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瓦尔多·费拉里：在我看来，您的文学生涯中有一个决定性的人物，我们之前却没有特别讨论过，博尔赫斯，那就是您的母亲，莱奥诺尔·阿塞维多·苏亚雷斯。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的，我亏欠我的母亲那么多……她的纵容，然后，她还对我的文学作品提供帮助。她劝我不要写一本关于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的书，向我推荐了两个好得多的主题：她建议我写一本关于卢贡内斯的书，另外一本，或许更有意思，主题是佩德罗·帕拉西奥斯——阿尔玛富埃尔忒。我心虚地回答她说，卡列戈一直是我们在巴勒莫的邻居。她对我说的话很有道理：“好吧，其实每个人都是某人的邻居”，当然，除非有一个人是置身于旷野荒原里，对不对？但是我还是写下了那本书……我一直很热衷于这个或多或少是杜撰的，巴勒莫的神话。我得到了一个市级的二等奖，这事非同小可，因为奖金是三千比索。三等奖被授予了希赫纳·桑切斯，一等奖不知道是谁得的。但归根结底，这些奖项带来的——我存下了一些钱——带来的是，不妨这么说，一年的悠闲。而我把这一年浪费在了写这本书上了，对此我非常后悔，就像对我写下的几乎所有东西一样，它的题目是《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维亚克雷斯波的堂·曼努埃尔·格雷塞尔为我出版了它。这本书配了两幅插图，是奥拉西奥·科波拉给巴勒莫的老房子拍的照片。我耽搁了差不多一年来写这本书，是它把我引向了某些探询，并引导我去了解堂·尼古拉斯·帕莱德斯，他曾经是巴勒莫的首领，在卡列戈那时候，后者教会了我，或者说告诉了我那么多事情——并非全都是伪造的——关于这个区刀光剑影的过去。另外，他还教了我……我当时不会玩特鲁科[18]（笑），他把我介绍给了牌手路易斯·加西亚，我打算什么时候写一写帕莱德斯，这个人物肯定比埃瓦里斯托·卡列戈更有趣。然而，是卡列戈发现了郊区的文学可能性。我写下了这本书，不顾我母亲的反对，或者更准确地说不顾她的放任。之后我母亲又给了我很多帮助，她为我朗读长文，哪怕她几乎已经发不出声，视力也越来越差了，她仍旧读给我听，而我对她却并不总有恰当的耐心……而且，还发明了我最有名的故事之一：“入侵者”的结尾。那是她的贡献。其实，我母亲对英语懂得很少，但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一九三八年，她没办法阅读了，因为她读一页就忘一页，就好像读的是一张白纸一样。于是她给自己设定了一项必须全神贯注的任务，就是翻译。她翻译了一本威廉·萨洛扬的书，书名是《人间喜剧》（The Human Comedy），交给我的妹夫，吉耶尔莫·德尔·托雷看后，他就将它付梓了。另一次，亚美尼亚人在墨西哥街的阿根廷作家协会——那幢国立图书馆附近的老宅——为我母亲办了一个小型宴会。我记得我陪她去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母亲竟然站在那儿做了一个小小的演说，长达十几分钟。这么说吧，我相信这是她一生中头一次当众演讲。那并不是很大一群听众，有一些姓氏以“伊安”结尾的绅士，无疑是莱蒂罗这个区的居民，我就住在那里，基本上是一个亚美尼亚区。无论如何，在这里亚美尼亚人多过其他地方来的人。附近还有一个阿拉伯区，但遗憾的是这些区都没有保留下来，或者是没有自己的建筑；那些名字肯定很引人注目，有这么多的托波里安、马木里安、萨洛伊安，毫无疑问。
——但我们也可以提一提您母亲的其他翻译，它们都非常出色，像D.H.劳伦斯小说的译文。
——是的，为这本书提供书名的故事是“The Woman Who Rode Away”，她将它译为“骑马出走的女人”，我相信是准确的。另外，为什么不承认她翻译了那本福克纳的小说《野棕榈》呢，之后我又修订了一遍，几乎毫无改动。她还翻译了其他法语、英语的书籍，都是很出色的翻译。
——是的，但或许您并不认同她对D.H.劳伦斯的喜好；我从来没有听您说起过劳伦斯。
——……不，她喜欢D.H.劳伦斯，而我，说到底，在他这里一直没什么运气。在我父亲去世后，她就开始翻译了。然后她想到有一种靠近他，或者说假装靠近他的方式，就是更深入地掌握英语。
——啊，太美妙了。
——是的，她这么喜欢他，以至最后都读不了卡斯蒂语了，成了这里很多阅读英语的人中间的一个……曾经有一个时候，所有入了协会的妇女都阅读英语，因为她们读得很多，而且读的都是好作家，这使得她们可以把英语说得很美妙。卡斯蒂语，对她们来说，有一点像是瓜拉尼语之于一个科里安特斯或巴拉圭的女士那样，对不对？这样一门语言，很家常。所以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女士，往往都把英语说得很美妙，说起卡斯蒂语则很平庸。当然，她们所阅读的英语是一种文学的英语，相反，她们懂得的卡斯蒂语，则是一种家常的卡斯蒂语，仅此而已。
——我一直猜想，博尔赫斯，能说美妙的英语是您从未泄露的秘密之一。
——……不是，歌德说过法国文人不应该过分地受人崇敬，因为，他补充说：“这语言会为他们作诗。”他认为法语是一种美妙的语言。但我相信即使一个人写过一页很好的法语或英语，那也并不足以充当任何评判依据：它们是如此精良的语言，几乎可以独自运行了。相反，假如一个人写出了一页很好的卡斯蒂语的话，他肯定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那么多勉强的韵脚，那么多的“ento”，全都连着“ente”；那么多没有连字号的词语，总之要写一页很好的卡斯蒂语，一个人必须拥有至少是文学上的天赋。而英语或法语则不然，它们始终都是如此的精良，几乎可以独自运行了。
——您与您的母亲似乎还有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记忆的才能。有人告诉我说她能够记得她的童年和她曾经见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往昔。
——是的，她告诉过我这么多事情，用一种这样生动的方式，现在我相信它们都是我的个人记忆了，其实都是对她告诉我的事情的回忆。我猜想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在某个时候，尤其是遇到非常久远的事情的时候：会混淆自己听说的与自己感知的事情。而且，听也是感知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个人对……马佐卡，对牛车，对车场，对十一日；对北区的“第三道”[19]——我不知道它是穿过维亚蒙特街还是科尔多瓦街——南区的“第三道”——它经过独立街——巴拉卡斯的宅院的回忆……
——“第三道”，那是什么？
——一条小溪，我相信。我拥有一种个人记忆，对于我不可能记得的东西，因为年代的原因。其实，我妹妹有时也会记起一些事情，我母亲就对她说：“这是不可能的，你那时还没出生呢。”我妹妹回答她说：“好吧，但我早就在那里走过了。”（笑）那就接近了孩子选择父母这种理论了：人们猜想佛陀，从他的无上天宇，选中了印度的某个地区，归属到某个种姓，或是某一对父母。
——因为记忆也是传承的。
——因为记忆是传承的，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我母亲有一个令人钦佩的特点，我相信，就是不曾有过一个敌人，人人都爱戴她。她的朋友是最多样的：她以同样的方式接待一个重要的老夫人和一个黑人老妇，那是她家族的奴隶的曾孙女，经常跑来看她。这个黑人死后，我母亲去到为她守灵的蓬屋，一个黑人从一张凳子上站起来，说那个死去的黑人曾经是我母亲的奶妈。我母亲就在那里，黑人环绕在周围，她就是这样做的，自然而然。我不相信她有一个敌人，呃，她曾经被捕过，光荣地被捕过，在独裁统治的初期。有一次她正在祈祷，当时侍候我们的科里安特斯妇人问她在做什么，她回答说：“我在为庇隆祈祷。”后者已经去世了，“我为他祈祷，因为他真的需要有人为他祈祷。”她心里没有任何积怨，绝对没有。
——但说到这个，她的另一个特质显然是勇气。应该提一下那些电话。
——是的，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给她打电话，一个理所当然是粗鲁而又恐怖的声音对她说：“我要杀了你，你和你儿子。”“为什么呢，先生？”我母亲对他说，带有几分出人意料的礼貌。“因为我是庇隆主义者。”“好吧，”我母亲说，“说到我的儿子，他每天十点钟出门。您要做的只不过是等着他然后杀死他而已。至于我，我已经活了（我不记得什么年纪了，大概是八十几岁吧），我劝您不要浪费时间讲电话了，因为如果您不赶快的话，我会先死的。”然后，那个人就终止了交谈。第二天我问她：“昨晚有电话？”“是的，”她对我说，“一个傻瓜凌晨两点钟给我打电话。”然后告诉了我那场对话。之后就没有其他电话了，当然，那个电话里，恐怖分子大概是太吃惊了吧，对吗？他没敢故伎重施。
——这个轶事真是了不起。话说，她来自一个出过好几名杰出军人的家庭。
——是啊，她是苏亚雷斯上校的孙女，然后是索莱尔将军的侄女。但我有一回正在翻阅一本历史书——当时我还是孩子，那是这些有很多名流图片的书籍中的一本——我母亲指给我看其中一个人，对我说：“这是你的曾伯父，索莱尔将军。”我问怎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我母亲对我说：“一个站在罗萨斯一边的坏蛋。”所以他是家族里的害群之马。
——（笑）他是联邦派。
——他是联邦派，是的。后来有人来找我签一份不知道是什么请愿书，要树立一座索莱尔的骑像。我们不幸的祖国最不需要的就是骑像了，已经有了太多的骑像，在密密麻麻的骑像中间我们几乎已经无法走动了，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没有签。另外，它们几乎全都很吓人，为什么要支持这个雕像呢。不过据说现在有一座堂吉诃德的雕像，其丑陋更胜以往。
——确实，更胜以往。但这些杰出军人中有一些曾经给您带来过灵感。像拉普里达[20]……
——是的，只是拉普里达不是军人……
——但他战斗过……
——他战斗过，但在那个时候连军人也要战斗呢（笑），无论看上去多么难以置信。这我知道，但我的外祖父是平民，曾经打过仗……最初，在一八五三年，他当兵时中过一颗子弹——士兵伊西多罗·阿塞维多[21]——在欧罗巴街角上（当时是卡洛斯·卡尔沃街），我不记得另一条街是哪条了。后来他又在塞佩达，在帕逢，在阿尔西纳桥打仗。还有就是在一八九〇年革命的时候，那肯定不是一场太过血腥的革命，因为他住在那幢生下了我母亲也生下了我的房子里：在图库曼街和苏伊帕恰街。每天早晨，在七八点时，他就出门去革命——整个街区都认识他——就在拉瓦耶广场，当然，那就是公园革命[22]。然后在晚上，他从革命中返回，到家里吃晚饭，大约是七点半。第二天，他又再一次出去革命。这样一直持续到阿莱姆投降为止，至少一个星期。就这样他出门去革命，又从革命中返回。这一切并没有很大的危险，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尽管毫无疑问是有人死去的，而只要死一个人就足以让事情变得可怕了。
——是的，有某样东西打动了您，在我看来，在那些史诗般的命运里；甚至在您某些亲属的史诗命运里。
——确实，无论如何它们都已经被我用于挽歌的目的，用于写诗了。昨天我发现了一首被我遗忘的诗，我在诗中写道：
我不是东面的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
他胸口中了两颗子弹而死，
在血淋淋的医院的臭味里。[23]
——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他总是令您想起“拉维尔德”之战。现在，在这个国度里，有很多人自称基督徒却并不是，我相信您母亲的基督信仰是真正的基督信仰。
——是的，她是真诚信奉的。也像我的英国外祖母一样，因为我的外祖母是圣公会教徒，但有卫理会的传统，就是说，她的祖先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圣经》走遍了整个英格兰。而我的外祖母在胡宁住了将近四年。她嫁给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上校，非常幸福——她对我母亲是这样说的——因为她有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圣经》和狄更斯，这就够了。她没有人可以交谈——她置身于战士中间——而更远处，是与游牧的印第安人共有的平原；再远处是克里盖奥[24]的窝棚，他是印第安友人，以及平桑[25]的窝棚，那是持予的印第安人，印第安突袭者。
——告诉我，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长久以来您对伦理价值、对道德的坚持，可能是特别传承自您的母亲？
——我愿意这样认为。不过，我相信我父亲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两人都是，当然。
——那些都是已经在这个国家消失了的准则，是吧？我有一种骄傲，即不是一个克里奥尔“精明人”；我或许是克里奥尔，但却是最好骗的克里奥尔，要骗我非常容易，我总是上当受骗……当然每一个上当受骗的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那些骗他的人的帮凶。
——很有可能。至于您母亲对文学的熟悉……
——是的，她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她在文学上的直觉，都是显而易见的。大约在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她阅读了奎罗斯的小说《拉米雷斯的著名宅邸》。奎罗斯当时还不为人知，至少在这里是这样；因为他在那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去世了。她对我父亲说：“这是我这辈子读过的最好的小说。”“是谁写的？”我父亲问她。她说：“是一个葡萄牙作家写的，名叫埃萨·德·奎罗斯。”看来她说对了。
——确实。呃，我很高兴我们以某种方式为她勾画了一幅肖像。
——我相信是这样，一幅不完美的肖像，当然。
——就像所有人的肖像一样，不过我们尽力做到最好。
——是的，感谢您和我一起谈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