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话一出口，一半观众议论纷纷，另一半观众陷入了深思之中，唐先生顺势说：“爱情是高尚的，让人肃然起敬，但是，爱情不能当面包、牛奶，饿了可以吃；爱情不能当房子，困了可以睡。爱情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做基础，难道不是吗？”
各种诱惑充斥在大家的周围，无不为了一个利害。在政治斗争中，政敌之间各有自己的政治势力。使用借刀杀人之计的一方，如果能使政敌内部造成误会，促成政敌内部自相残杀的局面，不但能够消弱政敌势力，还有可能使政敌自灭，即使政敌不灭，也易于自己攻破之。这种损益之道，较前两种手法更为有效，对使用者的要求也比较高，其中变幻的奥妙也更深一层。
春秋时期，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臣事齐景公。三人自恃勇力，踞傲不恭，相国晏子见齐景公对三人宠爱有加，便以三人“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为名，劝齐景公除去三人，免留后患。齐景公根据晏子的建议，有意以两只桃子赐三人而食。在不能均分的情况下，提议“计功而食”。听到这种提议，公孙接先仰天长叹道：“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人多桃少，不能不计功而食桃矣！像我一搏野猪，再搏乳虎的功绩，别人难与比肩，可以食桃矣！”因取一桃在手；田开疆也不甘示弱，盛言道：“我用伏兵退敌三军两次，像我这样的功劳，别人很难相比，也可以食桃。”也取一桃在手；剩下古冶子一人，更不甘居于人下，便大言道：“我曾经随君主过河，有一只大鼋衔君主左骖之马至砥柱中流。当时我年轻，又不会游泳，乃潜水而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追得大鼋而杀之，然后左手拽马尾，右手执鼋头，像仙鹤一样，跳跃而出，在河边的人都说我是河伯也。以我看来，我是大鼋之首，功绩无人可比，可以食桃，你们二人为什么不把桃给我！”竟拔剑而起。公孙接和田开疆自愧功不如古冶子，乃说：“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将桃奉还之卮，拔剑自尽。古冶子见状，也很惭愧，言道：“虽然他们两人同食一桃，我独食一桃是最合适的。但二子死之，而我独生，这是不仁；耻人以言，夸其声，这是不义；恨自己行为不对，不死是无勇也”把桃还给齐景公，也拔剑自杀。晏子不费吹灰之力，便将齐景公“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的三个强劲政敌除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桃杀三士”的过程，也是使其相误。趁政敌相残而不击自破的成功事例。
借刀杀人之计的这种常用手法，在先秦时期就普遍应用于政治领域。《韩非子·内储说下》中就有许多实用的例子。
其一，周文正欲灭商，恐商强大，乃资助费仲，令其以奢靡乱纣王心志。进而消弱商的统治。这是借佞臣以乱君主。
其二，楚国的使臣至秦，秦王见楚使贤能过人，深感敌国贤者聚集，对自己不利。于是群臣献计，以“深知之而阴有之”的谋策，使楚国认为贤能之士均有里通外国之嫌，将他们一一除掉。这是借敌国之手除掉对自己不利的政敌。
其三，孔子在鲁国为政，道不拾遗，国家大治。作为鲁国邻国的齐国君主齐景公，当然不愿鲁国强大，因此深感不安。齐国谋臣黎且对齐景公说：“去仲尼犹吹毛耳。君何不迎以重禄高位，遗（鲁）哀公大乐以骄荣其意。哀公新乐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谏，谏，必轻绝于鲁。”果然如计而行，孔子无可奈何地去鲁而奔楚，乃有陈蔡绝粮之危。这是借敌国君臣相猜而除掉政敌。
其四，楚王与臣下干象谈论秦国谁可为相。楚王想以楚国之力扶助甘茂为秦相。干象认为甘茂是贤能之人，相秦于楚不利，不如使共立为秦相。“共立少见爱幸，长为贵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环，以听于朝。且以乱秦矣。”在此之前楚国曾扶立邵滑为越国重臣，“五年而能亡越”。这是在敌国扶植奸佞，借奸佞而乱敌国，并待机而取之。
其五，吴国伐楚，吴将伍子胥畏楚重臣子期贤而多谋，乃派人向楚国声言：“子期用，将击之。于常用，将去之。”楚王闻言，然任用于常而黜退子期。伍子胥趁机发兵，一举攻破楚国。这是借敌国之手而去掉自己的强劲对手。
其六，晋献公欲伐虞、虢二国，先送去华丽的车马，珍奇的美玉，娇柔的女乐，“以荣其意而乱其政”。这是借奢靡之物而使敌国玩物丧志，疏于防备。
其七，晋国使臣叔向至周，见周臣苌弘贤而有能，因伪作一书云：“苌弘谓叔询问：子为我谓晋君，所与君期者时可矣，何不亟以兵来？”然后假意将此书丢在周君的庭院而匆匆离去。周君见书，认为苌弘卖国，便将苌弘杀掉。这是借敌国之疑而除去敌国强将贤能。
其八，郑桓公打算偷袭郐国，先把郐国的“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尽与其姓名”，编成簿册，把郐国的良田和官爵，分别写在各自的名下，然后“设坛场郭门之外而埋之”，并祭以牺牲，像是盟誓的样子。消息传到郐国，“郑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结果，郑桓公领兵奇袭，一举灭掉郐国。这是促使敌国内部猜疑，导致敌国内部自相残杀而趁乱取之。
由此可见，使其相误。趁敌相残而破之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所获得的效果也不一样。从效果上看，上者可使政敌自残自灭，中者可使政敌受到重创，下者亦可使政敌自丧志气。无论上中下策，都算是使用者获得成功。
价值的转移
一位勤劳的农民，从自己种的菜园中收获了一个特别大的南瓜，他又惊又喜，便将这个南瓜献给了国王。
国王看了很高兴，于是，国王便赐给农民一匹骏马。
这件事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国家，妇孺皆知，大家都觉得国王比较仁慈。有个财主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想：农夫拿个破南瓜给国王，就得到一匹马的赏赐，如果我准备一件更珍贵的东西，企不是得到的赏赐更多，说不定国王会赐我许多金银或者给个官当一当。于是，他挖空心思、费尽心机，终于花了上万两银子买了一匹汗血宝马献给了国王，国王看到这匹宝马特别高兴，对那位地主大加赞赏了一番，随后对随从说：“将寡人喜欢的那个农夫进献的大南瓜赐予那位献马者。”
两节电池
父亲在一家小公司做了晚班的差事，每晚十点上班，因此，每晚需要手电筒照明。
一日父亲买了两节新电池，或许是出于省电的念头，他没有丢掉那两节还残留了一些电量的旧电池，便用一节新电池搭配一节旧电池方法来使用，然而，效果却没有父亲想得那么好，不仅只用了几个晚上便没电了，而且灯光微弱昏黄。
父亲恼怒之余便把这两节电池扔进了垃圾堆里，父亲埋怨道：“买了两节劣质电池，伪劣产品真是害人误事，下次再也不买了。”
不几日，父亲与我谈及此事，我说这是旧电池成了电阻的缘故，父亲一脸不解。
父亲不懂得那节他舍不得丢弃的旧电池已成为电阻，白白耗费了新电池里电能的道理。仔细想想这件事，人有时不也是这样吗？由于怀旧或者贪图一些小利、眼前的利益，常常使大好的时光、机会白白流失，甚至使机遇与自己擦身而过后，才后悔不已。由于自己的贪欲，又有多少人误入了歧途，背上了千夫指的骂名，就像那节废旧的旧电池，虽然还有一些小利，但终究是害人害己。
不要等到比原来少
春秋时期，各国贵族公卿内部的争斗也很激烈，并且，这些争斗往往与该国的强弱盛衰相关连。在贵族公卿的争斗中，也不乏一些人运用高明的谋略。范旬灭栾氏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栾氏是晋国很有势力的贵族，从晋文公时的栾枝以来，栾氏一直官高位显。进入春秋中期，栾氏在晋国的地位更加突出，结怨也多，于是成为众矢之的。到了栾盈时，终于爆发了借故驱赶栾氏家族的斗争。栾盈外逃后，先到楚国，后到齐国，齐国接纳栾盈，是想利用他来破坏晋国内部的稳定。
不久，齐国利用送陪嫁齐女到晋的机会，用有篷窗的车把栾盈和他的武士送回栾氏的封地曲沃城。栾盈连夜就去拜见曲沃大夫胥午，要胥午同他一起发难，灭掉贵族中反对栾氏的人。胥午没有同意，说这件事不会成功。经过栾盈的再三央求，胥午才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议定请魏舒作内应。
魏舒是魏绛的儿子，栾盈作下军将领时，曾与魏绛的关系很好，从而也和魏舒很熟悉，关系也很密切。在魏舒的策应下，4月，栾盈率领曲沃的甲兵，白天进入了绛城。
听到栾盈已经进入绛城的消息，当年驱赶栾盈、如今执掌大权的范旬感到很突然，有些惧怕。范旬身边的乐王鲋说：“这没有什么可怕的。请将君主送到坚固的宫殿中去，把国君掌握在自己手中。再说，栾氏的政敌很多，又刚从国外回来，立足未稳，您握有大权，占据优势，又掌握着对百姓的赏罚，还怕什么？”接着，乐王鲋分析了栾氏目前的处境，和栾氏关系好的只有魏氏，没有魏氏的协助，栾盈绝对成不了气候。他向范旬建议，先下手为强，可以用武力胁迫魏舒与范氏合作，这样，栾氏将不攻自退。范旬接受了这一建议。
于是，范旬派儿子范鞅去接魏舒到王宫中来。当范鞅到达绛都时，魏舒的军队已经列好队，驾上了马，整装待发，准备与栾盈的军队一同会合行动。范鞅大步跨到魏舒车前，说：“栾氏率领叛贼来都城，我父亲和诸位大夫现在都在国君那里，特派我来迎接您去。快走吧，我帮助您驾车。”说完，翻身跳上魏舒的战车，右手拿着宝剑，左手拉着马辔头，命令驾车的快赶车。驾车的问到哪里去，范鞅答道：“到国君那里去！”就这样，魏舒被范鞅强行劫持进了宫。
魏舒的车一到，范旬便走向台阶亲自迎接他，还拉着他的手，答应将曲沃给他，以笼络他的心。魏舒受到控制，不能帮助栾盈，大大挫伤了栾盈的气势。不久，其反叛行动即被挫败。
抢在对手前面行动就是捷足先登、先发制人，这是一种争取主动的谋略。无论在军事活动、政治活动，还是在经济活动中，这种捷足先登，先发制人，争取占据主动的谋略，都是可以获得理想效果的。
80年代末期，香港船王包玉刚在同香港英资“怡和”洋行展开的一场争取股票资本的商战中，就是运用抢先一步的谋略，最后打败怡和洋行的。
1978年，包玉刚决定控制英国怡和洋行所属的九龙仓股份有限公司，便暗地从李嘉诚处转买到占九龙仓股票20％的2000万股。然而，怡和洋行得知此事后并没在意。于是，包玉刚又看准时机，迅速吃进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这样包玉刚占据了九龙仓的30％股权。
1979年初，九龙仓股价上涨，每股达到50港元。怡和洋行意识到情况严重，准备高价回收。不料，包玉刚突然把全部的九龙仓股票以每股55港元卖给了隆丰公司。这隆丰公司实际上是包氏财团下属的上市公司，包玉刚的转股，实际上是明转暗未转，以迷惑怡和洋行。从而使怡和洋行回收股票的计划破了产。
1979年6月中旬，包玉刚去法国处理事务，怡和洋行认为这是难得的反攻时机，便暗中命下属置地公司登出广告，以两股置地公司股票外加一张债券（总值相当100港元）回收九龙仓股票。包玉刚在法国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返回香港。经过精心安排，包玉刚也登出广告，宣布两天内以每股105港元的高价再收购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怡和洋行觉得包玉刚此举属无稽之谈。认为他不可能在两天时间中能支付20亿港元的现金，就是印钞机也难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印出如此多的现钞。因此，“怡和”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防范。结果，包玉刚如愿以偿。
几天后，包玉刚主持召开了新九龙仓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从此，掌握了九龙仓的财产主权。当然，还应该看到，抢先一步也必须思考周密，不可草率从事。否则，不仅占据不了主动，反而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
放弃和拥有
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立国久远，且历史上中国人治国又以“治人”为主，所以每朝每代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其治人的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舌。这其中固然不乏成功的历史经验，但中国人把虚伪二字运用得如此地炉火纯青、妙至精绝，不知能否算到成功的历史经验之列。不过虚伪之术确实帮了统治者的不少忙，为他们沽名钓誉、巩固权势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君王敢公然扯起反对仁义道德、崇尚虚伪奸诈的旗子，连被称为“奸雄”的曹操，也未敢贸然做皇帝，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说明他还是惧怕道德和正统舆论的力量。于是，虚伪就成了他们的法宝，他们既不择手段地达到了目的，又树立了无可非议的道德形象。
大概最早能够成功地运用虚伪之术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春秋》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郑伯克段于鄢”，极其明确地确定了这件事的社会伦理方面的性质。郑伯是指郑庄公；段是指郑庄公的胞弟共叙段；鄢是地名。在这句话里，最有学问的用字是克，本来君主杀臣下用“征”、“伐”、“讨”、“诛”等字均可，唯有这“克”字，既表现了平等对敌，又表现出高明的手段，郑庄公本可光明正大地讨伐他的弟弟，但他却阴设陷阱，沽名钓誉！这个“克”字的运用也就体现了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不过，在春秋时期，周期以来的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传统的道德也遭到了践踏，即所谓的“礼崩乐坏”。《春秋》作者创“春秋笔法”，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也可见其用心的良苦。必须指出的是，“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历史事件，也是《左传》中最为著名的篇章之一，由于《左传》细致传神的记载，这一历史事件就变得更加著名起来了。
郑庄公就是为幽王抵抗犬戎战死的大将郑伯友的孙子，是带兵为父报仇、打退犬戎的郑武公掘突的儿子，可以说，庄公的爷爷和爸爸对周天王都有很大的功劳。郑庄公共兄弟俩，自己的名字叫寤生，弟弟的名字叫段。寤生出生的时候难产，使母亲姜氏受惊，从此就不喜欢寤生，而段则长得一表人材，人也聪明，所以姜氏非常地喜欢他。姜氏不断地在丈夫郑武公面前夸奖小儿子，希望将来把王位传给他。这样，寤生和母亲之间就有了隔阂。不过郑武公还算明白，没有同意姜氏的请求。最后还是把王位传给大儿子，寤生即位，就是郑庄公，并接替父亲的职位，在周朝当了卿士。姜氏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没有当上国君，心里很不舒服，就去为段要封地。姜氏很有心计，要求庄公把“制”这座城封给段，庄公告诉姜氏，“制”是郑国最为险要的城池，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虢国的国君就死在那里；况且父亲说过，“制”这个地方谁也不能封。姜氏见说不过庄公，就又请求把京城封给段。京城在现在河南省的成皋县附近，对当时的郑国来说，也是一座比较重要的大城，所以庄公当时仍然犹豫不决。在姜氏的一再督促下，庄公才把京城封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