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与杂家、神仙家之关系——《道家杂家神仙家故事集》代序
道家和儒、释两家，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道家是中国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因此，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对这一点，无论在社会上，或是学术界认可的已经越来越多，不过传统的偏见并未得以消除。所谓传统偏见，就是独尊儒术。由于千百年来统治阶级的提倡，历代儒生的鼓吹，长期以来，似乎说到中国文化就是指的儒家文化，把道释两家撇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也是不公正的。
道家的代表作是《老子》，《老子》的作者是老子。老子是孔子的师辈，这在《史记·老子列传》中已经有过记述。《史记》云：“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司马迁所述，必有依据，因为先秦典籍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甚多，其中有道家典籍《庄子》、儒家典籍《礼记》以及杂家典籍《吕氏春秋》等等。
据陈鼓应先生《老庄新论》的统计，《庄子》中提到老子的共有十六条，其中八条记载孔子和老子的对答。《礼记》的《曾子问》篇，有四处记载孔子说到老子之事，《吕氏春秋》中明确提到老子有五处，《当染》篇说“孔子学于老聃”。从先秦和汉初的三大学派典籍以上共同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一事实，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老子是孔子的师辈基本上是可信的。
至于《老子》之成书早于《论语》，也早于先秦各家的著作。孔子生平“述而不作”。《论语》不是孔子自己编的，也不是他的弟子们编的，而是汉初儒生编辑成书的。而《老子》的成书很早，张岱年教授以《孙子》推断《老子》成书于春秋之末，称“《孙子》十三篇是春秋末年的著作，《老子》与《孙子》的文体相近，既然《孙子》一书可以肯定春秋末年的著作，则《老子》一书出现于春秋末年，也不是不可能理解的了”。（《老子哲学辨微》，《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一辑）至于《老子》书中有些章节可能出于战国，那是古代门人弟子传抄中删句增字、变动章句所致，这在文献考订中屡见不鲜。但是断不可由此而将《老子》成书定于战国之时。先秦和汉初各家典籍，如：《庄》、《荀》、《韩》和《吕氏春秋》中，多有直接引用《老子》原文或评述其思想的。因此，从学术发展史来看，当是《老子》先于《论语》。
世称先秦有诸子百家，那是普称。在学术发展史上，第一次对先秦学派作出分类，当是西汉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司马谈有《论六家之要旨》，文存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区分先秦诸子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道德即道家，位虽置于最后，但在各家中当最为司马谈所重视。司马谈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由于道家能择各家之精华，因此，道家之学，“圣人重之”。汉代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六家之外，又增加了纵横、杂、农和小说家等四家，从而增衍为十家。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书名、卷数、作者和简略的说明来看，先秦至两汉共有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卷。因为十子之下，弟子各立门派，“儒分为八”（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墨析为三”（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另外还有歌诗家、兵家、数术家（包括天文、历法、五行、蓍龟、杂占等）、方伎家（包括医家、药家、房中、神仙）。这些学术流派在发展过程中，有些相互联系、相互包容，分合变化。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指出的诸子中能采择各家之长，融为一身的，不是其他，唯有道家。道家和阴阳家、五行家、神仙家及方伎家们，原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发展中又相互包容，于是道家也成了杂家。汉初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包含着很多的道家因素，但历来被视为杂家的代表。这说明道家先于杂家。
中国自古就有神仙之说，不过有神仙不等于有神仙家。《汉书·郊祀志》说到古代负责祭祀神鬼的巫祝称，“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使制神之处位，为之牲器；使先圣之后，能知山川，敬于礼仪，明神之事者，以为祝；能知四时牺牲，坛场上下，氏姓所出者，以为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巫、觋、祝、宗”都是祭祀之职官。只有出现了长生不死的思想以及不死的神仙故事，并且出现了以专事不死神仙之务的方士，才出现了神仙家。其著名的代表人物，在战国末年为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等人；秦始皇时有徐福（即徐市）、韩众（即韩终）、侯公、石生、卢生等人；汉武帝时有李少君、谬忌、少翁、栾大、公孙卿等神仙方士。他们宣扬长生成仙的信仰，声称黄帝长生成仙的榜样而倍加宣扬，奉为祖师，提出了多种修炼成仙的方术。以神仙家出现的时代，与道家形成的时代相比较，无可怀疑的事实也是道家先于神仙家。
道家学说有一个发展过程。秦汉时期的道家思想，习惯上称呼黄老之学。《史记·乐毅传赞》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从河上丈人至盖公，就是黄老道学的师承系统。
作为黄老道学的思想代表，那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等四篇古佚书。据唐兰先生的研究，此四篇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黄帝之说和《老子》合卷并存，世称黄老帛书。黄老之学的兴起，既是西汉初期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的需要，又是道家和神仙家融合的结果。
黄帝，这个中华民族的始祖，有人言其虚无，有人言其实有。黄帝是个史前的人物，对于黄帝的史料，人们不能要求有准确的文字记载，确凿的考古遗迹，因为，那是我们的始祖。史前时代，祭祀和政治合一，历史和神话不分，祖辈和神灵沟通，因此，黄帝的子孙们赋予黄帝各种神奇的故事传说，毫不为怪。据前辈专家王明先生《道家通论序——兼论黄帝在中国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关黄帝的记载，自古以来有三大系统：一是古史传说系统；二是神话系统；三是道教仙传系统。古史中在《左传》、《国语》、《世本》里，都有关于黄帝的记载。太史公编《史记》，将历史和神话区分得很清楚，但在开卷之编《五帝本纪》中就将黄帝列为帝王之首。神话书《山海经》和汉代纬书中多有黄帝的神话，称黄帝食白玉膏，生子为海神等等。道教创立后所编的各种仙传里都有黄帝传记，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在《微旨》、《金丹》和《极言》中都有黄帝的记载，称黄帝服九鼎神丹，乘云登天，述及黄帝论道养、精推步、讲占候、著体诊、审攻战、究神奸、相地理、救伤残等等，极言其道术修养之高超。应该说，道教仙传系统同古史传说系统是一致的。王明先生曾经指出：“黄帝作为《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位民族统一的帝王，建立了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接着在道教学者综合撰写的传记里，胪列了许许多多创造发明的业绩，使黄帝这个历史伟人更加煊赫，成为中华民族最早时期文化荟萃的代表。千载以下，我国亿万同胞莫不以炎黄子孙以为荣，焕发出中华民族内在的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创造力。这个黄帝历史的传述，主要是我国道家和道教学者的卓识和贡献。”
黄老连称，一般认为是在后汉时的事。《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等一般也认为是托名黄帝的后人所作。马王堆帛书将《黄帝四经》附于《老子》之后，可见后汉时人认为黄学和老学原是一回事。《老子》一书有不少引用前人的语句，如第57章云：“古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根据胡孚琛先生统计，《老子》一书提到“圣人”之处凡二十六句。这里的“圣人”极有可能指的就是“天下王”的黄帝。黄帝面南之术，作为老子以前的道家思想，在《老子》一书中被记载了下来，传承于后世。只是作为我们民族的始祖，当时没有文字，没有记录的工具，因此，黄帝之学才未形成，而融会在《老子》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黄帝四经》等，可能包含着老子前的道家思想，也就是黄帝之学的内容。西汉初年，朝廷以黄老之术治国，其术就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到汉武帝黜黄老尊儒术以后，黄老之学遂转而与杂家、神仙家相融合。其后又有与术数家、内丹家等相融合的。如此一种融合的历史现象，一方面是道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一切的特点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道家集先民思想之大成的表现。
道家思想具有“包容性”或者“容纳汇合”的特点，这是当今学术界都在议论的问题。包容性指的就是兼收并包，容纳吸收各种思想。有的研究者认为：“对内主要是指中国内部的各文化思想流派之间和各兄弟民族文化之间的互相融合、互相吸收、互相渗透，造就了我国古代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对外主要是指我国有着吸取外来文化的思想传统，对外国文化不是一概的拒斥，而是加以选择、吸取和改造，使之与我国本有文化相融合。”而这一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最能体现、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当首推道家和道教”。道家思想被吸收在杂家之中，杂家又具有如此多的道家内容，正是这样一种包容性的表现。
《汉书·艺文志》对“杂家”的定义是，“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又列《淮南子》于杂家。就《淮南子》的思想内容来评价杂家的特点，汉志的定义明显地失之偏颇。汉高诱在《淮南鸿烈解·叙》里称，“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高诱的评价更符合《淮南子》的实际。事实上，杂家类的著作，其要旨大多可以“归之于道”，按梁启超的说法，杂家之谓只是“杂采诸家之说”，“非漫然獭祭而已”。（参见《汉书艺文志诸子考释》）杂采诸家之说，统一归于道家之旨之下，这种情况的出现当不是偶然的。
如果我们视《老子》先于诸子，黄老之学是先民对于自然、社会乃至于哲学等知识的最早的总结，那么，自然而然的是黄老之学本身就是一种杂学。历史上有人将《老子》归结为人君南面之术，或者归结为兵书，或者归结为哲学著作，这些都只是抓住了一个方面。黄老之学包含着我们的先民对于自然界、对于人际关系等丰富而复杂的认识内容。正是这样一种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作为其包容性的基础，它才可能敞开胸怀容纳各家学说之长，并统一在其道家思想的体系之中。
《老子》中谈到的道，既是天地自然之道，万物化生之道，社会动变之道，治国南面之道，治身理家之道，也有“长生久视之道”。（59章）《老子》说，“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避凶虎，入军不被甲兵，凶无所投其角，虎无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50章）。这里的“长生久视”和“摄生”都是长生不死的意思。对于“摄生”的方法，《老子》认为要“载营魄抱一能无离”（10章）达到“谷神不死”（6章）。道家的“长生久视之道”既是先民宗教观念的反映，又是企图认识人自身寿命的科学愿望的表现。正是从这一先民思想发端，神仙家和道家又相融合，而作为前科学的方术家们和道家也相互融合。
以后者而言，古代的医家、养生学的著作多依托黄老。《汉书艺文志》就著录有《黄帝内经》18卷，《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黄帝杂子步引》12卷，《黄帝岐伯按摩》10卷，《黄帝杂子芝菌》18卷和《黄帝杂子十九家方》21卷等等。到东汉时则出现了以修道长生解说《老子》的《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即《老子河上公注》。
以前者而言，黄老则逐渐被神化和仙化。《庄子》的《大宗师》就称，“黄帝得之（引者注：指“道”），以云登天。”《在宥》中则有广成子向黄帝传授“至道”的故事。西汉至东汉时期，老子由凡人升华为神仙。《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就有“祭黄老君，求长生福”。中国最早一部神仙传记《列仙传》正式列黄帝和老子为神仙，并且增加了许多神化的情节，早期道教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都以黄老为神仙，《后汉书皇甫嵩传》称，“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五斗米道有《老子想尔注》行世，这些都表明道家和神仙家，乃至于道教融汇在一起了。
宋代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到“道家之术，杂而多端”。如果人们不以此为贬的话，它倒是恰如其分地说明，道家的复杂内容及其与百家，特别是杂家的密切关系的。由此，人们也不难联想到，道家人物的多种多样的面貌。道家人物与儒家冠巾、佛家缁黄的清一色面目大不一样。在道家人物中，有精深博大的思想家，也有一技之长的方术家，也有起死回生的医家和药物家，也有献身内外丹术的丹家。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家人物也是“杂而多端”的。黄老至今，世称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五光十色，光辉灿烂。诸子百家，本身就是“杂而多端”，具有包容特点的道家，不杂倒是件怪事。但是，不论这些历史上的人有多么怪诞，他们都是崇道和信道，并在某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道家之术。当今，在我们这些有现代科学观点的人，自然能正确地认识这些人物的真实面目，并给予客观而恰当的历史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