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某种强迫性神经症的形式进行的良心的谴责也同样是令人痛苦和烦恼的。但对这里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强迫性神经症和抑郁症相反，它决不采取自我毁灭的步骤；好像它能避免自杀的危险，而且比癔症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免除危险，我们能够发现，保证自我的安全的东西就是保留了对象这个事实。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通过向前生殖器组织的退行，就能使爱的冲动转变成对对象的攻击冲动。破坏性本能在这里再次得到释放，其目的在于毁灭对象，或至少看起来具有这个意图。这些目的尚未被自我采纳；自我用反相作用和预防措施来奋力反对这种意图，而这些意图就保留在本我中。但是，超我的表现却好像是说，自我应该为此负责，并且在惩罚这些破坏性意图时，用它的严肃性表明，它们不但是由退行引起的伪装，而且实际上用恨代替了爱。由于两方面都孤立无援，自我同样徒劳地防御凶恶的本我的煽动、防御对实施惩罚的良心进行责备。但它至少成功地控制了这两方面的最残忍的行动；第一个结果是没完没了的自我折磨，最后在它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对对象做系统的折磨。
它们用各种方法来对付个人机体内危险的死的本能的活动，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和性成分的融合而被描绘成无害的，另一部分以攻击的形式掉过头来朝向外部世界，而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无疑继续畅行无阻地从事它们的内部工作。那么，在抑郁症中超我是怎样成为死的本能的一个集结点的呢？
从本能控制观和道德观来看，或许可以说本我完全是非道德的，自我则力争成为道德的，而超我则可能是超道德的，因此才能变得像本我那样冷酷无情。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越是控制它对别人的攻击性倾向，他在其自我理想中就越残暴——也就是越有攻击性。而日常的观点对这种情况的看法则正好相反：自我理想所建立的标准似乎成为压制攻击性的动机。但是，我们前面说过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越控制它的攻击性，它的自我理想对其自我的攻击性倾向就越强烈。这就像是一种移置作用，一种向其自我的转向，即便是普通正常的道德品行也有一种严厉限制、残酷禁止的性质。的确，无情地实施惩罚的那个更高级的存在的概念正是从这里产生的。
若不引入一个新的假设，我就无法继续考虑这些问题。如我们所知，超我产生于把父亲作为榜样的一种认同作用。每一种这类认同作用本质上都是失性欲化的，甚或是升华了的。现在看来，好像当这种转变发生时，同时会出现一种本能的调离。升华之后，性成分再也没有力量把以前和它结合的全部破坏性成分都结合起来，这些成分以倾向于攻击性和破坏性的形式被释放。这种解离就是被理想——它的独裁的“你必须……”（Thou shalt...）——所展示的普遍严厉性和残酷性的根源。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强迫性神经症。这里的情况就不同了。把爱变成攻击性虽未受到自我力量的影响，却是在本我中产生的一种攻击性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已超出本我，而扩展到了超我，超我现在加强了对清白的自我的残暴统治。但是，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和在抑郁症的情况下一样，自我通过认同作用获得了对力比多的控制，但这样做便受到了超我的惩罚，超我是用以前曾和力比多混合在一起的攻击性来惩罚自我的。
我们关于自我的观点开始趋向于清晰，它的各种关系也变得日渐明白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自我的力量和弱点。它起着重要的作用。自我依靠它和知觉系统的关系而以时序来安排心理过程，使它们服从于“现实检验”。通过插入这种思维过程，自我就能保证动力释放的延迟，并控制着运动的通路，当然，这后一种力量与其说是事实问题，不如说是形式问题，就行动而论，自我的地位就像君主立宪的地位一样，没有他的批准，什么法律也无法通过；但是，他对国会提出的任何议案行使否决权以前，早就犹豫不决。起源于外部的一切生活经验丰富了自我；但是，本我对它来说则是另一个外部世界。自我力图使本我处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它把力比多从本我中撤回，并把本我的对象—贯注转变成自我结构。在超我的帮助下，是以我们还不清楚的方式，它利用了贮藏在本我中的过去时代的经验。
本我的内容借以深入自我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直接的，另一条是借助于自我理想的引导；对某些心理活动来说，这两条道路中它们采纳哪一条可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自我从接受本能发展到控制它们，从服从本能发展到抑制它们。在这个成就中，自我理想承担了很大一份，的确，它部分地是反对本我的那种本能过程的一种反相作用。精神分析是使自我把它对本我的统治更推进一步的一个工具。
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我们把这同一个自我看作是受三个主人的支使，因此便受到三种不同危险威胁的一个可怜的家伙：这三种危险分别来自外界，来自本我的力比多和来自超我的严厉性。因为焦虑是一种退出危险的表示，因此，就有和这三种危险相对应的三种焦虑。就像居住在边疆的人一样，自我试图做世界和本我之间的媒介，它要使本我遵照世界的愿望去做，并通过肌肉的活动，使世界顺从本我的愿望。实际上他的行为就像用精神分析进行治疗的医生一样，由于它注重现实世界的力量，而把自己作为一个力比多对象提供给本我，目的在于使本我的力比多依附于它自己。它不仅是本我的一个助手，而且是向主人讨喜的一个顺从的奴隶。只要有可能，自我就试图和本我友好相处；它用前意识的文饰作用把本我的潜意识要求掩盖起来；甚至当它事实上保持冷酷无情时，它也假装出本我对现实的命令表示顺从，它给本我和现实的冲突披上了伪装；如若可能，它也会给和超我的冲突披上伪装。自我在本我和现实之间的地位使它经常变成献媚的，机会主义和假惺惺的，就像一个政客，虽然看见了真理，却又想保持他的受大众拥戴的地位。
自我对两类本能的态度并不是公正的。通过它的认同作用和升华作用，对本我的死的本能掌握力比多是个帮助，但这样做会给它带来成为死的本能的对象和灭亡自己的危险。为了能以这种方式给以帮助，它只好用力比多来充斥自身，这样，它本身就成为爱欲的代表，并且从那时起就渴望活下去和被人所爱。
但是，由于自我的升华作用导致对本能的解离和攻击性本能的超我中的解放，自我对力比多的斗争则面临着受虐待和死亡的危险。在受到超我的攻击之苦，甚至屈从于这些攻击的情况下，自我所遭受的命运就像原生动物被自己创造的裂变物所毁灭一样。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在超我中起作用的道德品行似乎是一种类似的裂变物。
在自我所处的这种从属关系中，它和超我的关系或许是最有趣的。
自我是焦虑的真正住所。由于受到三方面的威胁，自我通过从危险知觉或从本我的同样危险的过程中收回自己的精神贯注，并把它作为焦虑排放出来，从而使逃避反射（flight—reflex）得到发展。后来由于引入了保护性贯注（恐怖症的机制），而取代了这个原始的反应。自我所害怕的东西，不论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力比多的危险，我们都无法详加说明；我们只知道这种害怕具有推翻和消灭的性质，但无法用精神分析来把握。自我只是服从快乐原则的警告。另一方面，我们还能说明，在自我害怕超我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自我害怕的是良心。后来成为自我理想的更优越的存在曾用阉割来威胁自我，这种对阉割的恐惧可能就是后来对良心的恐惧所聚焦的核心；正是这种对阉割的恐惧才作为良心的恐惧而保留下来。
“每一种恐惧最终都是对死亡的恐惧”，这个言过其实的警句几乎毫无意义，而且无论怎么说都不能证明是合理的。在我看来，正好相反，把害怕死亡和害怕外界对象（现实性焦虑）及神经症的力比多焦虑区分开来才是完全正确的。这给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死亡是一个具有消极内容的抽象概念，对此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与潜意识有关的东西。看来害怕死亡的只能是，自我大量放弃它的自恋力比多贯注，也就是放弃它自己，正如在另一些使它感觉焦虑的情况下，自我放弃某个外部对象那样，我相信对死亡的恐惧是发生在自我和超我之间的某种东西。
我们知道，对死亡的恐惧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两种情况和其他各种焦虑得到发展的情境完全相似），这就是说，是一种对外部危险的反应和一种内部过程，例如像在抑郁症中那样。神经症的表现形式可以再次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正常人。
在抑郁症中对死亡的恐惧只承认一种解释：自我之所以放弃自己，是因为它感到自己受到超我的仇恨和迫害，而不是被超我所爱。因此，在自我看来，活着就意味着被爱——被超我所爱。这里，超我又一次作为本我的代表而出现。超我实现的是保护和拯救的功能，这是和早期时代由父亲实现、而后来则由天意或命运实现的功能相同的。但是，当自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真正的极端危险中，而它认为自己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克服这种危险时，它必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它发现自己被一切保护力量所抛弃，只有死路一条。另外，这种情境又和出生时所经历的第一次巨大的焦虑状态以及婴幼儿时期那种渴望的焦虑——由于和起保护作用的母亲相分离而引起的焦虑——处于同样的情境。
这些考虑使我们能把对死亡的恐惧，像对良心的恐惧一样，视为对阉割恐惧的一种发展。罪疚感在神经症中的重大意义使我们可以想象，通常的神经症焦虑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往往被自我与超我之间产生的焦虑（对阉割、良心和死亡的恐惧）所强化。
我们最终再回到本我上来，本我没有办法向自我表示爱或恨。还不能说它想要什么，它还没有达到统一的意志。爱欲和死的本能在本我内部进行着斗争；我们已经发现一组本能是用什么样的武器来抵御另一组本能的。这就有可能把本我描述为受那些缄默的、但却强大的死的本能的支配，死的本能渴望处于平静状态，而且（受快乐原则的怂恿）让爱欲这个挑拨离间的家伙也处于平静状态；但是，或许这样就会低估爱欲所起的作用。
附录一描述的和动力学的潜意识
一种稀奇古怪的观点在前面第15页（英文原版）中的两个句子里出现。编者的注意力在同厄内斯特·琼斯博士的一次私人交往中被引向此处，琼斯是在检查弗洛伊德的通信过程中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