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每天读一点中国史(先秦-隋唐五代卷)
2242000000026

第26章 隋唐五代:帝国再造(5)

考中了进士, 叫作“及第”, 第一名叫状元, 第二名叫榜眼, 第三名叫探花。到武则天的时候, 皇帝还在宫殿上亲自出题考试。所以有人把进士叫作“天子门生”,意思是由皇帝亲自考取的。

由于进士很难考, 为了达到考取的目的, 应考的举子就在考前和考试期间想出种种办法进行活动。有的到处叩拜公卿, 送礼物, 献文章, 想得到公卿的赏识, 好替他向主考官推荐。有的甚至跑到官僚的车马前跪献文章, 表示自己的诚意, 这叫做“求知己”。有的把自己的文章工工整整地写成卷轴, 献给达官贵人或者名流学者, 请他们把自己推荐给主考官, 这叫“行卷”。行卷的第一篇十分重要, 它往往决定看的人的印象好坏, 所以举子们都十分用心。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到长安应考, 向当时的著名诗人顾况行卷。顾况看见白居易的姓名, 开玩笑地说: “米价方贵, 长安居大不易” (长安米价正贵, 居住很不容易), 有点看不起白居易的意思。等到他打开行卷第一篇《赋得古原草送别》, 念到“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一句的时候, 不由得大加赞赏, 说: “能做这样的诗, ‘居’ 亦‘易’ 矣!” 于是, 到处赞扬白居易的才华。

行卷促使一些读书人在应考以前认真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 努力创作高水平的作品, 这对唐代文学的发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不过也造成了钻营、贿赂和投机的风气。

实行科举制度, 官吏的选拔和任用都由中央决定, 这就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同时也使大批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像家世毫无名气的李义府, 怕自己不能参与政权, 曾经写诗说: “上林许多树, 不借一枝栖。” (上林苑有许多树, 没有一枝可以让我停留) 唐太宗回答他说:

“我将全树都借给你, 哪里只是一枝啊!” 后来, 李义府通过科举考试, 进入上层社会, 最后做了宰相。

科举制度表面上看公正无私, 按才能录取, 其实, 取谁不取谁, 往往全凭主考官的爱憎。主考官的爱憎又往往是由考生后台是谁, 送礼多少来决定的。唐玄宗的时候, 宰相杨国忠的儿子杨暄应考明经科, 考试成绩不好, 主考官不打算录取他。

杨国忠知道以后大骂: “难道我的儿子不能享受富贵吗? 我怎么能让一个低贱的主考官制住!” 主考官没有办法, 只好录取了杨暄。

这种情况越到唐朝后期越严重。唐懿宗的时候, 苏州有一个叫翁彦枢的读书人进京考进士。因为家里穷, 住在一个和尚的庙里。这个和尚经常出入大官僚裴坦的家。这一年, 恰巧裴坦是主考官。有一天, 和尚到裴坦家去念经, 走过窗下, 听到裴坦的两个儿子正在商量按财礼多少录取考生的事。只听一个说: “某某礼品厚重,应该进入一等。” 另一个说: “某某礼品新巧, 应该进入一等。” 和尚回到家里问翁彦枢: “你想考第几名?” 翁彦枢听他问得奇怪, 心想, 凭你一个和尚能让我考上吗? 便笑嘻嘻随口答道: “能考上第八名也就可以了。” 第二天, 和尚又到裴家去,裴坦的两个儿子还在商量。和尚瞪大眼睛说: “你们干的好事! 进士还没开考, 你们就在私定名单, 好大胆!” 两兄弟大吃一惊, 急忙答应分一些金银给和尚。和尚说: “我不要你们的金银, 我要你们录取我的同乡翁彦枢。” 两兄弟答应把翁彦枢取在三等。和尚不同意, 说: “非第八名不可。” 后来发榜的时候, 翁彦枢果然是第八名。

有一个读书人, 连续考了二十五次都没有考中。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 他干脆开玩笑地写了几首古怪诗, 其中有这样几句: “饿猫临鼠穴, 馋大舐鱼砧, 栗爆烧毡被, 猫跳触鼎翻。” 考完后他就回家了, 根本不相信能考上。没料到, 这几首开玩笑的诗, 被主考官看上了, 让他考中了进士。他手里拿着喜报, 哭笑不得地说:

“我一生辛苦做诗, 这里托人, 那里求情, 都没有考上, 没想到靠着猫狗反而考中了!”

科举制度概说

科举制度始自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 终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封建统治者选拔官吏的制度。

明清时代, 凡入学者必经童试, 录取者为童生。再经“岁考”, 录取者称“生员”, 俗称“秀才”。明清的科举主要分三级, 即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秋闱), 三年一次(常在八月), 在省城举行, 应试者为秀才, 录取者称“举人”, 也叫“孝廉”, 第一名称“解元”。

会试(春闱), 乡试后次年春天(三月) 在礼部举行, 应试者为举人, 录取者称“贡士”, 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又叫“廷试”。由在会试后取得贡士资格的参加, 在京都保和殿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 录取的称“进士”, 第一名称“状元”, 第二名称“榜眼”, 第三名称“探花”。

新儒学与复古运动

魏晋以下儒教消沉, 佛教几乎占据了全部的精神领域。但汉武帝所完成的政治规模, 与儒经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所以后代无论如何尊崇释老, 孔子的地位也不能完全抹杀。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 统一全国。文帝虽好佛教, 但曾一度“超擢奇隽,厚赏诸儒”。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 悉集内史省, 相次讲论”。谙熟周礼的吴郡人褚辉, 精通《尚书》《春秋》的余杭人顾彪, 为《毛诗》注疏的余杭人鲁世达,均被征召。

旧的中国虽已成过去, 古典文化的基础却未完全推翻。隋代已有人以新的孔子自居, 这可说是二百年后新儒教的复古运动的预兆。

唐代末期, 一部分由于财政的原因, 因为寺院经济恶性膨胀, 僧侣享有免租税,不服兵役、徭役的特权, 他们利用这些特权与世俗地主争夺地租和劳动力。但最后一部分由于文化潮流的转变, 发生了所谓三武之祸的第三次, 也是最严重的一次。

“三武” 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唐代后期, 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 僧侣免除赋役, 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 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 深恶佛教, 会昌年间又因讨伐叛乱,财政吃紧, 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 于会昌五年(845年) 四月, 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八月, 令天下诸寺限期拆毁; 拆天下寺院四千六百余所, 兰若(私立的僧居) 四万所。拆下来的寺院材料用来修缮政府廨驿, 金银佛像上交国库, 铁像用来铸造农器, 铜像及钟、磬用来铸钱。唐政府从废佛运动中得到大量财物、土地和纳税户。唐武宗灭佛在中华佛教史上被称为“会昌法难”。

佛教在财富与人力上受了很大的打击, 此后永未恢复旧有的地位。

韩愈是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他极力主张辟释老而尊周孔。元和十四年(819年), 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 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 韩愈不顾个人安危, 毅然上《论佛骨表》, 痛斥佛之不可信, 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 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 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 龙颜震怒, 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 免得一死, 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高举儒学复古的旗帜, 树立了从尧、舜、禹、汤、温、武道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 倡导恢复儒家正统地位, 形成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 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 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 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

反佛灭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不受威胁, 因为儒学是治理天下的根本, 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但传统儒学的有些内容到这个时期已经显得有些陈旧过时, 需要调整和发展, 需要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佛教和道教也需要吸收一些新的东西, 如传统的观念, 以便能更广泛地传播。所以儒道佛在矛盾冲突的同时, 更有着明显的融合的趋势。

隋朝经学家王通提出“三教可一” 的主张, 想以儒学为主, 调和吸收佛道的有关理论。韩愈虽激烈反佛, 却在实际上吸收了佛教的一些理论, 其道统说和复性论明显的是吸收了佛教的法统观念和心性学说。他还与佛教高僧元惠、灵师、文畅等过往甚多, 有诗相赠。就佛教而言, 隋唐时期各宗派都已经吸收了儒道精神, 比如对孝悌学说的吸收, 以致有了“孝僧” 的名称, 尤其是禅宗讲心性论, 与《孟子?尽心上》说的“尽心者, 知其性也” 很相近。天台宗则把道教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吸收进来, 主张先成仙再成佛。就道教而言, 也开始讲礼义、忠孝, 显然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原来道教理论和教规都不完善, 隋唐时期开始创立理论体系、制定教规戒条, 则是在佛教的影响下进行的, 有的甚至直接模仿佛教。

其实, 儒、道、佛的思想, 各有其价值。如《三教平心论》卷上所说, “以佛修心, 以道养身, 以儒治世”, 三者缺一不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一个人可能分别需要儒家的入世进取、道家的进退自如甚至佛教的逃避放弃, 仅有一两种精神是不够和不完整的。而且, 三家在哲学思辨方式上的互补性, 儒家重视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原则, 太实用了, 在哲学思辨方面不够深入; 道教和佛教对现实持超脱或遗弃态度, 总讲些游离现实、抽象玄奥的道理, 哲学思辨要高出一筹。尤其是佛教, 在三家中是思辨层次最高的。三家在思辨方式上的互补性还在于儒家习惯于正面阐述,道家善于从反面认识, 佛教视而不见, 不正不反, 三者的配合恰似数学上的正数、负数和零的配合一样, 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认识方法。正因为如此, 再加上唐朝盛世雍容包纳的气度, 这个时期儒、道、佛三家融合实际上都是立足本家融合另外两家, 结果仍然是三家并存并且都得到了改进。尤其是儒学, 在这个融合的趋势中吸收了佛道精神, 开始了由传统儒学向新儒学即理学的转变。

“文起八代之衰”

“文起八代之衰”, 这是苏东坡给予韩愈的赞语。所谓“八代”, 指东汉至唐以前的八个朝代, 即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 实际上主要指两晋六朝这个骈文鼎盛的时代。骈文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文体, 它的句式对偶, 辞藻铺排华丽, 并讲究声律。骈文发展到极端, 无文不骈, 无语不偶, 走向形式主义, 以致带来骈文的危机和文学的衰落。

使文学跳出骈俪窠臼的, 要首推韩愈。中唐贞元、元和时期, 韩愈、柳宗元大力提倡“古文”, 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唐代古文运动, “古文” 因此逐渐取代了“今文” (骈文), 并在散文领域雄霸了千百年。

朱全忠杀宦官

唐朝朝廷镇压了黄巢起义军之后, 全国变得十分混乱。地方上, 新老军阀各霸一方, 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中; 朝廷里, 依然由宦官把持着大权。他们在北司办公,常常推翻由宰相领导的南衙的意见。皇上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听凭南衙与北司去胡闹。

公元889年, 唐僖宗死了, 按照惯例, 宦官们把僖宗的弟弟李晔捧上台, 这就是唐昭宗。唐昭宗在享乐腐化方面不比唐僖宗差, 但他不甘心当宦官的傀儡, 便跟大臣们偷偷商量, 要摆脱宦官的控制。

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摇自从玄宗把宦官增加到数千, 让高力士等人参政以后, 宦官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 唐文宗时期发生了甘露之变, 宦官更控制了朝廷大权。直到公元900年, 唐昭宗才通过宰相崔胤, 跟黄巢的降将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联系上, 靠朱全忠的支持, 把两个骄横跋扈的宦官头目, 担任枢密使的宋道弼、景务修除掉, 宦官的势力才稍稍受到抑制。

这一来, 打草惊了蛇。掌握军权的宦官刘季述、王仲先立刻暗地里跟掌握政权的王彦范、薛齐偓商量, 这四个宦官头目一致同意, 废了唐昭宗, 另立新帝。

这年冬天, 唐昭宗在打猎途中喝醉了酒, 回宫后不分青红皂白, 杀了几个伺候他的太监宫女。刘季述见有了借口, 第二天一早就带兵包围了皇宫, 把宰相崔胤叫来, 对他说: “这种皇帝如何治理天下? 不如废了他另立新君。” 逼着崔胤当场表态。崔胤受到卫士们胁迫, 不敢表示反对。刘季述立刻用崔胤等大臣的名义, 上书皇帝, 要求太子出来“监国”。他带了上千士兵, 冲进宫内, 见人便杀, 一直冲进昭宗的寝宫, 吓得昭宗从床上跌下地来, 直向刘季述求饶。刘季述取出大臣们联名的上书, 一边在地上画线, 一边斥责昭宗: “某月某日, 我让你做何事你不听, 犯了罪; 某月某日, 你不听我的, 又犯了一条罪。” 接连在地上画了几十道, 才怒气冲冲地走出宫门, 让士兵反锁大门, 往锁里灌了铁汁, 幽禁了唐昭宗。

出了宫门, 刘季述假传昭宗诏令, 让太子监国。他杀了昭宗的弟弟李倚, 平日侍奉昭宗的宫人们也每天杀一批, 白天用车子运尸体出宫, 用这个手段威胁众人。

因为怕朱全忠报复, 他才没敢下手杀崔胤, 只撤了他的职务, 让他当个空头宰相。

崔胤怎肯罢休? 他一方面把京中情况详细报知在大梁的朱全忠, 一方面寻找机会铲除这四个太监头目。他看到禁军将领孙德昭十分不满刘季述的行径, 便派人跟他联络, 要他设法杀了刘季述和王仲先, 救昭宗出宫。

孙德昭跟禁军里另外两位将军商定, 在当年除夕晚上, 偷偷派兵进宫埋伏好。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 王仲先毫无准备, 在进宫上朝的半路上被孙德昭的伏兵杀了。

孙德昭到囚禁昭宗的宫门口禀报, 昭宗还不敢相信, 等看到王仲先的头颅, 才敢从宫中出来, 走到长乐宫的宫门。这时候, 崔胤早带了百官在那里等候朝拜, 另外三个太监头目也被抓来, 被军士一顿乱棍打死了。被关了一个多月的唐昭宗终于重登帝位, 把年号改为天复元年, 表示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