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通常是千人一面。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相貌似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衣着总是以蓝色为主，双目呆滞无神，好像总在“盯着一个地方”，就连辫子也一模一样，如同一个豆荚的两粒豆仁儿。然而，无论别人怎么介绍中国人的特性，即使最缺乏观察力的外国旅客，只要他略加体验，也能意识到中国人千人一面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两个地区，不管距离多远，口音上也会存在饶有趣味而又难以解释的差别。如果两个地区相隔较远，那么差别就更明显了，因而中国有很多“方言”。经常有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字写起来是一样的，但各地的人讲出来却有不同的发音。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是千差万别，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事例处处可见。不过，最为常见的差异当属计量标准的不统一。对西方人来说，只有制定了绝对一致的计量标准，才能保障生活的舒适。任何双重标准，都会令人厌烦至极，而中国人却乐于如此。
对中国人而言，两种货币单位、两种重量单位、两种尺度单位是自然而且稀松平常的事，根本没必要提出异议。如果问一个卖肉饼的人，每天能做多少张饼，他会说大概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多少张饼，就只能由问话人自己去猜想了。同样，问一个农民他那头牛有多重，他会告诉你一个比实际重量低很多的数目，并解释说这个数目并没把牛骨头的重量算在内。问一个仆人有多高，他会告诉你一个明显不合实际的数目。经过盘问，他才承认没把头部的高度算在内。原来，他以前当过兵，部队在分配挑担任务时只注重人的锁骨高度，因此，在说自己的身高时，他就习惯地忽略了头部的高度。一个乡下人的计量标准就更不可思议了，他声称他住的地方“离县城90里路”，经过一再追问，他才说那是往返的路程，实际上只有“45里路”。
在中国，最显著的计量不统一的事例，当属计算铜钱的方法。铜钱是中国唯一的流通货币，各个地区都采用十进制，这也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理论上讲，一串铜钱应该是100个，但是谁也无法保证一串铜钱在所有的地方都是预想中的100个，除非特意计算一下。一串铜钱的数目，不同的地区各不相同，从100个到99个、98个、96个，再到83个（如陕西省会），最后一直降到33个（如直隶省东部），有的地方可能比这个数目还低。银子买卖中的称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除非偶然巧合，否则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地方，也有许多种不同的“两”。这样的状况，经常让外来人摸不着头脑，只有那些专门从事银两买卖的人能免遭损失，其他人一概不能幸免。货币始终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不禁让那些诚实的人感到厌烦。不过，我们无力解决这种状况，只需知道这是中国普遍存在的事实就行了。
其他的计量标准也同样混乱。用来称量粮食的“斗”，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如果谷物税收部门利用这种标准不一的“斗”横征暴敛，那么很容易引发政治动乱。好在，中国人是平和的民族，他们不会那么做。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计量标准都比较统一，“一品脱是一品脱，一磅是一磅”，而中国却“一斗不是一斗，一斤不是一斤”。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混乱不仅有理可依，而且遍及各地。比如，在盐业专卖中，就经常出现一些霸道的度量标准。盐商将十二两称为一斤（实际上是十六两为一斤），买盐的人付了十六两的钱，却只能得到十二两的盐。尤为可笑的是，这种不公平的交易居然是公开的，所有的盐商都这么做。买盐的人见惯了这种事，也就不较真了。他们清楚，这不能算作“欺诈”，只是盐业买卖中的“潜规则”而已。土地的丈量也存在这种情况，在某个地区的“一亩”土地，到另一个地区竟算为“半亩”。那些碰巧住在两个地区边界上的人家，就不得不准备两套丈量工具，以应付两地不同的田亩制。
来中国的外国旅客，往往不弄清楚当地“斤”的计量标准，就确定每斤粮棉的价格，这样做是很不保险的。同样，要想弄清楚某地每亩地的粮食产量，就要事先调查一下那里的“亩”所指的面积，千万不能忽略“亩”因地而异这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在距离的计量上也普遍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每个到中国的旅客都有这种实际体验。在中国陆地旅行的时，如果按里计量距离，那么就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里”是否“扩大”了。我们并不否认这种估算距离的方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必须声明，这样计量既不精确也不统一。据我们所知，外国人普遍感觉到，离开中国的国道走上其他道路后，“里”就变“长”了。在国道上，每天能走120里路；在农村土路上，每天就只能走100里路；在山路上，每天仅能走80里。中国人也承认，他们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测量路程的，而不是根据实际的绝对距离。按照这样的测量方法，如果有人跟你说山脚到山顶有90里，那么你就该知道这个里数连实际里数的一半都不到，因为爬到山顶的困难程度相当于在平地上走了90里。还有一件奇特的事情也与测量长度有关，即从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到A，这与欧几里得的假定“等量之间彼此相等”毫无关系，恐怕得插入否定词进行修改。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中国有一条主道，里程碑上标示着从北到南长183里，而从南到北却是190里。奇怪的是，不论你往来几次，也不论你多么认真地记下里程碑的标注，事实总是如此。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到在马伯先生的《中国西部之行》一书中有许多类似的事例，现引述于此：“中国人确定两地之间的距离，都是由往返两地的人们估算出来的。你询问不同的路人，他们给出的数值基本上也是不尽相同的。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听说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比如，很多人都说从A到B相距1里地，但从B到A却都说成3里地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地一位学识渊博的人解释说，运费是根据每里付多少钱计算的。显然，请一位苦力把东西背上山顶，要付给他更高的报酬。但是，按照路的坡度来计算报酬比较麻烦，为了方便起见，就把难走和陡峭的路说得长一些。事情的原委便是如此，如今所有的旅行者都必须认可这些约定俗成的距离。但是，我反驳说：‘按照这个原则，夜里应该比白天的路程要长，阴雨天应该比晴天的路程要长。’那位学者赞同说：‘很对，确实应该这样。’诚然，这种原则对当地人是有益的，但却给外来的旅行者带来了不少麻烦。类似这种估算距离的事情还有一件：在平地上，1里路被说成2里；不很陡峭的普通山路，1里路被说成5里；陡峭难行的山路，1里路说成15里。云南一个山区里有个善良的人，他习惯于把平地的实际距离说短，因为那里的平地很少。对于这种情况，旅行者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只要没遇到崎岖难行的山路，尽管把1里的普通山路当作5里来走就行了。”
立德先生在《长江三峡之行》一书中说：有一段水路，顺流而下是90里，逆流而上却是120里。他由此推算，3.62里是常规的里，或者说250里等于1纬度。
与此类似的是，中国人不会认同“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特别是在河道航行中。有人告诉你，此地距离前方某地40里。可是，你仔细分析之后，才知道这个“40里”是由两个“18里”组成的。让你哑口无言的算法还有：“4个9等于40，难道不对吗？”照这样算，“3个18”就应该是“60”。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政府邮差参加体育考试，没能在规定时间跑完规定的距离。他为自己辩解说：“这里的‘60里’是‘扩大的’。”由于他的辩解合理，主考官便命人重新测量距离，结果发现实际上竟然是83里，此后就一直这样计算了。一座城市周围分布着好几个村庄，每个村庄离城1至6里不等，但是统统都叫作“三里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段道路两旁有房子，即便这段路只有1里，村民们也会说有5里。如果你不相信，村民们会一本正经地向你保证，这段路确实有那么长。在中国，每个人都可以自作主张，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标准。造秤的人常常徘徊于大街小巷，依照顾客的喜好在秤杆上刻上秤星。于是，每一个生意人都有两杆秤，一种是用于进货，另一种是用于卖货。一杆现成的秤，除了旧秤之外没有人会买，因为市场行情在变，新秤的秤星也随之而变。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我们看到后不必再大惊小怪了。
对年龄的计算也能体现这一普遍事实，尤其能体现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根据一个人出生年的动物属相，就能轻易地推算出他的年龄，这是最常见的办法。不过，如果说一位老人七八十岁了，那么他充其量刚满七十岁。在中国人看来，一过七十岁，就属于“八十”岁的人了。要想弄得更确切一些，就要剔除笼统岁数中的那个“常数”。即使中国人想说出他的准确年龄，也只会透露下一个春节后的岁数，即虚岁。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那就是喜欢以“十”为单位把岁数弄得很模糊。由此，我们经常听到中国人说他们“二三十岁”了、“好几十岁”了，但基本上听不到有人严格确切地说出自己的年龄。与此类似，中国人平时所用的极限数字也是比较模糊了，只不过其模糊程度只能延伸到“百”、“千”、“万”。即便有比这些模糊数字更为准确的表达方式，他们也没有兴趣去运用。一位熟人告诉笔者，有两个人花了“二百吊钱”去看戏，后来他又补充说：“其实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这和两百串没什么区别，不是吗？”
一对外国夫妇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临回国的时候，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幅漂亮的卷轴。不过，卷轴不是送给这对外国夫妇的，而是要送给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这两位老人的岁数一样大。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旁边用小字标注着“恭贺受赠者已享‘七十福寿’”；第二幅卷轴上写着“寿比南山”，旁边也用小字标注着“赞美贵夫人已获‘六十荣光’”。这对夫妇对卷轴大加赞赏一番之后，小心翼翼地问：“明知道我们的母亲同岁，却称一位七十岁，另一位才六十，这为什么呢？”结果，中国朋友给出了一个让夫妇俩啼笑皆非的答案：如果每副卷轴都同样写上“七十”，那就显得作者太缺乏创意了。
有时候，我们若想更加精确地了解情况，就必须正视中国人所讲究的社会裙带关系。一个前来询问法律事务的人告诉笔者，他“住”在一个村庄里，但是从他的叙说中可以听出，他其实是城里人。笔者经过盘问，他才承认，现在他确实不住在那个村庄里。进一步交谈之后，笔者终于弄明白了，原来那个人的家族，从祖上第十九代起就搬离了最早落户的村庄。笔者问他：“难道你不认为自己已经是城市居民了吗？”他简单而肯定地回答：“我们现在住在城里，但老家却是农村的。”还有一个人，特意邀请笔者去他的村庄参观一座古庙。那个人指着古庙，自豪地说：“瞧，那座古庙是我建造的。”仔细追问之后，笔者发现那座古庙建造于三百多年前的明朝，那个时期自称建古庙的这个“人”还在冥冥世界中呢。
学习中文的人，最先遇到的困难是，想让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却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语表明自己的身份。中国人的整个思维方式，都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上。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西方人习惯把一切都弄得准确无误。中国人从来就弄不清楚自己的村庄有多少人口，而且根本就不想弄清楚。为什么要调查一个村庄的确切人口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感到匪夷所思。他们认为，用“几百”“好几百”或者“不少”，来概括一个村庄的人口，就足够了，完全没必要弄一个准确的数目，以前从没有准确过，将来也不会准确。中国人在数字上表现出的漠视精确这一特性，同样也体现在文字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要想找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那是相当困难的。可是有时候，中国人使用的错别字比正确的字还要复杂，可见他们使用错别字并不是为了省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日常中习惯漠视精确。在文字书写方面，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一个字常被写成与之读音相同的错别字。犯这种错误的原因，要么是由于不认识，要么是由于不认真。
中国人漠视精确的特性，在书信的称呼上表现得最是一目了然。一封普通的中国家书，开头的称呼不外乎是，致“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贤弟大人”，等等。至于“大人”的姓名，中国人必须避讳，不能提及。据我们观察发现，中国人非常讲究实际，但他们的名字却一会儿写成这个，一会儿又写成那个，甚至还有其他写法。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名字后也分不清谁是谁，还得特意问一下。看来，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真是独一无二的。最让人迷惑的是，同一个中国人竟然有好几个不同的称呼，分别包括他的原名，他的“号”，以及科举考试时专门用来注册的名字。正因如此，外国人总是把某个中国人当成是其他人。村子的名称也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但任何一种形式都未必是正确的。如果其中一个名称有了别名，那么就替换着使用；或者原名用于官方文件，别名用于平时交谈；有时甚至可以把别名当作形容词，与原名组成一个混合名字。
我们知道，化学分子式绝对需要精密的准确性，而中国人恰恰缺乏类似化学分子式那样的精确教育，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中国最早的化学家，很可能漠视数字的精确程度，一旦他将“一二十个微粒”与“好几十个微粒”混为一谈，想必会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可以在所有事情上都力争精确——甚至更为精确，因为他们天生就有无限的耐心。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确实不够重视精确，有的人竟然不懂什么是精确。如果这种情况属实，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两种推论：其一，我们查阅中国的历史档案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他们忽视精确的特性，他们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向来模棱两可，我们千万不要受骗。其二，对于中国人以“统计调查”为名而抬高的各种权威性材料，我们必须留心，因为中国人统计出来的数字往往是“整体大于总和”。当我们查阅完中国人“统计调查”资料后，就如同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意识到了“法律的不确定性”，对美国最高法院说这里有一种“对案件的最终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