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后期关于群体心理学的主要著作。他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其特征是根据个体心理的变化来解释群体心理。在该书中，弗洛伊德首先介绍了群体心理学的各种特征及维持教会和军队这两个人为群体的心理纽带。其次，着重探讨了暗示、认同、爱和催眠中力比多联系的作用。最后，在“自我的等级区分”假定中，提出了“自我理想”的概念。后来到1923年发表《自我与本我》时，重新将“自我理想”确定为“超我”，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他的人格结构理论。
（第一章）导言
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与社会或群体心理学（social or group psychology）之间的差别，初看起来似乎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当更严密地加以考察时，就大大失去了其清晰性。无疑，个体心理学关心的是个体的人，探索个体得以寻求满足他本能冲动的途径；但是仅仅罕见地并在某种例外的条件下，个体心理学才能够忽视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作为一种模范、一种对象、一个帮助者、一个敌对者的某个别人。所以个体心理学——在该词这种扩展了的、而且完全合理的意义上——同时也就是社会心理学。
个体与其父母、兄弟姐妹、他所爱的对象、他的医生的关系——事实上迄今一直是精神分析研究的中心主题的所有关系，都值得被认为是社会现象。在这方面，它们可以与某些其他过程即被我们描述为“自恋的过程”相对比，在后者中，本能的满足部分地或完全地脱离他人的影响。所以，社会的心理活动与自恋的（布洛伊勒［Bleuler，1912］也许称其为“我向的”）心理活动之间的差别，就完全属于个体心理学领域之内，很不适于把它与社会或群体心理学区分开来。
在上述各关系中的个人——即与他的父母、兄妹、他所爱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医生的关系，受到唯一单个的人或非常少部分人的影响，其中的每个人对于他都是极为重要的。现在，当说到社会或群体心理学时，通常是把这些关系搁置一边，把许多人——个人因某种东西与之有关系的人——同时影响个人这一研究主题孤立起来，虽然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人在许多方面对于他可能是陌生人。所以群体心理学所关注的个体，是作为一个氏族、一个民族、一个阶层、一种职业、一种机构的成员，或者是作为某个特定时期为某个确定的目的而组织成一个群体的一群人的组成部分。当自然的连续性一旦以这种方式被切断——如果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结的事物之间形成裂口的话，就容易把这些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现象当作是不可进一步还原的特殊本能——即社会本能（social instinct）（“群居本能”，“群体心理”）——的表现，这些本能在任何其他情境中不会出现。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反驳说，赋予数量的因素以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致使得它能独自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唤起一种在其他情况下不起作用的新本能，这似乎是困难的。所以我们的期待就指向两种其他的可能性：一是社会本能可能不是原始的本能，且不易分解；二是在更狭窄的圈子内（诸如家庭）发现社会本能发展的开端也许是可能的。
虽然群体心理学还只是处于它的摇篮时期，但它包含着无数对立的争端，为研究者提供了无数甚至迄今还没有适当彼此区分开来的问题。不同形式的群体构成的纯粹分类，以及由它们所产生的心理现象的描述，就需要付出大量的观察和说明，并已经导致了丰富的文献。任何人将这本小书的狭窄维度与群体心理学的广阔范围加以比较，就立刻能猜测：这里将仅仅讨论从整个文献材料中选择的一些要点，它们事实上将仅仅是精神分析的深蕴心理学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
（第二章）勒邦对群体心理的描述
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从表明要加以讨论的现象的范围开始，并从中选择一些特别显著的、我们的探究能依附的实有特征的事实，这似乎是更有用的。我们可以通过引用勒邦理所当然的名作《群体心理学》（1895）来达到这两个目的。
让我们再次把这点说清楚。如果一门心理学，它致力于探讨个人的先天倾向、本能冲动、动机和目的，直到他的行动以及他与他最亲密的人的关系，如果这样一门心理学完全完成了它的任务，澄清了与其相互联系的所有问题，那么它会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新的尚未解决的任务。它不得不解释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在某种条件下，它所要理解的这个个体，以完全不同于先前所预料的方式进行思想、感觉和行动。这种条件就是他介入了一个已获得“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 group）这一特征的人的集合体。那么，“群体”是什么？它怎样获得对个体的心理生活施加如此决定性影响的能力？它强加于个体心理变化的性质是什么？
回答这三个问题是理论群体心理学的任务。探讨它们的最好方式显然是从第三个问题开始。观察个体反应的变化为群体心理学提供了材料；因为对被解释的事物进行描述必须先于解释方面的每一尝试。
现在我要让勒邦发表个人意见。他说：“由心理群体所表现的最惊人的特性如下：无论组成心理群体的个人是谁，不管他们的生活模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是相似还是不相似，他们被转变成一个群体这一事实，使得他们拥有一种集体心理（collective mind）。这种集体心理使得他们以完全不同于他们每一个人在独处时的方式进行感觉、思维和行动。除个人形成一个群体的情况之外，某些观念和感情就不会产生，或者不把它们本身转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由异质因素形成的暂时性存在——它们暂时被结合在一起，正像细胞通过它们的重新组合而构成一种牛命体形式一样，这种新的存在物展示出非常不同于每一细胞单独时所具有的各种特征。”（英译本，1920，第29页。）
我们将自由地打断勒邦的叙说，插入我们自己的评注，并相应地在这个要点上插进观察材料。如果群体中的个体被结合成一个整体，那么必定有联结他们的某种东西！这种纽带可能正是构成群体的特征的东西。但是勒邦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继续考察个体在群体中时所经历的变化，并用完全与我们深蕴心理学的基本假设相融洽的术语描述这种变化。
“要证明构成群体一部分的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孤立的个体，这是容易的，但是要发现这种差别的原因则不那么容易”。
“无论如何，要获得对这些原因的粗略认识，首先有必要想起近代心理学所确立的真理，潜意识现象不仅在有机体生命中而且在智慧运算中起头等支配作用。心灵的意识生活较之潜意识生活，其重要性并不大。最老练的分析者、最敏锐的观察者几乎都只能发现决定他行动的极少量的意识动机。我们意识行动是在心灵中主要由遗传影响所创造的潜意识基质的结果。这种基质由代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所组成——构成了一个种族的天赋。在我们承认的行动的原因背后，无疑存在着我们不承认的秘密原因，而且在这些秘密原因背后，存在着许多我们自己不知的更秘密的其他原因。我们很大部分的日常行动是逃避我们觉察的隐藏动机的结果。”（同上，第30页）
勒邦认为，在群体中，个体的特定习性被湮没了，相应地，他们的个性也消失了。种族潜意识（racial unconscious）显现出来；异质的东西被淹没在同质的东西中。我们应该说，心理的表层结构——在个体中它的发展显示出如此不相似——被消除，而在每人身上都相似的潜意识基础则显露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处在群体中的个体开始显示出一种共有的性格。但是勒邦相信：他们也展示他们先前不具有的新特征。他在三种不同的因素中寻求这一点的理由。
“第一种因素是，构成群体一个部分的个体——仅仅从数量上考虑——获得了致使他屈从于各种本能的强烈感受，要是在他单独情况下，他就会约束这些本能。他将会不那么有意地检点自己，因为他想：群体是无名的，因而可不负责任。这样，总是控制个体的责任感就完全消失了。”（同上，第33页）
从我们的观点看，我们不必把重要性过多地归属于新特征的出现。对我们来说，只需指出，在群体中，个体被纳入允许他摆脱压抑他的潜意识本能冲动的条件。于是，他展示的貌似的新特征事实上是这种潜意识的显现——人类心灵中一切罪恶作为一种倾向被包含在潜意识中。在这些环境中，我们不难理解良心或责任感的消失。长期以来，我们的论点是，“社会性焦虑”（social anxiety）是所谓良心的本质。
“第二个原因是感染，它也介入来决定群体中人们特殊性格的显现，同时也决定他们所持的倾向。感染是容易确立其存在的一种现象，但不易做出解释。它必定属于催眠一类的现象，我们不久将要对此做出研究。在群体中，每一种情感和行动都是感染的，这种感染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个体易于让个人利益牺牲于集体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本性非常矛盾的态度，除了当一个人是作为群体的成员之外，他几乎是不会这样的。”（同上，第33页）
过一会儿我们将根据这后一观点做出一个重要的猜想。
“第三个尤其最重要的原因，它决定了群体中个体的特殊性格——时常与单独的个体所显示出的性格完全相反。我是指暗示性，而且，上面叙及的感染仅仅是暗示性的一个结果。
“为了理解这种现象，有必要记住近期生理学的某些发现。我们今天知道，通过各种过程，一个人可以被引入这样一种状态：他完全失去他的意识个性，服从于剥夺他个性的操纵者的所有暗示，而且他的行动与他的性格和习惯完全相矛盾。最仔细研究似乎证明，沉浸于一个群体中活动了一段时间的个体，不久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特殊状态——不是被该群体所施加的磁性影响的结果，就是来自某些我们所不知的其他原因。这种特殊状态酷似被催眠者觉得自己受催眠师操纵的‘着迷’状态……意识的个性完全消失了；意志和分辨力也失去了。所有感情和思想都受制于催眠师所确定的方向。
“作为心理群体一部分的个体，也大致如此。他不再意识到他的行动。在他的情况中——正如在被催眠的情况中一样，在某些能力被摧毁的同时，其他能力可能得到高度的发展。在暗示的影响下，他将以不可遏制的冲动完成某些行动。这种冲动在群体情况中比在被催眠者的情况中更不可遏制，从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体都是同样的这一事实中，这种冲动通过交互影响而增加了强度。（同上，第34页）
“于是，我们看到，意识个性消失，潜意识个性占支配地位，凭借情感和观念的暗示和感染向同一方向转变，倾向于把暗示得到的观念直接转换成行动；我们看到，这些就是作为群体一部分的个体的主要特征。他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成为一个不再被他的意志所指导的自动装置。”（同上，第35页）
我这样详尽地援引这些段落是为了表明：勒邦把群体中个体状态解释为实际上是催眠状态，而不仅仅是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做出比较。我们无意在这一点上提出任何反驳，而只希望强调一个事实：群体中改变个体的后两个原因（感染和高度的暗示性）显然不一样，因为感染实际上似乎是暗示性的表现形式。而且这两种因素的效应在勒邦的评价语境中似乎没有明显区分。如果我们把感染与群体中个体成员彼此相互作用联系起来，而我们把群体中暗示作用的那些表现形式——勒邦当作类似于催眠影响的现象——指向另一来源，我们也许就最好地解释了他的观点。但是指向什么来源？当我们注意到该比较的主要因素之一，即在群体情况下将取代催眠师的那个人没有被勒邦论及到时，我们不禁感受到这种缺陷的含义。但他还是在这种仍然是昏暗不清的“着迷”影响与个体彼此施加的、原初的暗示得以强化的感染效应之间，做了区分。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有助于我们理解群体中的个体：“而且，根据他成为一个组织化群体的一部分这一纯粹事实，这个人在文明的阶梯上下降了几级。当他只身独处时，他可能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而在一个群体中，他是一个野蛮人——即按本能行事的动物。他拥有原始人的那种任性、残暴、凶狠以及豪爽与仗义。”（同上，第36页）勒邦于是特别详尽叙述了当一个人湮没在群体中时所体验到的理智能力的降低。
现在让我们离开个体，而转向勒邦所已概括的群体心理。它所显示的不是单一的特征——精神分析家会在确立或追溯它的来源方面发现各种困难。勒邦本人则通过指出它与原始人和儿童心理生活的相似性而向我们表明了这一方面。（同上，第40页）
一个群体是冲动、易变且不安的。它几乎完全被潜意识所控制。一个群体所服从的那些冲动依情况可能是慷慨的或残忍的，勇猛的或懦弱的，但它们总是如此专横以致没有个人利益——甚至自我保存利益——能被感受到（同上，第41页）。就群体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预先谋划的。虽然它可能热切地欲求某些东西，然而决不会持久，因为它不能百折不挠。它不能在它的欲望和它所欲求的东西的满足之间容忍任何延迟。它具有一种全能感；对于群体中的个体来说，不可能这一观念消失了。
一个群体是格外轻信和易受影响的，它没有批判的能力，对它来说不存在不合适的事。它以意象的形式——凭联想彼此唤起——进行思维（正像个体在自由联想状态中出现的那样），从来不用任何理性的力量去检验这些思维与现实的一致。一个群体的感情总是非常单一且极为浮夸，以至于一个群体既不知道怀疑也不知道不确定性。
群体直接走极端；如果表现出某种怀疑，它会即刻变成无可争辩的确定；一丝反感会转变成强烈的憎恨（同上，第56页）。
正如一个群体本身完全倾向于走极端一样，它通过过度的刺激才能兴奋起来。任何一个希望对群体产生影响的人，在他的论证中不必要逻辑的规则；他必须危言耸听，必须夸大其词，必须一再地重复同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