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逻辑：张鸣说历史背后的细节
善扑营的故事
蒙古人作为游牧人，没有中原的武林，也不玩我们的武术，但是他们喜欢摔跤。摔跤是作为日常的游戏还是军事训练，实际上说不清，很可能作为前者的份额大一些，但于战场上的肉搏，也会有些间接的益处。满族人崛起，跟蒙古人结盟，蒙古人的地位，跟满族人相若。尤其是科尔沁草原上诸部落，跟满族人的关系密切得像一家人一样，因此，满族人也喜欢上了摔跤。为此，八旗特设善扑营，专门训练摔跤高手。后来，善扑营取开放姿态，不仅满族人蒙古人，汉族人和回民中的高手，也可以通过考试进来。
跟蒙古人一样，摔跤也是八旗子弟日常游戏的一部分，而且是得到皇帝鼓励的部分，因为可以保持民族的勇武之风。所以，上至王公贵胄，下至贫寒八旗子弟，一度都好这一口儿。当年康熙擒鳌拜，就是蓄养了一帮摔跤少年，当庭将之拿下的。而鳌拜自己也是一个摔跤高手，只是好虎架不住群狼，才失手的。据说，咸丰的宠臣肃顺，也是摔跤里手，有“满洲庆忌”之称，平时跟人角力，赢多输少。后来辛酉政变，西太后与恭亲王奕□联手，京城八旗，都在奕□手里，其中也包括善扑营。抓肃顺的时候，是醇亲王奕领队的，因为肃顺的缘故，特意带了几个善扑营的高手。
善扑营的人，是要经过考试入选定级的，入选者，被称为“布库”（满语），俗称扑户。扑户分为三级，头等最高，三等最低，不同等级的人，薪饷不同。善扑营安在北京沙滩大佛寺，每月初一、十五，定期举行比赛。善扑营的扑户们要参加，而营外的人，如果想吃这碗饭，也可以到大佛寺官厅报名，参加比赛，赢了的话，就可以入选，进入善扑营吃官粮。
这样的比赛，由善扑营指定的资深扑户担任裁判。由于比赛在大佛寺举行，人们习惯称裁判为“庙头”。庙头可以决定参赛者的“份儿”，即重量级别，体重大的和体重大的比，体重轻的和体重轻的比。“份儿”无须称重，庙头瞄一眼就行。选手也可以自己选择，体重轻的，也可以挑战体重沉的。庙头还可以决定谁和谁配对，谁下场比赛。以先倒地者为输，倒地之后，不能继续纠缠。
每次比赛，赛场中间都会铺好黄土。参赛者赤膊围在四周。宫里都会派个太监来，高高地坐在太师椅上，另由小太监用竹竿挑一串铜钱，作为赏钱。比赛完了，由太监宣布获胜者名单，发下赏钱。领赏者向太监磕头请安道谢，怀揣着赏钱倒退着离场。因为太监是代表皇帝来的，赏钱虽然不多，但领到的人，还是挺欢喜的。
晚清时节，善扑营已经衰落，满族人不行了，善扑营里尽是回民和汉人称雄。有位回民青年，每次上场，都身着白绸裤子。当时场上铺着黄土，赛手们一般都会穿黑色或藏青色的裤子，但这位就穿白色的，意思是说，我根本不会沾土的。事实上，他也真的不沾土，轻松打败所有对手。比赛期间，总有些小贩卖糖果小吃，这位吃食，从来不付钱，小贩也不找他要，因为比赛完了，那串铜钱肯定是他的，用这个付账就够了。
此时的满族人，日常游戏已经早就不是摔跤了，而是斗蟋蟀，架鸟笼子比试谁家的鸟叫得好。一个当年勇武的民族，不知不觉，就变得越来越文弱了。再往后，大佛寺的比赛也取消了，北京城里，兴起了私人跤场，基本都是汉人少年自己在玩了。
大清国首都的一种特别的生意
大清户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加中央银行，那时候不流行钞票，存入户部银库的，都是各地运来的银元宝。搬运元宝的，有专门的库兵。库兵基于可靠性的考虑，只能从八旗里挑人，每个库兵，跟一般的八旗兵丁一样，吃粮拿饷，却是一种八旗中人羡慕的“专业人士”，能补上库兵，可是不容易，不仅吃香的喝辣的，而且可以养几房妻妾。个中的缘故，是库兵可以在搬运的时候，偷出银子来。
当年的库兵，在搬运银两的时候，是要脱得光光的，进门时，还要张嘴检查，过门槛，拍双手，唯一能夹带的地方，就是肛门谷道。为了能在肛门里夹带元宝，得从小就进行练习，所以，当年库兵是有专门的买卖人养着的。这样的买卖，叫作旗倌。旗倌雇有专门的师傅，教未来的库兵如何从谷道塞入东西，经过反复练习，越塞越多，然后教他们如何运气，保证夹带的元宝不至于掉落。当然，这样的旗倌，也跟户部银库的管库郎中有特别的关系，库兵的甄选，由管库郎中决定，但百分之百都从旗倌里找人。只是，库兵不能干长，一到中年，肌肉开始无力，旗倌就开始撵人了，撵走旧人，换一茬新人。
大清户部银库里的银子很多，库兵每次从里面偷点儿出来，旗倌、库兵就够肥的了。偷出的银两，库兵和旗倌分账，旗倌拿大头。因为，旗倌不仅要负责练成可以用肛门谷道夹带元宝的功夫，而且要负责接送库兵上下班，负责保护他们。因为，针对库兵，大清的首都，产生了跟旗倌相对应的行业——劫库兵的。劫库兵的也有组织，属于京里的黑社会，但是，他们干这行，从来没有官府管过。自己感觉，这也不属于作奸犯科。
按说，库兵也是八旗兵，但他们除了肛门的本事，基本上是手无缚鸡之力。每次上下班，两人一辆骡车，坐在里面，就跟上了轿的大姑娘似的，用帘子遮得严严实实的。一个赶车的，一个打手，手里都有家伙。除此而外，跟寻常的骡车，没有什么两样，一点儿都不敢招摇。而且，行踪诡秘，飘忽不定。出发之前，还有专门雇的探子，四下张望，见没有危险，才会启程。
但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既然有专门针对他们的行业，自然人家能找出来你的蛛丝马迹。抢人的，都是混混。跟他们在天津的同类，大体上是一样的。只要逮住了库兵的车，两下先礼后兵，用道上的黑话互相答话，如果能谈妥，旗倌出点儿血，两边客气地走人，谈不妥，则就要动家伙了。
一般来说，两下无论怎么厮杀，都不会出人命，因为出来人命九门提督的人要过问，事儿闹大了，对谁都不好。但是，总会有个输赢。如果旗倌这边的人输了，库兵被劫走，如果刚下班，则银子就归了混混。如果上班时被劫，则旗倌马上得拿一笔银子把人给赎出来，不敢耽误了上班。反正不管怎么说，混混这边都有收入，这个行业就指着这个活。劫走的库兵，混混这边，也像祖宗一样供着，绝不会令其有半点儿损伤。说白了，库兵也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反过来，如果混混输了，被抓的人就会被打得皮开肉绽，骨断筋折。如果被打的时候，咬牙顶住，倔强不屈，最后旗倌请来红伤医生，把伤给治好，送回去，从此以后，这个混混就成了爷，有人养了。如果抗不住求饶了，那么人家也不给你治，扔回去，混混那边也不待见，这人就废了。
这样一个奇怪的行业，一直维持下来。旗倌和劫库兵的混混，其实就是一个伴生行业，都挺畸形，却都活得好好的。八旗和户部以及负责京师治安的九门提督，都心知肚明，都知道这是因为库兵偷银子衍生出来的，但是谁也不管。其实只要等库兵干完活，检查一下他们的肛门，这个行业就消失了。然而，这就是大清官场，做蛀虫，是一种行业，吃蛀虫，也是一种行业，都属于寄生官场上的行业。无论怎样奇葩，人们都见怪不怪。
晚清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晚清时节，在太平天国被灭了之后，曾左李带头，各地都先后掀起了兴办洋务的高潮，或多或少，都办起来一点儿洋务事业，花大钱，进口了西洋的机器，办起了工厂。最多的是机器局，用来造枪炮；其次，则是纺织局、矿务局等。
办这些事业的督抚们，手笔都很大，花钱买机器，不问价儿，不砍价儿。只要能弄到一笔钱，想都不想，事儿就办了。然而，厂房盖起来，机器竖起来，洋匠也请进来，工人也招募了，事业却按照衙门的方式进行，不问效率，不讲收益，只管排场。一个厂子的总办会办，不是道台衔，就是知府衔，出门上街，一大堆衙役鸣锣开道，八抬大轿。然后在厂子里安插一堆自家的亲友以及各个衙门递条子进来的闲人，办事无能，坏事有余。过不了多长时间，洋务事业就赔下去了，督抚们再也挤不出钱来维持这个事业了，只好关门，或者变相关门。
这样的洋务企业，在当年都是不言而喻的国企。凡是这样的国企，除非主办的人有大魄力，大手段，大后台，把它们包给商人，否则，不是一天天半死不活地赔下去，就是任由里面的东西被偷光，机器生锈、烂掉。著名的汉阳铁厂，如果不是张之洞最后把事业交给了盛宣怀，盛宣怀把厂子交给著名粤商郑观应来打理，这个远东最大的钢铁企业，最终连一块铁也生产不出来，更别提给卢汉铁路提供铁轨了。
一般来说，这样的企业，卖掉是肯定不行的。当年没有“国有资产流失”这个概念，但是，相关的内涵却早就有了。一个倒掉的洋务企业，任由机器烂掉没事儿，没有人说国有资产流失；一个濒临倒闭的洋务企业，明明可以挣钱，就是因为经营不善，天天赔钱，也没有人说是国有资产流失。但是，你只要把它卖掉，那么，御史们的弹章，就会把你埋了，满朝文武都会骂你。逻辑就是这样的，一个国企，多维持一天，就会多赔一天的钱，每天血盆大口，大把地吞钱，这样巨大的浪费消耗不算流失，烂掉造光，一文不剩，也不算流失，卖掉了，弄回来钱了，反倒是流失。因为，无论怎样，人们都会说你卖贱了。
其实，明白人都知道，在大清，没有一项公家的事业是能办得好的。连紫禁城和圆明园这种皇帝待的地方，只要皇帝不去的所在，不仅堆满了垃圾，甚至还有太监们偷偷拉的粪便。但是，公家的事业，或者说国有的事业，一定是神圣的。皇家库房里的东西，经管的人，可以把它们偷光，或者因管理不善而烂光，但是把库房事业交给商人办，肯定是大逆不道的。
这个，就是大清的国情。
老佛爷，汽车来了！
今天的中国，基本上已经是汽车王国了，连不少地方的山村里，都有了汽车。不会开车的农村大妈，居然有被经销商忽悠得买汽车的，买来汽车不会开，放在院子里生锈，人家乐意。至于稍微大一点儿的城市，都是“堵城”，大小汽车挤在一起，动弹不得。而大城市则成了“万国汽车博物馆”，什么国家生产的、什么牌子的汽车，在中国都能找到。那情形，有点儿像民国的北洋时代——任何国家生产的步枪都能找到。
然而，汽车来到中国，多少还是费了点儿周折。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是1886年诞生的。但是，汽车真的来到中国，是20多年之后的事儿了。我们知道，火车进中国，就大费周章，老外经过了反复的折腾，建了铁路，被拆了，然后再建，第一条能运行的铁路，居然只能建在天津的租界里。最后是美国人想出了办法，弄了一套火车模型，送给西太后，让老太婆玩爽了，这种“火马车”和“铁马路”才落了地。
然而，汽车自打被发明之后，一直都跟中国无缘。严格地说，是跟中国大多数地方，包括北京无缘。而上海的租界，很早就引进了汽车，作为旅游项目，让来外滩的华人过把瘾。1903年，朝廷开始新政了，各种新玩意儿，相继落户中国。但是，保守的北京，依然拒不接受汽车。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人员若要出门，除了便利而便宜的人力车，就是马车——西方的四轮马车，这在乾隆时代也是被束之高阁的，但现在可以在北京新修的马路上奔跑了。
转变的契机，发生在1907年，意大利的使馆这年年初新来了一位代理公使，此人是个王子，利维奥·博尔济斯王子。更主要的是，他是个玩家，登山、探险无所不涉，还是一个狂热的汽车爱好者。在意大利的时候，就有一辆当时堪称大马力的依塔拉汽车（40马力）。来到北京之后，他发现这个古老的城市，闷得要死，一点儿都不好玩。他的夫人，到达北京第一天，就闹着要离开。
正在这个时候，法国《晨报》发起了一场从北京开往巴黎的汽车拉力赛，号召当年世界顶尖的汽车驾驶高手参加。这样的事儿，大概只有法国人能干得出来。当年中国没有一寸公路，而必须穿越的蒙古和俄国，也没有公路，只有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刚刚通车。当然，这事的背后，估计有汽车厂家在推。他们是想借此打开中国的市场。
显然，对于汽车爱好者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所以，号召一经发出，就真的有人响应。博尔济斯王子和三位意大利人，开一辆汽车组成了意大利队，还有四位法国人，分别开了四辆汽车组成了四支法国车队（也有资料显示是三支法国车队和一支荷兰车队）。五辆汽车，经海运被送到了北京。
这一下，沉闷的北京沸腾了。尽管我们说北京没有上海那么新锐，但是，北京人的好奇心，一点儿都不比上海人差。被老外的突发奇想弄晕了的清政府外务部，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疯狂的事儿，迟迟不肯颁发此项比赛的必要证件。而且规定，运来的汽车，不经骡马牵引，不许上街。然而，有了汽车的老外，哪里会管这一套，开着汽车就上了马路。新政时期北京新修的马路，给了这五辆汽车用武之地，汽车成天在马路上开，引得北京人那几日什么都不干了，乌泱乌泱地围观。对于汽车这种新鲜玩意儿，中国老百姓的好奇心压倒一切，死也要过把瘾。而政府的大人物们，却被吓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终于，在外国使节的启发下，他们明白了，要想让这些在街上飞驰的“怪物”离开，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拉力赛早点儿开赛。于是，证件很快就齐了，在特意派来的军乐队的乐声中，在沿途商家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五辆汽车，穿越北京城，直奔蒙古高原。一路上，好多地段，其实不是开的，而是由苦力抬过去的。在进入俄国境内之后，他们一直在西伯利亚铁路上开。途中，有的车报废了。最终，博尔济斯王子第一个到达了巴黎。公使馆的事儿，在这期间，基本都搁下了。
经此一事，拉力赛背后的推手——奔驰汽车公司，送给了西太后一辆奔驰轿车。只是，由于解决不了司机坐在前面，背对着老佛爷开车的失礼问题，老佛爷一直都没有坐过。汽车就一直放在颐和园，估计现在还在那里。北京的其他达官贵人，却开始坐汽车了，老佛爷也没说不让。
怎样评价慈禧这个人
怎样评价慈禧太后这个人？是我在教学中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按中国传统史学的讲究，称谓本身就说明问题。一般来说，称晚清当政的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就包含了肯定意味，因此“慈禧”是两个好字眼儿，而且是经她认可的尊号。而称她为西太后，就多少有点儿贬义，因为按满族人的习惯，东为上，西为下。东太后钮祜禄氏，在被尊为太后之前，已经是皇后，地位实际上还要高一些。那个时候，有人还带有蔑义地称慈禧为“西边的”。
不过，史家最好的立场是价值中立。最好的称呼，应该是直呼其名，但人们已经习惯了称其为“慈禧”，我在这里就叫“慈禧”吧，而太后，是她的身份，她是清朝的太后，又不是我们的太后，所以，太后在这里就暂时免了。
古代的女性，地位不高，但有的汉族人士大夫之家，女孩子还是会受一点儿教育，至少会教她们识字，能读一点儿书。个别才情高的，也可以吟诗作赋。但是，满族人对于学来的汉族人礼教，贯彻得特别刻板，所以，满族的女性，即使是阀阅之家，也不让她们识字。所以，慈禧在被选秀女入宫之前，基本上就是文盲。识字，是得宠之后才慢慢习得的。尽管如此，垂帘之后，亲笔的朱批，还满是错别字。
慈禧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属于小传统系列的。最明显的，是戏曲。由于传统宫里演出的昆曲她基本上看不懂，所以才引进当年属于花部的，由徽调和汉剧融合而成的高腔，即今日所说的京剧进宫。结果一个副产品就是，因为得到了慈禧的高度关注，京剧的形成和发展得以蓬勃。所谓“同光十三绝”，都是在她的培养下，光耀一世的。当然，做了太后之后，她和东太后也请翰林们给她们讲过一点儿历史课，但是效果如何，是很难讲的。
一个人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后来的眼界和见识。没有受过正经八本的传统教育，固然使得她在秉政的时候，没有她的夫君咸丰皇帝那么多教条和框框。跟洋人打交道时，身段放得比较低。而且，也会有一些只有戏迷才有的道德品质，比如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其实，作为君主，是无须报谁的恩的。但是她很在乎。对于在她看来拯救了大清的中兴名臣，她一直都很客气，从来不会严厉地处分。对于庚子逃难途中及时赶来勤王的岑春煊，即使后来袁世凯陷害他，说他有反心，慈禧也会放他一马。这种戏剧性格，会让慈禧看起来，比别的清朝统治者更有人情味一些。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实际上的领导人，她的格局还是不够大。任人唯亲，是她始终摆脱不了的死结。终其一生，她真正信任的人，从醇亲王奕，到庆亲王奕劻，以及短时间的端郡王载漪，还有荣禄，基本上都跟她娘家方家园有点儿关系。
在晚清的大变局中，没能认清世界大势，把握好转型的大局，这也许是苛责她了，在那个时候，也许换一个人也未必能做得更好。但是，在甲午之后，亡国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形下，居然为了个人的权势，发动政变，废掉变法，进而掉进光绪忘恩不孝的感情漩涡里不能自拔，为了能顺利废掉光绪，不惜冒崩盘的危险，贸然支持义和团，跟西方决裂。浑到这个地步，几乎丧失了大清统治的最后机会和合法性。后来即使倾全力投入改革，回旋的余地也已经很小了。她死之后，选择的接班人居然还是在方家园周围打转，选了一个少不更事的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清朝辛亥年的溃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一手造成的。
总的来说，慈禧是个聪明人，但是，却是一个不识大局、不辨大势的聪明人。机缘凑巧，成为转型时期的清朝当家人，实在是不合格。
大国与小招儿
大清的官儿，外国人称为“满大人”。鸦片战争之前，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带了一大堆礼物送给乾隆爷，想要跟中国建立全面通商关系。其中有一种礼物，是英国最新式的速射炮。为了显示其威力，马戛尔尼还让随从施放演示，可是，陪同的“满大人”，爱搭不理的，一副不稀罕的样子。其实，清朝满朝上下，没有人见过这种炮，即使出于好奇，也该观赏一下。但是，如果真的表现出好奇来，就有可能丢了中央之国的面子。为这个，就是硬憋，也得装着不稀罕。然后这些速射炮，就被装进箱子，放在了圆明园的仓库里，再也没有见过天日，后来先后两次跟英国人交手，都没有人想起把这些炮拿出来派用场——当然拿出来也没有用，因为没有人会用。尽管如此，大清的面子，还是被顾全了。
鸦片战争，“满大人”被打败了，不得已，跟人签了条约，不仅五口通商，而且传教士也可以进来传教。条约白纸黑字，不遵守不行。但是，为了大清的面子，洋人能不能进来，还真不好说，因为“满大人”有小招儿。招数之一，是暗示地方官，不允许大清臣民卖给洋人土地和房子。所以，五口之中，只有上海因为是个小县城，没有得到最上峰的暗示，结果洋人得以租了黄浦江和苏州河一带芦苇丛生的荒地，其他城市，洋人十年都进不来，在福州的英国领事，只能在城外草棚子里安身。
这些小招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就都不灵了，因为洋人的枪炮太厉害，都给打破了。不过放心，“满大人”还有后手。跟英法签订北京条约的时候，后手就已经出来了。签约的地点，放在了礼部大厅。洋人粗心，想不出这个地点有什么名堂。但是“满大人”心里明镜似的：礼部是管各个藩属国事务的地方，把签约地点放这儿，明摆着暗示英法不管怎么牛，在我们眼里，还是被视为藩属——不能明说，用小动作羞臊你们一下。
接下来，外国公使可以进京，要见皇帝递交国书。负责安排此事的总理衙门，让所有觐见的外国公使，都走旁门，而且进宫之后，一定引导他们走旁边的偏道，觐见之前，还得在一个破烂的偏殿候着，旁边就是太监们用皇帝吃剩下的饽饽点心（量很大的）做酱的酱缸，风一刮，味道比茅坑还大。当年藩属国的使臣见皇帝，都没这么个待遇。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们老外再牛，经过我们这种礼仪上的小招儿的安排，让我们的人看了，自然矮了不止三分。这里头的名堂，只有1897年进京的德国公使看出来了点儿，似乎不肯就范，就是要走正中的道路，我们的引导官想拉他们，人家还提出抗议。结果累及李鸿章，一个劲儿赔礼道歉，才算拉倒。
尽管如此，在“满大人”眼里，小招儿对于自己的面子，还是管用的。不管我们在正式的交涉中吃了多少亏，赔了多少钱，但是只要我们的小招儿看起来让对方中招了，我们就得便宜了，面子上好看。
义和团有多大能耐？
义和团有多大能耐？按他们自己的说法，一是神灵附体之后，可以刀枪不入；二是能靠念咒烧毁洋人的教堂，只要念了咒，用手一指教堂，说声：着！火就起来了；三是可以念咒闭住洋人的大炮，让大炮自己炸膛；四是某些道行特别高的人，比如“黄莲圣母”，可以元神出窍，溜到洋人的阵地，把洋人大炮上的零件和螺丝拧下来。
但在现实中，他们的能耐，也就是用刀砍人。砍得最多的，是信基督教的教民，包括手无寸铁的妇孺，其次是洋人传教士，再就是那些用洋货，进洋学堂，替洋人打工的人。然后，对于他们认为是白莲教的邪教徒，也杀无赦。最后能杀的，就是一些在朝廷的顽固派看来，不同意他们观念的“汉奸”。目标就是所谓的“一龙、二虎、三百羊”。其中，“一龙”就是指光绪皇帝，“二虎”就是李鸿章和奕劻，“三百羊”就多了，指众多办理洋务的朝臣。最后“一龙”“ 二虎”都没杀掉，只杀了几个不顺眼的大臣，其中一位立山，还不是洋务官员，仅仅是由于跟顽固派有利益之争，也丢了性命。
除此以外，义和团的刀就钝了。什么抗击八国联军，包括此前杂凑起来的西摩尔联军，基本上都是清军的功劳，后来被历史学家们抓来按在义和团头上。正式开战，围攻使馆区倒也罢了，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义和团只是辅助力量。而围攻西什库教堂，里面的守卫者不仅没有连发武器，连快枪都没有多少，十万义和团围攻了将近两个月，居然没有打下来。不仅他们的“法术”失灵，没办法刀枪不入，他们的勇敢也成问题，前面的人只要一倒下，后面的就星散了。不仅北京如此，其他地方，只要教堂敢于抵抗，义和团一般都打不进去。他们最大的能耐，就是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孺逞威风。袁世凯在义和团闹得最凶的时刻担任了山东巡抚，只带了不到一万人的队伍去上任。山东是义和团的故乡，遍地都是拳民。袁世凯上任之后，用了一个月，就把义和团给清干净了，而且带着山东，加入“东南互保”，不听朝廷的号令。义和团所谓的反抗，就是在巡抚衙门的墙上画了一个写着袁世凯名字的王八。
其实，义和团能闹起来，关键是一些朝廷的顽固派大臣对他们青眼有加。正好赶上朝中发生大变故，西太后与光绪闹矛盾，废了“戊戌变法”，发动了政变，重新训政。废了向西方学习的变法改革，政治只能向后转。朝野上下，保守气息陡然大增，都没有人敢见外国人了，原来好好的洋务事业，都成了罪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在废光绪问题上，西太后跟西方列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顽固派正好乘虚而入，建议利用义和团，说是民气可用。而民气可用，不仅仅是因为民间对西方有反感情绪，而是民间有超人的“法术”，可以不怕洋人的枪炮。最终，犹犹豫豫的西太后，被连哄带骗，上了危船。义和团闹大了，杀了太多的西方传教士，甚至危及西方使馆，于是，才惹来了西方的“十一国联军”。
在围攻使馆期间，顽固派的首领端郡王载漪，居然背着西太后下令调来新建陆军的重炮（从德国进口的克虏伯大炮），幸亏炮队还有理智，炮口抬高一寸，炮弹飞过使馆区。如果真的把使馆区轰平，将十一国的使节都打死，那么，后来中国的境遇如何，就真不好说了。顽固派为了自己那点儿小算盘，不惜拿国家民族的命运做赌注，这样的载漪，后来居然被一些人追捧，真是不可思议。
义和团本是北方落后地区的农民，在晚清国力日下的时刻，生计艰难，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信仰基督教的教民以及洋人。参加义和团的，连正经的绅士都很少，他们的“扶清灭洋”，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诱导出来的。在今天看来，义和团的能耐，其实就略等于他们的口气，他们的牛皮，没有老佛爷，屁都不顶。
毓贤之死
毓贤是个酷吏。山东曹州多匪，毓贤做了曹州知府，每天衙门口上一排站笼，都是满满的，站死了一批，再换一批。做了山东巡抚之后，不知怎么的，这个狠劲儿没了。临到上个世纪之交，山东起了义和团，专门跟洋人洋教为难，杀洋灭教。按理说，也属于官府该管的事儿，但是，毓贤却犹犹豫豫的，还上书说，民气可用，可以借助这股子民气，对抗洋人。
正赶上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朝廷政策向后转，洋人一肚皮不高兴，而西太后正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呢，毓贤等人的建议，老太婆有点儿听进去了。虽说在洋人的抗议下，毓贤被从山东调走，去了山西，但是，义和团逐渐成了气候，却跟毓贤的建议有点儿关系。当义和团闹大，而八国联军赶来救他们的使馆人员时，毓贤在山西巡抚任上，表现得相当积极，所作所为，跟此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好相反——袁世凯是把所有的洋人和洋人传教士都保护起来，尽量把境内的义和团往外轰，而毓贤自己恨不得亲自当山西义和团的大首领，把境内46个洋人传教士连同家属，都给抓起来，押到太原，一个不剩给杀了。整个山西境内，洋人传教士和修士修女，一共有190多人被杀，至于被杀的中国教民，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由于山西的案子，是义和团运动期间由官府亲自参与的最大一起针对洋人的屠杀案，所以，战后谈判，联军方面提出的第一批要惩办的罪魁，毓贤就名列其中。其他的人，还有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这两位是义和团名义上的大首领和二首领，还有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甘军统领董福祥等等。刚毅此时已死，剩下的，都得追究。朝廷最初给的处分，都是发配新疆，永不叙用。所以，毓贤一大家子人，都被押着往西走。走到兰州，才知道人家洋人觉得这样处分太轻，不干了。经过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再三求情，载漪和载澜以及董福祥的死罪算是免了，而毓贤，无论如何都得死。
当时，驻兰州的甘陕总督尚未到任，藩台李某人，刚由山西臬司调任，当初杀洋人他也有份，见到毓贤都得死，自己也好不了，吓得先自尽了。所以，甘肃只剩下了一个臬司何福堃看着三个大印，代管一省事务。从西太后那里来的圣旨，是要将毓贤就地正法，所以，这事儿只能由何某人亲自来管。
其实，如果朝廷真的不想让毓贤死，按照中国人办事的一贯做法，可以找个模样像毓贤的人顶替，糊弄一下洋鬼子。可是，已经被打怕了的西太后，已经觍着脸求下了载漪这些自家人的命，不敢再生枝节，坚持要毓贤就地伏法，给洋人一个交代。听说毓贤要问斩，山西的义和团残余，扬言要劫法场，兰州城里，也到处都是声言闹事的揭帖。可是，真到问斩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来。
杀毓贤，护理甘陕总督何福堃监斩，具体事务，由兰州的首县臬兰县知县和总督中军负责。按说，兰州有现成的刑场，从来也没断了杀人。专业的刽子手，也是有的。但是，临刑那天，毓贤为了让刽子手动作麻利一点儿，少受点儿罪，把一个金镯子褪下来送给了刽子手。刽子手见财心软，一刀下去，居然没有把脖子砍断，让毓贤没死了，活受罪。见状，毓贤的随从看不过去了，上去补了一刀，才算了事。
毓贤据说临刑前还算镇定，写了一晚上的字，临了，还没有忘记把自己的图章盖在写的条幅上。大概，他觉得他的临终遗言，会被人收藏的吧。时辰已到，磕了三个响头接旨，引颈就戮。然而，事过之后，毓贤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成为烈士，从朝廷到民间，人们很快就把他忘了。
当然，庚子之变，最大的罪魁，其实是西太后。毓贤充其量只是一个积极的执行者，一只跑得比较快，叫得凶，咬了人的走狗。但就执行者而言，载漪、载澜和董福祥都干得比他更猛。但是，载漪、载澜是满族亲贵，董福祥是武人，手里有兵，都可以通融，唯独他和赵舒翘，非死不可。替罪的尽管不是羔羊而是走狗，洋人太凶，也没办法。走狗不跑不叫不行，但跑猛了，叫狠了，咬人惹出事儿来，还是得给烹了。比不得端王爷和澜公爷，人家是太后的自家人。要怪，就怪毓贤自己会错意，竟把自己当忠臣了，急火火地跑去为君分忧，最后也只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赵尔丰之冤
赵尔丰是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人物。只要一提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的“保路运动”，赵尔丰就是“赵屠户”，屠杀请愿民众的刽子手。当年煽动各地武装保路（造反）的“水电报”（放在河里的带字木板）说：“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所谓“剿四川”，不过是动员性质的夸张，却一直被当作实事来讲。赵尔丰当时有多少兵马可以“剿四川”呢？听他话的，不过三千巡防营加上他两百人的卫队而已。
赵尔丰是清末少见的能吏。川边西康地区，向称难治，在清朝中叶，曾经多次叛乱。清末庚子以后，由于西藏在英国的策动下，趋于不稳，接壤西藏的西康，一些土司和喇嘛，也开始躁动。而管辖川边的清朝官吏，又只会妄作威福。1906年，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进藏途中路过巴塘时被当地土司袭杀。以此为契机，原任建昌兵备道的赵尔丰，奉命进剿。在平事儿之后，被骤然升为川滇边大臣，成为封疆大吏。赵尔丰在川边六年，有时还担任驻藏大臣，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大拆大改。虽说平叛时，由于剽悍的叛军抵抗激烈，的确杀戮过甚，但也把川边的大部分藏汉民众，从土司的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废除了土司乃至喇嘛庙的封建特权。同时，办学校，修公路，设驿站，架电线，开设制革厂、官药局、试验农场，设立警察局、邮电局，奖励工商业。内地才有的新政事业，西康都有。一时，西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过去的贵族和民众，感觉也还不错。西藏也由于赵尔丰的震慑，局面趋于稳定。
然而，1911年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却让事业遂顺的赵尔丰，掉进了一个巨大漩涡里，事败身死，留下千古骂名。拿破仑也有他的滑铁卢，然而赵尔丰的名气不够大，他的滑铁卢，把他整个给毁了。
铁路国有政策，是盛宣怀在推，但实际上是把持朝政的满族亲贵的一种收权大策略的体现。把原来属于地方、民营的路矿权收归国有，无论有无技术上的合理性，都是一种改革的倒退，等于把民间的所有物强行收归朝廷。这种干法，如果放在清朝中叶，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放在士绅和绅商民智已开的清末新政时期，肯定是会引起激烈反弹的。
而四川的铁路事业，又格外纠结。跟别省不一样，四川办铁路，等于是全民起哄，各个阶层，都高度参与，寄托的希望也特别大。但由于规划设计错误，沿着长江从宜昌进川，多年没有什么进展。而路款又被主事者拿到上海炒股，卷入橡胶风波，赔了大半。一旦收归国有，交接过程中，烂账就会暴露。所以，明白个中猫腻或者半明白不明白的上层士绅，都不希望铁路国有，如果非要国有的话，至少朝廷在接手时，可以把烂账的窟窿给他们补上。然而，精明的盛宣怀，怎么可能干这种赔账的买卖。所以，铁路国有的推行，在四川，阻力特别大。
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的是藩司王人文。此人久在四川，老于宦海，深知这里的水特别深。所以，迟迟不肯遵朝廷的意思，强行推行铁路国有政策，居然奏请朝廷，建议缓办。少不更事的满族少年亲贵，哪里会买四川人的账？于是，赵尔丰就被派到了成都，接任四川总督。尽管前任川督是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在四川人缘不错，但是弟弟赵尔丰却不大想高升一步，做这个总督，因为他觉得川边的事情，他还没办完，很多事业，刚开了一个头。接到电报之后，还奏请朝廷让他接着在川边干，但是，朝廷不许，执意要他去成都。
来到成都之后，赵尔丰并不是一上来就高压硬推铁路国有。事实上，他跟王人文差不多，也觉得这里头水太深，川人反应太激烈。如果能缓办，缓一缓最好。然而，朝廷这边，坚决不肯缓办，压力越来越大。赵尔丰是汉军旗人，世受清廷深恩，不可能对朝廷真的有所违拗。本质上，此人其实是一个武夫，用兵打仗，也的确有办法，但也有武夫的脾气。所以，他又转过来，对川人施压。在1911年的9月7日，他把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以及川汉铁路股东会的代表张澜、颜楷等人约至督署开会，再度进行劝说，然而，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双方最终闹翻。一气之下，赵尔丰犯了一个大错：把这些人都扣押了。
这一下，成都群情激奋，第二天，上千人涌到督署，要求放人。民众涌入大门，卫队挡不住，眼看人就要冲进来了。暴怒的群众，如果真的冲进来，会发生什么，真的令人恐惧。于是，赵尔丰下令朝天鸣枪示警。当年的川人，相当闭塞，洋枪的施放，都很少见识，枪一响，人就乱了，卫队的马队还冲出来驱赶。结果，好多人受伤，到底有没有死的，四散逃命的人们一时也搞不清楚。当时的目击者回忆说，的确没有朝人群开枪，所以即使有死的，也是受伤后的事儿了。当年朝廷正在搞新政，文明是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哪里有人敢公然对示威的民众开枪？
但是，枪一响，有人流血，传出去，就面目皆非了。传到后来，就变成了一场大屠杀——赵尔丰排枪射人，死伤无数。赵尔丰就这样变成了“赵屠户”。这样的传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者有意为之，传得越是邪乎，动员人们武装保路就越是方便。“水电报”上还说，赵尔丰马上要屠川了呢。一时间，四川各地，全都乱了，和平保路，变成了武装造反。
接下来，武昌起义发生，全国大乱。四川新军不稳，原来指望的湖北新军，也叛了。只能指挥三千巡防营和二百卫队的赵尔丰，也没有本事力挽狂澜于既倒，于是交出了政权。他人倒也没走，就待在成都。因为担任都督的蒲殿俊，对赵尔丰还相当客气，有事随时请教。但是，这个原谘议局议长，只是一个文人，很快被一个野心勃勃的武人尹昌衡所取代，为了立威，根基不深的尹昌衡需要赵尔丰的人头。
尹昌衡发迹，是由于赵尔巽的提拔，所以，赵尔丰对尹昌衡的印象不错，警惕性大大放松。而尹昌衡居然去跟赵尔丰谈，说现在成都局势不稳，外面猜忌很多，赵尔丰带着兵，反而有危险，不若把兵交给他，他保证赵的生命安全。还说革命现在前途未卜，如果革命成功，他保赵尔丰；如果革命不成功，赵尔丰保他。两人谈得投机，指天为誓，绝不相负。当时，尹昌衡也是袍哥的双龙头大爷，袍哥讲信义，赵尔丰是知道的，于是放心地交出三千巡防营的兵权，犯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大错。
然后，尹昌衡带兵突袭赵宅，把赵尔丰抓了，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还把赵的人头，挂了三天示众。
然而，借赵尔丰人头立威的尹昌衡，并未孚众望。不久，趁他领兵出征西康之时，他的都督之衔就被人给夺走。这个尹昌衡，也就像一颗彗星，闪了一下，就在历史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