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普尔·梅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的朋友。她住在房车公园后部的一辆银色的大型房车里，靠近垃圾场。虽然她比我大两岁，但我们在同一个班，她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朋友。
我们读书的那所小公立学校总喊着联邦政府要断掉给学校的拨款，让它关门，因为当地有孩子的家庭很少。过去的三十年中，大多数人已经从小城镇搬到城市，因为城里更容易找到工作。许多乡下的学校已经关闭，我们知道自己的学校早晚也会关门。
我们班只有六个学生，所有科目的课程都由一个老师来教。除了艾普尔·梅，我妈妈不让我和别人待在一起，她不想让陌生人问我任何问题，她始终担心我会被人带走，送到寄养中心去。
“总有人想大发善心。”我妈妈说。
事实却是，没人来敲我们的车门找我交朋友、和我分享糖果。
艾普尔·梅的父母让我妈妈用他们的房车作为家庭住址给我办理入学手续。填写各种文件的时候，我妈妈也会使用这个地址。
艾普尔·梅的家庭作业几乎都是我代劳的，她没有学习的脑子，但也并非傻瓜。我不介意帮她写作业，因为作业题目对我来说都很简单，我妈妈提前教了我很多东西，比老师讲得早多了。
艾普尔·梅一头红发，脸上有许多雀斑，所以她的皮肤看上去是红褐色的，我妈妈叫我们俩“冰与火”。
艾普尔·梅专横霸道，我喜欢她这种性格，因为这恰好是我妈妈欠缺的。除了确保我睡觉时必须做梦之外，我妈妈从来不会对我颐指气使，命令我做这做那。
妈妈说，她和我都是梦幻部落的族人。
“不需要多久你就能意识到，比起现实，梦境要好得多。”我妈妈说。
艾普尔·梅蛮横得说一不二，我给她起了许多外号——比如“咳嗽时请捂嘴”警察小姐、“不许和我顶嘴”警察小姐，还有“吃饭时闭上嘴”警察小姐。她之所以如此蛮横，是因为她父亲曾经是个军人，把她当成士兵来训练。
我同样不介意她的专横，因为她喜欢挑衅我做各种事，而我偏偏又很喜欢被人挑衅。
假如艾普尔·梅说“我们去河边散步吧”，我会说“好的”。
假如她说“我们去糖果店，你去偷点口香糖”，我也会说“好的”。
我妈妈说，我是在“危险之星”的照耀下出生的。“如果你不小心一点，”她说，“总有一天你会试着爬火车道，被火车碾过去。要是我们家有屋顶的话，你会从屋顶上蹦下来。”
假如艾普尔·梅说“我们去垃圾场探险，你应该有胆量打开那些黑塑料袋吧”，我会说“当然，当然，当然”。
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在那种袋子里发现一具尸体，那恐怖的一幕始终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已经在黑塑料袋里翻出过死狗和死猫了。
那座位于房车公园后面的垃圾场是当地社区的垃圾堆放处，占地不大，为了遮挡视线，场地外面种了一排沙松，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垃圾的气味和垃圾车的声音。卡车后斗掀起和放下来的时候，生锈的铰链会发出刺耳的尖叫，混合着风声和雨声，卡车卸垃圾的声音仿佛也成了自然界的一部分。
大人告诉我们不能靠近垃圾场，因为那里很脏，满是腐烂的东西，会让人生病。艾普尔·梅的妈妈罗丝甚至说垃圾场里有来自退伍军人医院的有毒废料和医疗垃圾，她和我妈妈都在那里工作。但我们依然会去。
垃圾场的栅栏外面绑着一块警示牌，上面写着“危险，勿入”，然而并没有大门和门锁，也没有人看守。
入口的一侧有一棵高大的树，这棵树一直被人当作练枪的靶子，满是弹孔，透过橙褐色的树皮能看到树干内部的许多地方。
堆放的垃圾大都已经腐烂，但垃圾场的外观并非一无是处：各种塑料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碎玻璃像是绿色和蓝色的水晶。这儿有塑料盘子、勺子、叉子、袋子、盒子、瓶子和玩具娃娃的零件。好几个失去了身体的芭比娃娃脑袋，顶着黄色、橙色或者红色的乱发，散落在破碎的蛋壳和牛奶盒之间；成对的粉色娃娃腿；一条单独的塑料腿从红色的“幸运符”麦片盒子里戳出来；还有粉色的胳膊和带肚脐的粉色娃娃躯干。
艾普尔·梅找到过一条旧牛仔裤，裤子后袋里有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那时起，我们总会把垃圾场里找来的破旧衣服口袋都翻一遍。
在其中一次捡破烂之旅中，我在一个小盒子里发现了一支破损的温度计，里面的水银漏了出来，凝聚成一颗一颗的小球，我玩弄着这些亮闪闪的小银球，让它们在我的手掌表面滚来滚去，看它们时而组成一颗大球，时而分散成许多小球，最后让这些液态的金属颗粒从我的手掌滚进牛仔裤口袋。
回到车上，我把水银放进一只小袋子，袋子藏到前排座位底下。这个袋子里装着我从垃圾场里找回来的所有小玩意儿，比如几颗弹珠、一只黄金耳环、四个黄铜纽扣，每一个扣子上都有船锚的图案。
有一次，艾普尔·梅在一个纸板箱里发现了满满一箱子黑色和棕色的蛾子，其中一只蛾子乍一看非常大，我还以为它是一只鸟。这些蛾子层层叠叠地摞在箱子里，两两之间用白色的薄棉纸隔开。
箱子里还有一张纸，用墨水写着蛾子的物种名称：阿特拉斯蛾、黑女巫、彗星蛾、月形天蚕蛾、鬼面天蛾和皱地夜蛾。
我们想把这些蛾子拿出来，但小心翼翼地尝试了半天，最后只能放弃，因为它们非常脆弱，手指一碰就变成了粉末。
“这箱蛾子肯定是谁收藏的。”艾普尔·梅说，“我要拿走它。我不能把这些死蛾子留在这儿，它们会给我们下咒的，把它们留在这里就会发生不好的事。”
艾普尔·梅十分迷信，迷信到当场就能编出新的迷信说法。
“还是放在这里吧，”我说，“它们都碎成粉末了。”
“好吧，”艾普尔·梅说，“可要是发生了不好的事，那就是你的错。”
我们还找到过一摞又一摞的杂志，尤其以《时代》过刊和色情杂志居多。我们的性教育是在垃圾场里完成的，我们在那些杂志上看到过不少匪夷所思的奇闻异事。
垃圾堆里还散落着各种婴儿鞋，有些鞋子依然是成对的，左右两只的鞋带绑在一起。
我妈妈说：“我总觉得那些垃圾的气味最后会飘到大海里，美国发出的一切气味最终都会被风吹进大西洋，所以冰岛和爱尔兰能闻见纽约的味道。抬头望望天空，想想那里都有些什么吧，说不定能看见准备从美国飘到法国去的派对气球，美国国庆日燃放的烟花爆竹气味或许能越过高山和大洋，飘到英格兰。”
艾普尔·梅的父亲是退伍老兵，大家都叫他“鲍勃中士”。他曾经去过阿富汗，是第一批被派到阿富汗的士兵，也是第一批回来的。
鲍勃中士个子很高，剃了个光头，只在下巴上留着一点短髭，他会时不时地把手指按在这层胡茬上又摸又拽，似乎要把它们拔出来。他的一只耳朵被地雷炸没了，同一颗地雷还炸掉了他的腿。
鲍勃中士经常愤慨地告诉大家，当年他踩在了一颗天杀的前苏联地雷上，好像加上这些形容词就能显得地雷更可怕似的。
地雷爆炸也让他几乎失聪，所以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必须大喊大叫才行。
鲍勃中士说他现在只剩一条腿，什么也听不见，只能看看书，他通过退伍军人图书馆的目录借阅书籍，这家图书馆是全国连锁的。
他偶尔会穿戴假腿，但大部分时候只是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空荡荡的一侧裤腿向上卷好，用大号的尿布安全别针固定起来。鲍勃中士很少穿衬衫，习惯光着膀子。他的上半身布满文身，那是在他的两个朋友死在阿富汗之后文上去的。
鲍勃中士说，在肋骨部位文身的时候感觉最疼。
他的腰部左侧和上方文了一行字：纪念倒下的兄弟。腰部右侧文着：我们相信上帝。
“我从小就是基督徒，”鲍勃中士说，“但去阿富汗之后我才真正开始相信上帝。谁都有可能死在那个战场上，但我活了下来，每天对着镜子看到我的文身，我都会想到自己是多么幸运。我现在相信上帝，因为到了这个年纪，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鲍勃中士的背上文了七颗子弹，子弹上分别写着他在战争中失去的七个朋友的名字。每一次靠近他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读那些名字：肖恩、米特、卡洛斯、卢克、彼得、曼尼、何塞。
艾普尔·梅的妈妈罗丝是镇上那家小小的退伍军人医院的护士助理。鲍勃中士是在医院里认识罗丝的，她曾经是他的护士。
每当需要创可贴或者抗过敏药的时候，房车露营公园里的每个人都会去找罗丝，这些东西她都有。罗丝还擅长给人打针、清洁伤口和缠绷带，事实证明，每个人都有需要她帮忙的时候。
有一天，艾普尔·梅、罗丝和我坐在她们家房车外面的草地上，这一天的天气在七月里很难得，微风吹走了湿气，让我们得以舒舒服服地坐到房车外面，连垃圾场的气味都被风吹得不知去了哪里，很可能早就到了瑞典。
每逢这样的晴朗天气，我妈妈会说：“今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水汽被堪萨斯州的花粉颗粒、宾夕法尼亚的煤尘和佛蒙特州的蜘蛛网挽留在了当地。”
罗丝坐在草坪椅上，大腿之间放着一只大号的粉红色透明塑料杯，杯子里装满了柠檬水，她正在吃多力多滋薯片，每吃进嘴里一块之后，都要舔干净手指缝里的咸味辣椒面和切达干酪粉。艾普尔·梅和我坐在离罗丝很近的地方，我们能听到三角形的多力多滋被她的牙齿碾碎的嘎嘣声。可她一块都没给我们吃。吃完整袋薯片，她把食指塞进嘴里吮了吮，然后把蘸了口水的手指塞进薯片袋，在袋子底部抹来抹去，把最后一点薯片渣粘出来舔掉。那根食指的指头尖总是亮红色的。
她旁边的地上搁着一罐百事可乐。
罗丝的右脚踝上有个Hello Kitty文身。为了向我展示她妈妈是Hello Kitty的铁杆粉丝，艾普尔·梅曾经让我看过一眼她妈妈印着Hello Kitty的美国银行支票簿和Visa卡。
我妈妈对罗丝格外友好。她们不是真正的朋友，但在同一家医院工作，对彼此抱有一种诚恳却疏离的尊重。
“她不是雾天，也不是雨天，但罗丝身上确实有股氨水味，”我妈妈说，“就好像刚刚从一团云雾里走出来似的。”
“为什么？”
“罗丝十几岁的时候，她父母租了一套房子，那里曾经是个制毒窝点。”
“罗丝对我说过这件事，”我妈妈说，“住在那个房子里，她三天两头生病，心情糟糕透顶，她父母也是这样，直到那些瘾君子总来找货，他们才明白过来。那座房子原来是个毒品工厂，还在制毒的时候发生过爆炸，所以房子里到处都是毒品的残留物，连空调通风口里都有。所以罗丝让那些冰毒给弄得疯疯癫癫的。”
佛罗里达的每个人都知道制毒窝点意味着什么，它们是警察时刻搜寻的头号目标，总是在新闻里出现，几乎人人都能讲出一个关于“某某人制毒”的传闻。佛罗里达的每个人也都知道，墨西哥海洛因正在接替冰毒的统治地位。
我们学校里就有一个叫拉斯蒂的男孩，他身材瘦高，总是在磨牙，因为父母参与制售毒品，他被社工送进了寄养中心。而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完全是由于他们时运不济，因为当时他家房子后面的树林突发火灾，有人打电话报了警，消防员赶到后顺带发现了他家的毒品作坊和172克液体冰毒。
“拉斯蒂来学校和我们说再见，”我告诉妈妈，“他说，他要到迈阿密郊区的一家寄养中心去。我很难过，我觉得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很难过。”
“没错，当然，”我妈妈说，“你难过的原因是，在你忘记他之前，甚至早在他关上车门一去不回之前，你就知道自己迟早会忘记他。”
在退伍军人医院工作让我妈妈意识到人是多么容易被其他人遗忘，她不知道被人忘记和死亡两种结局哪一个更悲惨些，太多的退伍军人在住院时从来没有家人或者朋友来探望他们。
罗丝吃她的多力多滋的时候，跟我们谈到了爱情。她担心艾普尔·梅对男孩没兴趣，对做女孩也没兴趣。艾普尔·梅不喜欢Hello Kitty，讨厌粉红色，还拿厨房里的剪刀把自己的头发剪短了。
那天上午罗丝舔手指上的橙色多力多滋粉末、喝百事可乐的时候，决定给我们两个一些关于爱情的指导。
“有时候触碰男人比和他们说话更有效，”她说，“不用说话。我从来没想过，鲍勃中士这样的男人会爱上我。瞪大你们的眼睛，姑娘们，去寻找那个懂你的男人，那个明白女人就是天堂的男人。只有他才配得上你的亲吻和关心。话不要太多，别唠叨些有的没的。如果你有话要说，那就把你想说的变成动作，比如碰他一下、拧他一把。不用说早安，你只需要碰碰他的肩膀，别问他爱不爱你，吸吸他的手指头。你得给他留下一点特别的记忆，明白吗？我说得对不对？你们告诉我。”
事实表明，罗丝正是按照她说的那一套来做的。她从来不和鲍勃中士说话，我们只看到她抚摸他的头顶或者亲吻他的脖子后面，有时候她会伸出手指描摹他的文身，好像打算重新画一遍或者在研究印在他身体上的路线图。在她的触碰下，鲍勃中士会闭上眼睛，或者掏出他的钱包，给她一张十块或者二十块的钞票。
“这是真的，‘肉泥’真的很爱她，”有一天，我们在河边闲逛，艾普尔·梅对我说，“虽然他们是我的父母，可想到自己的父母相爱什么的有点恶心。”
艾普尔·梅给每个人都起了外号，她父亲是“肉泥”，她妈妈是“脆饼”。
有一年情人节，鲍勃中士送给罗丝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手枪。
“假如一个男人给他的女人一把枪，说明他真的很信任她，”鲍勃中士说，“那把枪也不会成为寡妇制造者。也许某些枪确实是寡妇制造者，但这把肯定不是，它比一盒糖果有用得多。回到家里的时候，比起看到我老婆为我烤了一个苹果派，我宁愿发现她刚刚拿枪崩了一个骚扰她的强奸犯。没错，千真万确，假如一个男人给他的女人一把枪，说明他真的很信任她。”
鲍勃中士分门别类地给各种枪起了绰号，有“寡妇制造者”“孤儿制造者”，还有“和事佬”。假如劫匪经常用某种枪来抢劫汽车，他就叫它“汽车制造商”，假如某种枪打得不准，就叫它“祈雨巫师”，打得准的枪则叫作“立法者”。
他送给罗丝的手枪是粉红色的，还为它配了一只特别的粉红色枪套，这样她就能把枪挂在胳膊底下随身携带。然而她实在太胖，肥肉把枪从胳膊底下挤到了上衣前襟和乳房之间。待在房车附近的时候，她就这样把枪放在乳沟前的衬衫下，出门时则装进包里。
罗丝说：“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因为他希望我安全。”
其实鲍勃中士最初不想让她拿着一把粉红色的枪，他说，假如她遇到麻烦，没人会把这种颜色的枪当回事，然而罗丝仅仅靠着摸他的头发和捏他一边的耳垂就彻底将他说服。
“遇见我丈夫之前我就喜欢枪，”罗丝说，“所以在枪的事情上他糊弄不了我。我小时候家里就有枪，我父亲用它们打猎，枪能给我自由，我很清楚这一点。反正，我的愿望清单上的下一把枪得是沃尔特PPQ点40，他知道了也会很高兴的。”
但我妈妈认为罗丝不应该把枪藏在上衣底下。
“这就像把点着的蜡烛放在窗帘边上，或者在煤气炉上烘干衣服，”她说，“总归会烧着什么东西的。”
罗丝说：“一旦有了枪，你的体温会永远保持正常温度。但我有种很强烈的预感，我觉得他下次会送我一只戒指。”
我妈妈说罗丝是个好人。
“她对所有病号一视同仁，”我妈妈说，“她是个好护士，哪怕有人快要死了，她也会说他们会活下去。她没法告诉别人坏消息。”
谈到我的妈妈，罗丝说：“老天只给了你亲爱的妈妈四十八张扑克牌，不够一整副，也许是上帝数错了，也许是有人偷走了六张。你妈妈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但她是个好人。你妈妈证明了‘有钱人也可以做个好人’，她从来不炫耀她那些漂亮的鞋，也不会自吹自擂。”
人人都喜欢我妈妈。我相信这是因为她能看透他们的内心，弄清楚他们受过什么伤害，她就像一个包纳万物的口袋，每个人都能在她心里找到安稳的容身之处。
罗丝还说：“你妈妈的问题是，她对每个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对一个在医院工作的人来说可不好。同情心过度也是病。”
我妈妈在退伍军人医院做清洁工，罗丝在同一家医院当护士。在我们所在的佛罗里达的这个地区，一个人能找到的工作种类屈指可数。我妈妈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只能在医院的清洁部门工作。
我的芭蕾舞演员妈妈擦地板、铺床、刷便盆、倒垃圾、扫走廊。她在衣服外面套了一件工作外套，戴着橡胶手套，鞋子外面套着塑料袋，头上包了一个发网，把乱蓬蓬的金发兜在里面。
我妈妈和艾普尔·梅的妈妈都抱怨退伍老兵没有得到应得的治疗，医生们看诊不及时，老兵们常常要等几个月才能获得医治，连医院的清洁部门都总是缺少必要的物资，甚至包括卫生纸和清洁剂之类的基本用品。
“医院是介于天堂和人世之间的地方，”我妈妈说，“我该怎么描述这个地方呢？在这里，一个成年男人可能因为失去了手臂而哭得像个孩子，人们可能像个纸娃娃一样被撕得四分五裂。他们知道自己没法保护任何人，可要是你谁都不能保护，生而为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罗丝说，她在工作中最见不得的惨剧就是病人自杀。
“那些老兵，没有死在战场上，却用刮胡刀和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说。
一年一度的“全国护士周”期间，当地的教会牧师雷克斯·伍德先生——他也住在房车露营公园——会到医院去，主持一个他自己发明的叫作“祝福之手”的仪式，他喜欢创造一些新颖的宗教仪式，以“宗教创新者”自居。
举行“祝福之手”仪式当天，护士们会抽出二十分钟，暂时离开病人，放下手中的工作，到医院外面的停车场去，排成一队，举起双手接受祝福，雷克斯牧师会走到每个人面前，边祷告边往她们的掌心洒一点圣水。
总有一两个嗑冰毒或者海洛因的瘾君子在停车场附近晃悠，旁观牧师的祝福仪式。大多数人都能看出嗑冰毒和嗑海洛因的人的区别：冰毒成瘾者脸上有溃疡，挂着吸食冰毒后特有的微笑，他们有的已经没了牙齿，有的就算还有几颗牙，也不过是嘴里的摆设，完全失去了用处。海洛因成瘾者在医院周围游荡的原因是希望个把护士能偷偷塞给他们一支注射器或者一盒泻药，他们总是靠在汽车上打瞌睡，甚至为了躲避夏天的炎炎日光而钻到车底下睡觉。
每个人都知道，为了一年中仅有的这一天，全体护士都会跑到当地的美妆店做美甲。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妈妈会在观看祝福仪式的时候紧紧握住拖把，其他清洁女工则会把手放在口袋里，清洁工的双手得不到祝福的原因是没人认为她们的手有资格接受祝福。
雷克斯牧师喜欢把他的讲道内容和祷告词打印出来，分发给教会成员。“全国护士周”结束后的那个星期天，他会先把“祝福之手”仪式上使用过的布道词发给教堂会众，然后站在布道台前大声朗读：上帝保佑关怀他人和辛勤劳作之人的双手；上帝保佑帮助他人行走之人的双手；上帝保佑拿注射器和端水杯之人的双手；保佑清洁他人身体之人的双手；保佑承担世间苦痛之人的双手。阿门。
我妈妈说，你永远不知道魔鬼藏在哪里，说谎者总喜欢假扮祭司或者诗人，他们往往躲在最干净纯粹的地方。
放学后，艾普尔·梅和我喜欢沿着河边散步，那里有个小码头，我们可以坐在上面眺望水面。
我们聊聊这个或者那个吧。坐下来之后，艾普尔·梅会这样对我说。
我们看着蜻蜓掠过水面，睁大眼睛关注河里的所有动静，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涟漪，因为那很可能是短吻鳄在水底缓缓游动。佛罗里达的每个人都知道，当你坐在码头上时，绝对不能把脚放进水里，但艾普尔·梅喜欢挑衅我，说我肯定不敢这么做，我每次都会跟她对着干，然后嘲笑她没有这个胆量。她虽然矢口否认，却始终不敢学我的样子，因此我们两个都心知肚明：我才是最勇敢的那一个。
有时候艾普尔·梅会抱怨她的父母，比如这样说：“‘脆饼’快把我逼疯了，‘肉泥’也一样，他们两个迟早要把我逼疯，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为什么？”
对于这一切，我只能耸耸肩。
“嘿，嘿，你怎么样？玛格特把你逼疯了没有？”
我只能回答“没有”。
“没有？”
“没有。”
“嘿，”艾普尔·梅说，“我听说你妈妈以前总是闻燃气炉里的燃气，这肯定对她的精神有影响，要不然她怎么整天恍恍惚惚的？”
“你什么意思？”我问。
“得了吧，我全都听说了，你妈小的时候，家里人为了哄她睡觉，就给她闻燃气，她爸爸会把她抱到燃气灶旁边，扭开旋钮。”
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是我妈妈自己对我说的。她说，她父亲告诉她，假如小女孩不想睡觉，那就给她闻点燃气，效果比喝一杯牛奶要好。
“她有时候肯定会把你逼疯那么一点点，”艾普尔·梅继续道，“快点承认吧，所有父母都会把孩子逼疯的。”
“没有，”我说，“她从来没有。”
我妈妈总是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来哄我开心，让我微笑。
有一天，我妈妈说：“珀尔，你知道世界上最好的问题是什么？最最好的？”
“不知道，告诉我。”
她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总是混在同一个碗里，就像面粉和糖。
“那个问题就是‘你去参加舞会吗’。”她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