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解释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被用来发出不快乐信号的能量来自何处呢？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可以帮助我们，针对某种不受欢迎的内部过程的防御将以针对外部刺激的防御为榜样，自我沿着同样的路线避开内外部的危险。在外部危险的情况下，有机体求助于逃避的企图。它所要做的首要的事情是把贯注从危险对象的知觉中撤出来；后来它发现，进行这种肌肉运动，将会使对危险对象的知觉即使在不拒绝觉察它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觉察到，这倒是一个更好的计算——就是说，把自己从危险区域转移出来是一个更好的计算。压抑等同于这种逃避的企图。自我把它的（前意识的）贯注从即将受到压抑的本能代表那里撤下来，并且把该贯注用于释放不快乐（焦虑）这个目的。焦虑是怎样随着压抑而产生的？这个问题可能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坚持这种观点，即自我是焦虑的实际所在地，并且放弃我们早期的观点，即被压抑冲动的贯注的实际所在地，并且放弃我们早期的观点，即被压抑冲动的贯注能量是自动转换成焦虑的。如果我早先是在后者的意义上表达我的看法，那么，我就是在进行一种现象学的描述，而不是对所发生的事情做一种心理玄学的说明。
这便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既然根据我们的假设，不快乐和焦虑只能由于贯注的增加而产生，那么，仅仅是一个撤出和释放的过程，例如前意识自我贯注的撤出，又怎么能够产生不快乐或焦虑呢？回答是，这个因果序列不应该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焦虑不是在压抑中新创造出来的；它是根据一种已经存在的记忆意象而重新产生的一种情感状态。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这种焦虑的起源——以及情感的一般起源——我们将离开纯心理学领域而进入生理学领域。情感状态在心灵中作为原始创伤经验的沉淀物而被结合起来，并且，当类似的情况出现时，这些经验作为记忆的符号而得到复活。我并不认为我把它们比作更近期的、个体获得的癔症发作（hysterical attack），并把它们视为其正常原型是错误的。在人和高等动物中，出生的活动作为个体最初的焦虑体验，赋予焦虑感某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但是，尽管承认这种联系，我们也一定不要过分强调它。但也不要忽略这个事实，生物学的必要性要求，某种危险情境应该具有情感象征，以便使这种象征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被创造出来。另外，我并不认为我们的下述假设是公正合理的：每当焦虑爆发时，像出生情境的重现这类事情就会在心灵中产生。我们甚至还不能确定，尽管癔症发作最初是这种创伤的再现，但它们是否永久保持该特点呢？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我们在治疗工作中不得不处理的大多数压抑都是后压力（after—pressure）的情况。这些地方都预先假定这种更早期的、原始压抑的活动，认为它们对较近期的情境有某种吸引力。对于压抑的背景和初始阶段我们还几乎一无所知。有一种过高估计超我在压抑中所起作用的危险。我们目前还不能说，是否由于超我的出现，才在原始压抑和后压力之间画了一道分界线。不管怎么说，焦虑最早期的爆发是非常紧张的，是在超我分化出来之前出现的。很有可能，直接促使原始压抑产生的原因是一些量的因素，如过度的兴奋和抵挡刺激的保护罩的破裂。
提到这种保护罩向我们发出警报，提醒我们压抑是在两种不同情境下出现的——即，当某种不需要的本能冲动被某种外部知觉唤起，以及当没有任何这种刺激时它在内部产生时。我们将在后面再谈这种差异。但是，只有在涉及到外部刺激而不是内部本能需要时，这层保护罩才能存在。
只要我们把注意力指向自我的逃避企图，我们就不可能更接近症状形成这个主题。症状产生于压抑发生有害影响时的某种本能冲动。如果自我通过利用不快乐的信号，获得了全面压抑本能冲动的对象，那么，我们将无法得知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只能从必须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把压抑描述为失败的那些情况中找出有关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情况一般说来就会是，尽管有压抑，本能冲动仍然找到了某种替代；但这种替代经过了大量还原、移置和抑制，不再被视为一种满足。而当这种替代的冲动得以实施时，就不会有快感；相反，对它的实施具有某种强迫的性质。
当把某种满足过程降低为症状时，压抑便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如果有可能，这种替代过程就会通过运动而被阻止得到释放；即便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过程也不得不把精力放在使主体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上，而不允许接触外部世界，绝对不允许把它转化为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在压抑中自我是在外部现实的影响下活动的，因而它阻止替代过程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
就像自我控制着向外部世界采取行动的道路一样，它也控制着通往意识的通路。在压抑中它发挥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制约着本能冲动本身；另一方面制约着该冲动的（心理）代表。在这一点上人们会中肯地询问，怎样才能把对自我力量的这种认识同我在《自我与本我》中对其地位所做的描述结合起来呢？在那本书里，对于自我和本我及超我的依赖关系，我绘了一张图，并揭示了在涉及到这两个方面时对它是怎样无力而又忧惧，以及它以多么大的努力试图保持它对这两者的优越性。这个观点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许多作者都非常强调自我在同本我的关系中十分虚弱，我们的理性成分在面对我们内部的这些恶魔般的力量时也十分虚弱；他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向，要把我所说的话变成精神分析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一个基石。但是，精神分析学家具有关于压抑在所有的人们身上发挥作用之方式的知识。从这些知识出发，他们将不会采纳这种极端而又片面的观点。
我必须承认我一点儿也不偏爱这种杜撰的世界观。不妨将这些活动留给那些哲学家们，他们公开宣称若没有那种导游手册向他们提供关于每一个主体的信息，他们就不可能进行其人生的旅游。让我们谦卑地接受这种轻蔑吧！这些哲学家处在有其优势需要的优越地位，自然有理由怀着这种轻蔑而看不起我们。但是，既然我们还不能放弃我们自恋的傲慢，我们便可从下述反思中获得安慰。反思告诉我们，这种“生活手册”很快就会过时，而且正是我们这种短视的、狭隘的和过分讲究细节的研究迫使它们再以新的版本出现，即使是其中最新式的东西也不过是试图为古老、有用和完全充分的教会教义回答手册找到一个替代物。我们完全清楚，迄今为止科学对我们周围的问题所做的说明有多么微不足道。但是，无论哲学家们花费多大力气，他们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境。只有病人，通过坚持不懈的研究，使一切都附属于某种确定性的要求，才能逐渐导致某种改变。不觉天黑了仍在赶路的旅行者可能会在黑暗中唱着歌，否认他自己害怕；但尽管如此，除了他鼻子底下的方寸之地外，他再也看不到前面更远的路了。
（第三章）
让我们再回到自我问题上来。这种明显的矛盾状态归咎于我们做了过分严格的抽象，归因于我们对于事实上非常复杂的事态，时而把注意力转向这边，时而把注意力转向那边。我认为，我们把自我同本我区别开来是合理的，因为对于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们有一些考虑。另一方面，自我和本我是同一的，而且自我只不过是本我中特别分离出来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认为这一部分本身和整体截然不同，或者在两者之间出现了真正的分裂，那么，自我的弱点就变得清楚了。但是，如果自我保持着与本我的联系，且不能与之分离，那么，它就会表现出它的力量。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两者是结合的；当它们之间出现紧张或冲突时，一般说来我们能够把它们区别开来。在压抑中带有决定性的事实是，自我是一个组织机构而本我则不是。确实，自我是本我组织上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本我和自我描述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并假设，当自我试图借压抑来压制本我的一部分时，那么，本我的其余部分就会来援救处于危险中的部分，并且同自我较量，那我们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可能就是常常发生的情况，但肯定不是压抑中所发生的最初情境。一般说来，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是孤立的。虽然压抑的行动表现了自我的力量，尤其是它揭示了自我的无力、本我的各种不同的本能冲动怎样不受影响，但对于由于压抑作用而转变成为症状的心理过程来说，现在却保留在自我的组织之外，并且独立于它。我们确实可以说，不是这个过程本身，而是它的所有派生物都享有这种治外法权般的同样的优惠；每当它们与自我组织的一部分建立起联想性的联系时，根本无法确定，它们将不会把那一部分拉到它们跟前，并且以牺牲自我来扩展它们自己。我们早就熟悉的一种类比是把症状比作一种异物，它持续不断地在它所置身的组织中发出刺激和反应。有时候则发生这种情况，针对某种不受欢迎的本能冲动而进行的防御斗争，会随着症状的形成而结束。就我们所见，这种情况在癔症转化中最为常见。但通常，后果是不同的。最初的压抑行动之后紧跟着便是一连串令人厌烦的、没完没了的事，针对本能冲动的斗争延续为针对症状的斗争。
在这场次要的防御斗争中，自我以矛盾的表达方式表现出两面性。它所采纳的一条行为路线起源于这一事实，其本性强迫它确定必须把什么视为企图恢复或企图调解。自我是一种组织。它建立的基础是保持自由交往，使所有成分之间有可能进行相互影响。使其失去性能力的能量仍然表现出它起源于冲动的痕迹，这种冲动要求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一个统一体。随着自我力量的增长，这种结合的要求在比例上变得愈益强烈。因此，自我通过使用各种可能的方法以某种方式把它们结合到自己身上，并且借助于这些结合把它们合并到其组织之中，竭力防止症状分离出来成为不相容的东西。我们知道，这种倾向在形成某种症状的活动中已经起作用了。这方面的一个经典的实例是那些癔症症状，它们已经表现为在满足的需要和惩罚的需要之问达成的一种妥协。这种症状从一开始便参与到自我中，因为它们满足的是超我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们又代表着被压抑的东西所占据的地位和由此而引起的侵入到自我组织中去的观点。它们是一种有混合驻军的边防站（无论这些最初的癔症症状在这些方面是否是建设性的，都值得我们非常仔细地加以考察）。现在自我的行为表现说明，它仿佛认识到症状已经存在了，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尽力地接受这种情境，并尽可能地从中得到好处。它对症状进行适应——对与它不相容的内部世界的这个方面进行适应——就像它在正常情况下对真实的外部世界所做的那样，它总可以发现许多这样做的机会。症状的存在可以对能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而且可利用症状来满足超我的某种要求，或者拒绝外部世界提出的某种要求。症状逐渐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些重要利益的代表；我们发现，提出自身（self）这个概念是很有用的，它越来越密切地同自我相结合，越来越成为自我必不可少的东西。围绕着一个异物进行“治愈”的身体过程，所遵循的竟是这样一种过程，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夸大对症状进行这种次要适应的重要性，以及认为自我只是为了获得好处才创造了症状，其结果都是很危险的。这样做，无异于是在说，一个在战争中腿受伤的人索性把腿弄掉，这样他就可以靠抚恤金生活，而不必做任何更多的工作。
在强迫性神经症和妄想狂中，症状所依托的形式变得对自我非常有价值。因为症状为此而获得的将不是某些好处，而是一种自恋的满足，否则连这种满足也得不到。通过使他感到他比其他人好，因为他特别爱清洁或者特别认真，强迫性神经症患者所建构的体系便以此来奉承他的自身之爱。妄想狂患者的妄想建构给其敏锐的知觉力量和想象力量提供了一个他不可能轻易地在其他地方找到的领域。
所有这一切便导致了我们所熟悉的患了一次神经症之后的“（继发性）疾病获益”（［secondary］ gain from illness）。这种收获可以帮助自我尽力把症状结合进来，并增加症状的稳固性。当分析者以后试图帮助自我同症状做斗争时，他会发现自我与症状之间这些调解性的结果是在抵抗方面发挥作用的，而且它们的结合是不容易松动的。
自我针对症状所采纳的这两条行为路线实际上是直接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在性质上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继续进行压抑。但是，看起来我们不能谴责自我是不一致的。作为一种和平的倾向，它愿意把症状结合起来，使症状成为它自己的一部分。麻烦就来自症状本身。因为症状作为被压抑冲动的真正替代物和派生物，承担着被压抑冲动的角色；它持续不断地更新它想要获得的满足，因而又反过来强迫自我发出不愉快的信号，并使自己处于防御姿态。
针对症状进行的次要防御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是多样的。它在不同的领域进行斗争，并且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不可能对此说得太多，除非我们探讨了症状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例子。而当这样做时，我们将有机会探讨焦虑的问题——这是一个早就在背景中隐隐约约地出现过的问题。最明智的计划是从癔症性神经症所引起的症状开始。因为我们还没开始考虑这些情况，强迫性神经症、妄想狂和其他神经症的症状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形成的。
（第四章）
让我们先从一个患癔病性动物恐怖症的幼儿开始说起吧——例如“小汉斯”的病例（1909b），他对马的恐惧在其所有主要的特征中无疑是很典型的。变得比较明显的首要的事情是，在神经症的具体病例中，只要我们处理的是抽象作用（abstraction），那么，事态就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去发现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并确定这种被压抑的冲动是什么，它发现了什么样的替代性症状以及寻求这种压抑的动机来自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