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早期对焦虑采取的形式做过（第93页和第133页）解释，不论情感理论在这种解释中起的作用是什么，在他的新解释中情感理论却起着基本的作用，这种新的解释显然并没有事先预告便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00页）第2版增补的一个脚注中出版了。在对子宫中生活的幻想所做讨论的末尾，他继续说道（并且以留出空格的形式印下了这句话）：“另外，出生活动是焦虑的第一次体验，因而是焦虑情感的根源和原型。”该版本发表于1909年，但序言的日期是“1908年夏”。这种革命性的观点在此时突然出现，其线索可以在下述事实中找到，即弗洛伊德只是最近（日期是1908年3月）才给斯泰克尔论焦虑状态的书写了一个序言（弗洛伊德，1908f）。确实，虽然斯泰克尔的书本身似乎明确地接受弗洛伊德早期关于焦虑与交媾之间关系的理论，但这个序言却不是这一新理论的最模糊的表露。不过，弗洛伊德的兴趣必定无疑再次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了，也可能在当时一个旧的记忆又复活了他后来所描述的某个事件，这是在《精神分析导论》中他讨论焦虑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个记忆是，当他还是个住院部的内科医生时，另一位年轻医生有意地作为一种滑稽轶事而告诉他，一个助产护士曾说过，出生与受到惊吓之间有某种联系。这个记忆一定可以上溯到大约1884年，但似乎直到1917年弗洛伊德才在这个演讲中提到此事。很可能这是由于他读了斯泰克尔这本书后受到了触动，而于1908年引发了这个新理论的出处。此后，这个理论从未被放弃。在他关于爱情心理学的第一篇论文（1910h，标准版，第11卷，第173页）中，他特别强调了此事。虽然这是在1910年才发表的，但据我们所知，其要旨是1909年5月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之前提出的；同年11月学会的会议记录中（引自琼斯，1955，第494页）就曾报道，弗洛伊德曾指出，儿童是在出生活动本身中开始体验其焦虑的。
1917年的演讲之后，这个主题沉寂了数年，直到《自我与本我》（1923b）的倒数第三段末尾才突然重新出现。在那里弗洛伊德把出生说成是“第一次巨大的焦虑状态”。这使我们想起了兰克《出生的创伤》一书的出版时间。弗洛伊德的这句话和兰克的那本书之间的年代关系还不完全清楚。《自我与本我》出版于1923年4月。兰克那本书的扉页上写的日期是“1924年”；但在最后一页上写有这样的字“写于1923年4月”，而且献辞上写着，这本书是1923年5月6日（这是弗洛伊德的生日）送给弗洛伊德的。虽然厄内斯特·琼斯（1957年，第60页）特别指出，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于1923年12月发表之前未曾读过它，但是，他早在1922年9月就意识到了兰克观点的一般思路（同上第61页）。这无疑足以说明在《自我与本我》中涉及到出生这个问题的起因。
兰克的书绝没有采纳弗洛伊德对焦虑采取的形式所做的解释。他论证说，以后所有焦虑的发作都是企图“发泄”（abreacting）出生的创伤。他沿着类似的思路来说明所有的神经症，顺便废弃了俄狄浦斯情结，并基于出生创伤的克服提出一种改革了的治疗技术。从弗洛伊德发表该书的参考文献来看，他最初似乎是赞同兰克的。但是，目前这本书却表明，他对兰克观点最终持有完全反对的态度。正是他对兰克观点的这一拒绝，激励他去重新考虑他自己的观点。《抑制、症状与焦虑》便是这种考虑的结果。
（第一章）
在描述病理现象时，语言学的用法使我们能把症状（symptom）和抑制（inhibition）区分开，但又不过分强调这种区分。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们在所遇到的疾病中观察到的是抑制而不是症状的表现、并很想知道个中原因的话，我们很难设想有必要对两者做出明确的区分。
这两个概念并不处在同一水平。抑制与功能（function）有特殊的联系。它不一定有病理学的含义。人们完全可以把对某种功能的正常限制称为对它的抑制；另一方面，症状实际上指的是某种病理过程的表现。因此，抑制也可以是一种症状。所以，当仅仅出现功能的降低时，根据语言学的用法，人们便使用抑制这个词，当某种功能经历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变化，或者当某种新的现象由此而产生时，便使用症状一词。我们是强调病理过程的积极方面、并称其后果为症状，还是强调其消极方面、并称其后果为抑制，在很多情况下，这似乎是一件相当任意的事。但是，所有这一切确实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所说明的这个问题也不会使我们走得太远。
既然抑制这个概念与功能概念如此紧密地联系着，那么，考察一下自我的各种功能，以便发现这些功能的任何障碍在每一种不同的神经症疾病中可以想见的形式，这可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不妨以性功能以及饮食功能、运动功能和职业功能为例，来进行一下这种比较研究。
（一）性功能（sexual function）易于引起许多的障碍。大多数障碍表现出简洁的抑制性特点，可归入心理性无能（psychical impotence）一类。性功能的正常活动只能表现为某种非常复杂的活动过程的结果，其障碍可以在其中任何时候出现。男人身上出现抑制的主要阶段表现为：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力比多的转移（心理上的不快乐）；没有为此做好生理准备（勃起不足）；性活动的简略（早泄），它的产生同样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症状；性活动在达到其自然结局之前便受到阻止（不射精）；或者不出现生理后果（器官快感缺乏）。其他障碍产生于依赖特殊条件（如性倒错或恋物癖）的性功能。
抑制与焦虑之间存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有些抑制显然代表某种功能的放弃，因为其活动会引发焦虑。许多女人公然声称害怕性功能。我们把这类焦虑划归为癔症，就像我们对厌恶的防御症状所做的那样。它最初是作为对体验到一种消极的性活动的反应，后来则表现为每当这种活动的观念一出现，就产生这种反应。此外，许多强迫性活动结果却是针对性经验的一些预防和安全措施，因而具有恐怖症特征。
这还是说得不够明白。我们只能注意到，引发性功能障碍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1）力比多完全可以转移（这似乎最容易产生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属于抑制的东西）；（2）力比多功能可能没有很好地施行；（3）力比多可能会通过具备与此相关的条件而受到阻碍，或者通过转向其他目的而发生变化；（4）力比多有可能被安全措施所阻止；（5）如果力比多的产生未受到阻止，便有可能通过产生焦虑而立即受到阻碍；（6）如果力比多仍然得到了施行，那么，随后有可能产生一种抵御它的反应，试图挽回已经做过的事。
（二）营养的功能最能经常地受到厌食的阻碍，这是由于力比多的退缩所导致的。饮食欲望的增加也不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强迫饮食是由于害怕饥饿；但这是一个很少研究过的主题。我们认为呕吐的症状是对饮食的一种癔症性的防御。由于焦虑而拒绝饮食，这是伴随精神病状态而产生的一种情况（中毒性幻觉）。
（三）在某种神经症情况下，运动往往受不愿意走路或走路时虚弱无力感的抑制。在癔症中有一种运动器官的瘫痪，或者说有一种特殊的器官功能将被消解（步行不能）。其独有的特点是，由于引进了某些规定而使运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不遵守这些规定就会引起焦虑（恐怖症）。
（四）工作中的抑制——我们经常在自己的治疗工作中把它作为一种孤立的症状来对待——患者感到他在工作中缺乏乐趣，或者变得不能做好工作；或者，如果他被迫继续工作的话，他就会产生某些不良反应，如疲倦、眩晕或生病等。如果他是一个癔症患者，那么，由于器质性或功能性的瘫痪使他无法继续工作，他将不得不放弃工作。如果他是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他将永远不能专心于他的工作，或者说，他将通过延误和一再重复而把时间消耗在工作上。
我们的考察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功能；但是，即使这样做也不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会透视到展示于我们面前的这些现象的表面之下。因此，我们不妨以这种方式描述一下抑制，以便对于它的意思是什么几乎不留下疑问，并且说，抑制是限制某种自我功能的表现。这种限制本身可能源于非常不同的原因。我们都非常熟悉这种功能的限制所包含的某些机制，类似于支配它的某种一般的目的。
这种目的在那些特殊的抑制中可以较容易地识别出来。分析表明，当弹钢琴、写字或者走路之类的活动属于神经症抑制时，这是因为发挥作用的身体器官——手指或腿——已变得过分强烈地性欲化了。人们业已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如果某种器官的性意义增加，该器官的自我功能便会减少。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相当荒唐的类比，那么，可以说，其行为就像是一个拒绝继续做饭的女仆，因为他的主人已开始了与她谈情说爱。只要设想到写字（它使钢笔水从笔管中流出，流到一张白纸上）有交媾的意思，或者设想到走路乃是踏在大地母亲的身体之上的一种象征性的替代，那么，写字和走路就会发生中止，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一种被禁止的性活动的表现。自我往往放弃这些位于其领域之内的功能，以防止采取新的压抑措施——以避免和本我发生冲突。
显然，还有一些抑制是服务于自我惩罚的目的。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职业活动的抑制中。人们不允许自我从事那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带来成功和收获，而这些事是严肃的超我禁止人们去做的事情。因此，自我便把它们也放弃了，以避免与超我发生冲突。
自我的更一般化的抑制则服从一种不同的简单机制。当自我被卷入到某种特别困难的心理任务中时，就像在哀悼、在有某种可怕的情感压制、在持续不停的性幻想的洪流不得不被控制住时所发生的那样，自我就会失去许多受其控制的能量，进而不得不立刻在许多方面削减其消耗。若处在投机商的情况下，他的钱已经和他的许多事业联系在一起了。我遇到过这种尽管是短命的、但却是强烈的一般化抑制的一个有指导意义的例子。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过去经常出现一种瘫痪性疲劳，每当有某件明显使他发怒的事情出现时，这种病就会持续一天或数天。在这里我们有一种看法，由此就应该能够了解到一般抑制情况的特点，即抑郁状态，包括这些状态的最严重形式——抑郁症。
因此，就抑制而言，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抑制是自我功能的限制，它既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而强行实施，亦可以作为能量枯竭的结果而产生；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抑制在哪些方面不同于症状，因为症状不可能再被描述为发生在自我内部或施加到自我身上的一种过程了。
（第二章）
症状形成（symptom—formation）的主要特点早就得到了研究，并且，我希望它已经不容争辩地被确定下来了。症状是一种已经束之高阁的本能满足的标记和一种替代物；它是压抑过程的一种结果。当自我——也可能是在超我的命令下——拒绝与本我产生的某种本能贯注建立联系时，压抑便从自我中产生。自我能够借助于压抑而保持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那种不能成为意识的、应受指责的冲动的工具。分析表明，这种观念常常作为一种潜意识的形成而继续存在着。
迄今为止似乎一切都已经清楚了，但是我们很快便发现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直到现在我们对压抑中所发生的事情的说明，都非常强调这个排除在意识之外的观点。但这却使其他观点无法明确下来。所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在本我中被激活的并且寻求得到满足的本能冲动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回答并不是直截了当的。正是由于压抑过程，才使期待由满足带来的快乐被转变成了不快乐。但是，由此我们便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本能的满足怎么能够产生不快乐呢？我认为，如果我们致力于明确的说明，由于压抑的结果，本我中有目的的兴奋过程根本没有出现，那么，全部的事情就弄清楚了；自我成功地使之受到抑制或发生了转向。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处在压抑之下的“情感转换”问题也就消失不见了。同时，这种观点意味着本我对自我的一种让步，结果使得自我可以对本我中的过程施加一种非常广泛的影响。我们将不得不找出自我以什么方式才能形成这种令人惊讶的力量。
在我看来，自我是凭借它和知觉系统的密切联系而获得这种影响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联系构成了其本质，并且为自我与本我的区别提供了基础。我们称之为知觉意识（Pcpt.—Cs.）的这个系统的功能是和意识现象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获得兴奋，并且力图借助于从这些方面获得的快感和不快感，即根据快乐原则来指导心理事件的过程。我们很容易认为，自我是无力抵御本我的；但是，当自我与本我中的本能过程相对立时，为了借助于那个几乎全知全能的机构，即快乐原则，来获得其对象，它只好发出一种“不快乐的信号”。为了暂时说明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引用另一个领域的例子。我们不妨设想，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小宗派反对某项业已提出的措施，虽然这个措施的条文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但这个占少数的宗派却控制着新闻出版业，并依靠它的帮助来操纵那个伟大的仲裁者，即“舆论”，从而成功地阻止这项措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