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香袭来，是窗外的广玉兰。深秋季节，广玉兰早过了开花结果的时候，只剩下树叶的气味，在空中迂回飘荡。脆弱的鼻腔，还是被呛得喷嚏连连。上了年纪，鼻黏膜竟变得如此敏感？
他坐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是间只有十来平米的斗室。北面是门，西面和南面统统为墙壁，只是在东面有扇一米宽的小窗。从小小的玻璃窗瞧出去，那株活了几十岁的广玉兰树，孤独地耸立在窗前，超过两层楼的高度了。在他算来，那棵广玉兰树，比自己年轻二十来岁。有时，他兴致特别好，站在小窗前，对着大树，自言自语地打声招呼，“哎，小老弟，站了几十年，累不累？”
棕红色的木门半开半掩，呈四十五度角。从门与门框的夹角，他能观察到外面的场景。门外的大房间，坐着他的同事们，除他之外的社长室全体成员：四条汉子，副社长或副总编，分成两列，挨着东墙和西墙，整齐地排列着座位。原先，分管印刷发行的王副社长，是坐在底层经营部办公的。他觉得不方便，坚决要老王搬上来。此刻，王副社长与他的距离最近，就坐在靠门框的左手边。
这幢法式楼房原先的主人，离开上海滩半个多世纪，下落不明，难以查考。作为沪上乃至全国知名的大出版社，在此驻扎也有三十余年。早先，有老编辑私下传说，这幢楼房属于“凶宅”，对出版社前途不利，在里面做事情的人，健康也会有问题。笃信此类传闻者，甚至悄悄向王副社长进言，说是要找风水先生来看看吉凶，做做法事，扶正祛邪。王副社长喜欢读旧小说，特别欣赏《三国演义》，知道古人敬天地鬼神，诸葛亮就是观天象得以借东风火烧赤壁。对“凶宅”之说，他半信半疑，仅仅碍于自己的社领导身份，把好事者臭骂一顿了事。王副社长声严色厉，堵不住某些人的嘴，私下里的传说依然，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考证，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女主人就在这幢洋楼里自杀。
唐社长是在十年前被任命为本社的社长，“文革”完结了，他从“五七”干校出来，立刻到此走马上任，把这家昏睡了多年的文化单位叫醒。他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当他还是十来岁小朋友的年纪，迁徙到此地。他父亲在上海滩做学徒，渐渐熬出头，在南市开了间杂货铺，铺面不过两开间，毕竟算站稳了脚跟，就把母亲和他从浙江接过来。母亲帮着照料杂货铺。他运气不错，背起书包，进了一所破破烂烂的小学。那时候，偶然被大人带到“上只角”玩，他看见高墙后那些洋派高尚的建筑，充满了好奇、羡慕与向往。当时无法想象，有一天，他会站在这里，掌控设立在法式楼房中的大出版社的命运。
关于“凶宅”的风言风语，免不了传到唐社长老唐的耳朵中。有人在王副社长那里碰壁，就找合适的时机，对老唐恳切建言，说他是社长，有凶有难，社长首当其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悄悄找个风水先生破破邪气，何乐而不为。老唐笑笑，并不严辞呵斥，当它一阵风轻轻刮过耳朵。不过，好奇心在所难免，他也着实了解过传说的来龙去脉。那个女主人，原本是上海滩一位名媛，长相绝佳，且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弹琴跳舞样样出众，最后嫁了个在上海经商的法国人，结婚时千挑万选，相中了这幢楼房。这楼，曾经是宾客盈门，灯红酒绿，派对舞会，热闹非凡。没有料到，红颜薄命，女主人后来察觉，法国商人在欧洲另有家小，法国商人甚至提出，要名媛承认现实，即允许他在欧洲和中国同时拥有妻子。名媛向来自视甚高，如何咽得下这口气？渐渐变得终日郁郁寡欢，大约最后是由于抑郁症之类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一种说法，女主人死于上吊，吊死在广玉兰树上。老唐觉得这个传说不靠谱，不可思议。他曾经站在广玉兰树下，细细地观察过，那树处于花园的大门旁，只要大门敞开，街上行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树身，一目了然。老唐想，那样一位绝色美女，不会让自己死得如此难堪吧——在众人视线所及的地方，直挺挺地悬挂着？他相信另一种传说，女主人是吃了过多的安眠药后安静地离去。老唐寻思，这算啥“凶宅”呢？上海的老房子，达到几十年岁数的，不算稀奇，哪幢房子里，没死过人？不过，有时在楼梯上行走，难免会回忆起那位远去的丽人。楼梯旁的窗户，镶着宽大的彩色玻璃，紫色的、绿色的、红色的玻璃，形成漂亮的拼图。据说，那是女主人自己精心设计的。物是人非，刮北风的时候，朝北的彩色玻璃唧唧咕咕作响，让人联想到当年丽人在洋楼中弹琴的风采。
怀旧，对忙碌的唐社长而言，是非常偶然的情绪。作为一社之长，他的心思，一直被繁杂的事务填得满满的。开始社长生涯时才五十几岁，到今年六十几岁，十来年，一晃就过去了，身体与精神上的差距，竟如此之大。进入社长室的前几年，他很有点“五十五，下山虎”的感觉，憋了那么长时间，荒废掉生龙活虎的壮年，终于碰到了可以做点事情的机会，兴奋得很，像上紧发条的转机，欢乐地旋转。开头几年，他亲自带编辑跑重点高校，有名的教授学者，一个也不想放过，恨不得把他们的抽屉兜底翻，看看里面藏着什么好货——“文革”十年，有志向的文化人，孤灯面壁，悄悄干私活，不声不响，做出鸿篇巨制的，未必只是凤毛麟角。一旦抓到好稿子，马上拍板，回到出版社，立马下锅，动员编辑、校对和印制部门，连日连夜地做成新书；在等米下锅的日子里，他同时致力于制定五年和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出版规划，老先生们告诉他，做出版，要看得远些，为后续发展蓄势；偶尔，他还会跑到基层书店，亲自站柜台，吆喝新近出版的读物，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直接调查市场态势，获得一手信息。那会儿的他，忙得不亦乐乎，辛苦，却也十分踏实。
现在，开始品尝到折腾不动的滋味。前些年，他喜欢窗外广玉兰的挺拔，喜欢小老弟那淡雅的清香，而今鼻腔过敏，不得不常年关拢东面的窗户，无奈地与那位老朋友隔开距离。这还是小事。要命的，是三天两头偏头疼。神经抽疼，旁人看不出，自己晓得厉害。从头顶心开始扭紧，一直揪到耳朵后面，像要把头皮扯裂开；一阵阵袭来的抽搐，让你六神无主，坐立不安，脑筋僵化，脸颊难看地歪斜，连讲话也言不由衷，思考的敏捷，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回，是年度的选题过堂，满满一屋子的中层干部。第二编辑室刚刚汇报结束，那可怕的神经抽疼开始袭击他。他咬紧牙关，力图不露形迹，坚持坐在位子上，背部则疼得冒汗，视线也渐渐模糊起来。会议后半段的内容，编辑室主任们的汇报，包括副总编们的插话问话，他几乎没听清子丑寅卯。由于他高度的自控能力，脸上尽量显得若无其事，同事们很少察觉到他的异样，只有坐在身旁的牛副总，大约感觉到他身子在微微颤抖，不时向他投来关切的眼神。牛副总年届五十，生活阅历丰富，猜想到他的状况不佳，悄悄对他耳语，“唐社长，你要不要休息会儿？”他坚定地摇头，冷峻地拒绝了副手的好意，坚持在自己的座位上挺到会议结束。
会议之后，他不得不去医院看病。医生说，你太累，到这年纪，要当心，最好抛开工作，彻底放松休息。老伴听了医生的忠告，赶紧说，不能拼命了！多活几年，才是真的。
多活少活，他不在乎，只是希望别出啥意外。如果哪天突然倒下，住院开刀也就罢了，最不敢想象的，是丧失起码的生活能力，那才是可怕的情形：样样要依赖旁人照料，吃喝拉撒，均不例外，有何尊严可说？他去医院看望老战友们，这种晚景见得多了，连去厕所也靠旁人搀扶，活着实在没有滋味。
他不得不开始考虑急流勇退。
从半开着的门缝望出去，鸦雀无声的社长室内，那几个埋头于书稿的同仁，只能看到背影与后脑勺。撇开负责经营而不懂编辑业务的王副社长，剩下三位：满头乌发的两位年轻人，还有年过半百的牛副总，谁可以接班？这个难题，他盘算过无数次。没有人可以商量，甚至不敢透露些许风声。十年间，出版社成长起来，码洋从几百万到几千万，社长的威信，不容置疑。社长位置的变动，仅仅是风吹草动，也会麻烦多多。去年，他突发心绞痛，全身软绵绵，坐立不安，不得已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天天吊针水。出版社的小楼里传言纷纷，上蹿下跳的动静，闹腾不小。据说，还有人到局里去打探，谁是内定的接班人。他晓得，局党委内部，关于继任者，看法分歧挺大。毕竟这是一个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大出版社，众说纷纭，各有各的道理。他怕乱套，出院以后，不顾医生再三叮嘱，硬撑着跑来坐班。
他心底一声叹息：终究要交班了。交给谁？不希望是外来的和尚。出版社，大知识分子多，眼界高，随意调个行政干部过来，很难驾驭。那么，大屋子里的几个脑袋，有黑发茂盛的，有白发半边的，也有稀毛几根的，谁合适呢？凭他的资历和威望，他的建议，多少能影响局党委的选择。他的忧虑，在于局党委书记的态度微妙。老魏，魏书记，乃个性鲜明的老干部，资历比唐社长深得多，一九四九年，渡江战役时，魏书记是师政治部主任，年轻而有文化的解放军军官，随部队一路打进大上海。“文革”期间，他和老魏在“干校”待过不少时间。那老头当兵出身，生死见得多了，倔，怕什么造反派？干校管教人员，想整治他，找个岔子连续开批判会，他不愿检查，干脆就瞪着眼珠装傻，问几句甚至几十句，他依旧哼啊哈啊，为此被管教的打过罚过，他还是硬挺着脖子，不肯把脑袋低下来。碍于共患难的老交情，魏书记见了唐社长向来客气，非常尊重，一般不干涉本社事务，声称是绝对信任，免检单位。不过，关于他的继任人选，老魏颇有个人主见，据传，有意派个局本部的处长下来。这事，到时他一定要据理力争，哪怕和老魏伤了和气，也不能无声无息地随了他。
他环顾小小的办公室，靠墙的玻璃柜中满是他心爱的书籍，这些年慢慢囤积起来。做出版，对爱书者而言，得天独厚，不必辛辛苦苦去书店淘书，甚至不必掏口袋买书。书是工作用品，会自动地不断地飞到他面前。这个屋子，不过十来平米，早年，或许是洋楼主人的储藏室，被改建成小房间。外面的大屋，五十多平米，才是当年主人的卧室。他选择坐里面的小间，倒不是为了显示一把手的特殊，刻意与副手们保持距离。他喜欢安静地读书，无人打搅地思考问题。在干校劳动的时间里，他无数次梦想过，哪天可以有个小小的书房。家里孩子多，不可能为自个儿搞一间书房。当社长以后，他把小办公室作为自己的书房，坐在里面，环顾四下的书籍，无论是陈列在书柜中的，还是堆在墙角落的，均是宝贝，虽然没空一本本地读过来，看着它们、嗅着纸页与油墨混合的气味，心里也舒坦。现在，他老了，没有精力应付出版社的杂务，难以继续承担社长的重担，所以，到了和心爱的书房说再见的时候。
忙忙碌碌的生活，时间流水般消失，你浸淫其间，没啥特别的感受，到了不得不放弃什么的那一刻，你会清晰地发现，最珍爱、最不舍得离开的是啥。临近告别岗位的日子，不需要继续担任社会角色的扮演者，他心里清楚，自己不舍得丢下的，不是地位与权势——那些玩意，参加几次龙华火葬场的仪式后，他早已看淡——而是小书房的安宁气氛，是那些散发着油墨气息的书籍。他家里的住房，与一般市民相比够宽敞，三房一厅，但还是不可能给他单独设置书房。自家的书房，只是一种埋在心底的希冀。儿子、女儿成家后还和他挤在一起住，当下的上海，依然是住房紧张，没法子。
参加市里的人代会，代表们对上海的住房状况议论最多。据说，广州、深圳抢先搞改革开放，情形好得多。出版社里，一位能干的青年编辑已经辞职南下，去了深圳，就是因为结婚没有房子。此人来向他告别时，神情黯然地告诉社长，自己绝不是对本社没有感情，只要能给他一间十平米的小屋结婚，他就不会千里迢迢地南下。作为一社之长，听罢爱莫能助，只能看着那位有作为的编辑离开，他相当无奈。这件事情之后，他反复盘算，要为本社职工搞一些住房，特别是解决年轻人的婚房。他和王副社长商量，争取弄它几十套房子，多少解决突出的困难。王副社长说，房源，他可以动脑筋，到有关系的单位去参建，不过，至少需要积累三五百万的本社福利基金，才能到手一批解困的房子。难啊，几百万，得奋斗多少年？看样子，他干不到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