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县令
刘季不仅在酒桌上抢了县令的风头，在情场上还抢了他的爱人。不久之后，刘季甚至剥夺了他的生命，霸占了他的官职。可怜的县令，这一生都被刘季抢光。
他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留下画像，如今人们已经无从得知他的年龄、样貌、家庭背景，或者其他详细信息。
在秦朝统一天下的这个关键时期，他只身一人来到了沛县当起了他的县令。这是个崭新的职业，在此之前只有部分地方施行这种制度，这是嬴政统一全国之后施行的新政。
他肯定不是沛县本地人，因为他在沛县并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威望。他很可能是单父县人，因为在他上任不久之后，有个吕姓好友从单父县举家来投靠他。
很可能他还未完全适应这种新职业，不知道该如何做，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可能是异地的贫困子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学识，在秦朝基层政府中谋得一职。他必定不是通过军功而得官位，因为他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虽然是秦朝400多个县令中的一位，但他并没有多少经世之才，他不像李斯、韩非这些大学者那样，能够站在国家的高度与君王对话。他很可能没有完全具备律令规定的那些品格，如为吏者应该德才兼备。
虽然，秦朝新律令对县令的岗位职责规定得十分明晰。县令负责管理全县，除了必须完成上级规定的徭役征发、赋税征收等任务，还肩负着管理地方农林畜牧、维护社会治安等等各项重任。他必须定期向上级书面报告当地雨水状况、农田庄稼收成、田亩开垦顷数、旱涝风虫灾害等诸多情况，报告由专人如亭长刘季送至郡城，交给郡守壮。郡守壮再派专人呈送至首都咸阳的九卿部门，直至丞相李斯、皇帝嬴政。但是，具体应该如何执行，由谁负责执行，这么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他是无法掌控的。
更重要的是，新律令里面的细致条文并没有教会他如何与当地民众相处，如何适应甚至改善当地的政治生态。他甚至没有办法处理与当地豪族的关系，因为他们都不听令于自己，本地籍的官吏又相互勾搭抱团，似乎要将我这个外人排除出去。表面上看起来恭恭敬敬，但是一旦涉及自身利益，则以各种理由推搡。强权有时候还必须依靠木柄。
县里的事务都要依靠当地的文吏。最主要的是萧何，他是这片地区大家族的代表，也是他们的代言人。萧氏家族的威望，足以撼动整个沛县。第二位是曹参，也是本地很有势力的家族中的一员，现在在沛县担任司法官（狱掾）。他们两位掌管了沛县的具体管理事务，虽然名义上是县令的左右手，但实质上却是县令的要挟者。县令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橡皮图章，沛县这里正在上演着“挟县令以令诸族”。而这绝非是个例，全国大多数地区应该都是这种状况。
虽然吕姓好友千里迢迢举家来沛县投靠这位县令，但吕内心很可能也看不起这位老相好。来到这里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来到这里，其他人并不会引起怀疑。当县令提出要与吕结为亲家，也就是娶吕的女儿为妻的时候，吕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吕很清楚这位县令的为人，再加上来到这里一看这样的形势，就知道县令在沛县其实还没有站稳脚跟。说白了，就是吕对县令并不放心。
吕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当地的两位地痞流氓，一位叫刘季，另一位叫樊哙。吕不是善于看相，而是善于看人，而且很懂得看时势。识时务者为俊杰，吕公才真正是幕后的俊杰。他已经从这场酒席之中，看出来谁才是这个地区真正的“实权者”。当然不是自己的这位老相好，虽然他是这个地区的一把手，但他只不过是这里的过客。任期一满，很可能就要收拾包袱回老家。（可惜县令最终也没能收拾包袱回老家，他最终死在了刘季的刀下。）
只有仅仅的依靠这里的地头蛇，才能在这里安家。他已经厌倦了拖家带口的奔命，他不再希望自己的妻子儿女受到这样的委屈。
吕把两位女儿都嫁给了这里的地头蛇，没有顾及县令的面子。因为他知道县令对自己不敢有何意见，即使心中充满不满。在女儿出嫁那天，县令很可能还要笑嘻嘻的过来道贺，并且奉上自己的礼金。纵使心里有怨言，但嘴里只能是恭喜恭喜。
多年之后，沛县发生了一场暴动。暴动的组织者是主吏掾萧何、狱掾曹参，和以逃犯刘季为首的一群社会问题青年。
县令在这场暴动中被暴徒所杀。
沛县的子民当然不会想到要给他立碑做传，秦朝的中央政府也不可能对其予以褒奖，甚至并不认定他的这种行为属于殉国行为。如果被中央政府知道他在守卫沛县的时候疲软不力，放纵刑徒以至于发生暴动，说不定还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那时候可能也难逃一死。
远在外地的亲属们可能也不知道他的噩耗，直到后来听说楚地已经硝烟四起，才开始担忧起他的安危，不知道他是否还依然安然无恙。
说到底，这都是郡县制所带来的的不良反应。他，只不过是众多历史烟云中的又一个无辜陪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