交往时极具匠心。
肃顺是咸丰朝的第一号权臣，曾国藩与他没有直接的交往，但肃顺的两个心腹王闿运和郭嵩焘却与曾国藩的关系非同一般。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湘军集团的兴起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王闿运、郭嵩焘商议，与他们一起讨论军国大事。可以认为，肃顺与湘军集团的关系，可以通过王、郭等人进行间接的来往。应当说，湘军的发展壮大，与肃顺的扶植是分不开的。如咸丰九年（1859年）樊燮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宗棠得救。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要归功于肃顺的大力相助。肃顺得知咸丰皇帝要严惩左宗棠，当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转告王闿运、郭嵩焘，王闿运求救于肃顺，肃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嵩焘于是策动好友潘祖荫上疏，肃顺趁机向咸丰皇帝进言说，左宗棠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也就见风转舵，放了左宗棠一马。这件事充分证明，肃顺主动取好湘军集团，并且是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起了某种背后的合作关系。
咸丰十年（1860年）闰二月，咸丰帝任命湘军名将刘长佑为广西巡抚。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清军在苏南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结交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说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回事成焉”。四月，清廷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
咸丰帝死后，慈禧太后通过发动政变掌政，肃顺等人被处死，虽然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曾国藩官星仍然高照，在两江总督位置上岿然不动，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关。肃顺与穆彰阿时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时也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但曾国藩都没有因为圈子规则而在政治升迁上受到影响。可以认为，这是曾国藩成功地运用了“心照不宣、不露痕迹”的高明交往之策。
满洲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咸丰六年病死。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越来越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越来越大的权力。三人同干大政，军机大臣拱手听命，大权旁落。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善于权力争夺。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肃顺甚至怂恿咸丰皇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同时，他还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搜罗人才，延誉树党。当他访知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慈禧太后、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前述的种种举动更为微妙，更需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会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公开与湘军集团接触，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在肃顺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的成员。如尹耕耘不仅是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极受曾国藩器重，同时，也是肃顺的属吏，肃顺对他也“敬礼有加”。李鸿章出自曾国藩门下，后来又与肃顺相善。其他如郭嵩焘、王闿运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嵩焘更是与曾国藩结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嵩焘不仅为肃顺所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孚恩向咸丰皇帝推荐郭嵩焘“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闿运是肃顺的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肃顺这样破格相待，使王闿运终生感激不已，以至数十年后，王闿运到北京还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在生活上加以资助。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王闿运所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耘）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闿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这就是说，在和战问题上，肃顺不仅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参与了他们的讨论。
后来，湘军势力急剧扩大，很多人掌握了地方大权，自然也是肃顺向咸丰皇帝进言的结果。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朝廷不仅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十二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十一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辅政大臣暂时执掌，任命高潮再起。七月二十日，命骆秉章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八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直接与肃顺联系或者交往过，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向肃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更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棵容易招风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内中却没有曾国藩一封书信的原因。正因如此，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才没有把曾国藩列入“肃党”进行清洗，反而称他为“忠臣”，立即实授两江总督，总管四省军政，使曾国藩一下子成了东南半壁的实际主人。参见朱元璋等原典，华文渊解译文：《权经：通权治世的领导学智慧》，长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6页。
在官场结网的众多成功者中，荣禄是晚清可与曾国藩媲美的人物。
在晚清官场上，荣禄自甲午战争后至1903年病逝前，一直长袖善舞，身居高位。荣禄之所以能够如此，也与他辛勤结网分不开。
从历史上看，荣禄是忠烈之后。他的祖父塔斯哈曾任喀什噶尔帮办大臣，道光年间，在征伐张格尔叛乱时阵亡。父亲是甘肃凉州镇总兵长寿，伯父是天津镇总兵长瑞，咸丰元年（1851年）在围堵太平军永安突围战中同日阵亡，父亲赐谥勤勇，伯父赐谥武壮，并赐修“双忠祠”作为纪念，荣禄因此得荫生。叔父长泰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镇压捻军阵亡，当时被看作“一门忠萃”。咸丰皇帝在长瑞、长寿死后曾以“忠贞世笃”褒扬，并且曾亲自召见荣禄，询问其父辈殉难情况。忠烈之后，相例为各朝看重、倚信。荣禄的远祖费英东，是辅佐清太祖努尔哈赤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世代忠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祖辈勋业的光彩，照亮了荣禄的仕进之路。
不过，荣禄所以能够盘踞高位、官星高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关系网。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旗人中唯一的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这两个妹丈，崇绮是前大学士穆彰阿之子，穆彰阿晚年降官，但他积累的政治关系却对荣禄不无益处。昆冈到光绪末年成为大学士，对荣禄大有助力。荣禄的两个女儿，一个成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媳，一个是醇亲王载沣的福晋。荣禄的继配是大学士灵桂的长女，时称“大王爷”。月下老人把荣禄自己和妹妹以及两个姑娘，全都拴在宗室亲要王公贵族的门楣上，成了懿亲，有“阀阅世家，连渊贵胄”之称。
不仅如此，荣禄还在官场结交甚广，他与做过同治、光绪两个皇帝师傅的李鸿藻，换了兰帖，结成金兰之好。李鸿藻之同派中人，荣禄都可与他们拉上关系。荣禄外放西安将军后，就是通过李鸿藻写信给陕西巡抚直隶同乡鹿传霖，两人才得以和睦相处。庚子年鹿传霖以江苏巡抚勤王而入军机，荣禄是出了大力的。鹿传霖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姐夫。张之洞与荣禄的关系，既有鹿传霖的帮衬，又有李鸿藻这层关系作过渡，军机大臣与总督之间就不同泛泛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也与荣禄私交甚好，礼亲王世铎的外甥等人，荣禄就是通过刘坤一在两江予以安插的。
荣禄的最后10年，朝中有慈禧太后的信任，又与外官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交好。直隶总督袁世凯本就是他武卫军时的下属，小站练兵也是荣禄做荐主。当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被人弹劾时，朝廷下谕查办，又是荣禄保护袁世凯过了关。荣禄晚年位居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慈禧太后一直倚之如左右手，这些都与他在朝内朝外的官场网络很有关系。
继荣禄之后，袁世凯又成为清末一个善于编织官丝网的大师。
袁世凯所以能够在清末宦海中进退自如，如鱼得水，与他所结的官网关系极大。
袁世凯的官场结网是从吴长庆开始的。吴长庆是淮军名将，是李鸿章在淮军中的一根重要支柱。
咸丰年间，捻军把庐江城围住，当时任庐江地方团练武装首领的是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大兵压境，庐江县城危如累卵，吴廷襄派儿子吴长庆星夜潜出重围，飞马赶奔宿州袁甲三那里求援。袁甲三统领重兵，当时也正在和捻军对垒，对于是否驰援庐江，一时举棋不定，于是询问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袁保恒主张按兵不动，袁保庆则力主出兵相救，双方争持不下，结果庐江城池陷落，吴廷襄死于乱军之中。经过此事，吴长庆与袁保恒断交，却与力主出兵的袁保庆换帖拜盟，后来又成为李鸿章手下的一员名将。
当袁保庆在南京任江南盐运使的时候，吴长庆正好也带兵驻扎在和南京一江之隔的浦口，两个盟兄弟时常互相走动，关系愈发亲密，袁保庆的公子袁世凯因此也备受吴长庆的宠爱，以至视如己出。
后来，吴长庆率部移驻山东登州，受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督办山东海防。由于有着父辈这层关系，袁世凯科举落第后，决定投笔从戎，便前往山东投奔了吴长庆。
吴长庆收留袁世凯是为了报答义弟袁保庆。但袁世凯却抓住这个机会，在吴长庆奉命率兵入朝平叛中崭露头角，从此，他对自己人生命运的把握由被动一跃转为主动，由此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的仕途。
如果说是吴长庆把袁世凯领进了无边宦海中的话，那么，袁世凯在官场上掘得的第一桶金，则是拜李鸿章之赐。
李鸿章是继曾国藩之后支撑清王朝大厦的淮军集团的领袖。当时，李鸿章盘踞北洋，掌握着清政府的军事、内政、外交大权，对外守定妥协和戎的方针，比其他官僚人物更能得到列强各国的信任与赏识。到19世纪80年代，他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地位的人物。以他为首的洋务集团，是一个由军人、官僚、买办组成的庞大的混合体。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的门路。
李袁二人直接发生关系始于1884年朝鲜甲申兵变时期。该年，由于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为巩固北洋防务，命令吴长庆从朝鲜撤回3营清军，驻扎辽东半岛金州，其余3营仍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袁世凯得李鸿章奏荐，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一跃而成为驻朝清军的重要人物。
1884年，朝鲜“开化派”在日本公使的支持下发动“甲申兵变”。袁世凯一面会同吴兆有上报李鸿章，要求派兵轮来朝鲜镇压兵变，一面随机应变，自作主张，果断处置了这场事变。
188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就“中日冲突”问题谈判。伊藤博文在此期间提出了惩办袁世凯的无理要求。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鸿章的折中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一场变幻险恶的宦海风浪总算躲了过去。
当时，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大都由李鸿章制定。自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李鸿章一直劝导朝鲜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通商，借以牵制日本，兼顾杜绝俄人之窥伺。结果，随着与西方列强“通商”而来的，是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而受害者总是朝鲜和其宗主国——中国。“牵制”政策反映了落后的清政府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无可奈何的主观选择。在列强的不断侵略面前，这一政策的破产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