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晚清重臣李鸿章
文/符勇
辛丑年的一个冬夜，已卧床累月的李鸿章在临终前显得莫名地凄凉和沧桑，他望着窗外茫茫夜空，仰天悲鸣，慨然长叹：“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殆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在他含恨离别人世间的时候，还留下了一首千古流传、砥砺后人的绝笔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请君莫作等闲看。
“伤国步”“吊民残”的语句，无疑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最后两句几乎则是表达了他壮志未酬，寄托后人的呼喊，读后让人心情凝重。
从“秋风宝剑孤臣泪”一句，亦了解到他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骂声中，满含着对日本的嫉恨、对沙皇俄国（不能抗拒日本）的失望、对大清国无力回天的无奈。在忧郁之中凄凉死去的历史背景，不禁使人产生一种悲凉、忧伤与同情的感觉。
尽管他在仕途上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却没有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同情。
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亲自撰写了《李鸿章传》，并在书中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甚至高度评价他，认为“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甚至把他和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逐一比较，认为李鸿章与诸葛亮、王安石、俾斯麦等人都有可以一较高下之处。
对于梁启超先生这种大加赞赏的观点，我不敢苟同。虽然李鸿章在仕途上表现出的智商、情商是出类拔萃的；但在我看来，李鸿章还不如他同时代的爱国名臣林则徐（虎门销烟、抗击英国）、曾国藩（洋务运动、培育英才）、冯子材（老骥伏枥、抗击法国）、左宗棠（抗击沙俄、收复新疆）这些重臣伟大和高尚。
李鸿章的悲哀在何处？那就是他的战略眼光、全局思维、用人观念和治军方法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演绎出了他悲哀的人生。
第一，他不是一位有足够魄力的改革家和政治家。
作为位极人臣的宰相，应当具有更强的责任感和担当的精神。但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在他的身上找不到林则徐、左宗棠那样的敢说、敢做、敢当的精神与锐气。
作为改革家的李鸿章，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议论：“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直称不能把困境推给后来人，现在就应该迎难而上。他也曾经搞过一些看似轰轰烈烈的改革，但是，大多是一些不触动封建体制的表皮改革，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他常常把自己比喻和定位成为一个“破屋裱糊匠”，也就是说，他只是在想“维系”这个大厦将倾的江山，而缺乏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因此，他不是一位成功的改革家，也没有魄力和能力将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带领进一个全新的时代。
同时，他还有一种“唯武器论”的思想，认为只要武器先进，就可以抵御西方的侵略者。他曾经对曾国藩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收）手。”
曾几何时，他在北洋舰队“大兴土木”，购买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战舰，号称东方第一巨舰。旅顺军港，也曾经是东方第一军港，可谓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然而，人的素质不行，指挥打仗的将领不行，即使是世界上再先进的武器，也是形同虚设。旅顺之战和威海卫之战，都暴露了这些弱点和悲哀。
第二，缺乏精准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战略家需要有精准的战略眼光和良好的战略思维，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家战略要具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可是，事实上，李鸿章对日本、俄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列强的战略意图却缺乏最清醒的认识和把握，造成了在国家战略决策层面上的重大失误。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已暴露无遗，甚至到了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之际。而大清政府却浑然不知，依旧沉醉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在李鸿章看来：“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甚至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还依然主张“羁縻为上，力保和局”，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抱有幻想。最终事实表明，日本成为清政府的近忧和大患。而李鸿章所制定的错误的应对策略，是导致整个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对俄国，李鸿章也始终心存幻想。他在逝世前都还认为：“俄国在满洲扩展其势力，不妨袖手观之，因为日本必然不会漠视这个封豕长蛇般的敌人。时机一到，必起而相战。两虎相争，两败俱伤，我们就有可乘之机，同时，再借助欧美的力量谋求恢复，这便是我们的以毒攻毒之计。”在考察欧美回到天津后，他还坚持认为跟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协议会改变中国的命运，甚至暗自庆幸。他对来访的黄遵宪不无得意地说：“（此约可保）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是，残酷的事实是，不要说二十年，就是连两年的“无事”也没有保住。
李鸿章曾遭到当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蔑视和嘲讽：“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个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侮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
第三，用人唯亲，治军乏术。
李鸿章以淮军起家，老乡观念甚重，他当上直隶总督和内阁总理大臣后，提拔皖系乡亲和旧部不遗余力，甚至超出原则与底线。
他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有时太过，以至于他的同乡刘铭传都大不以为然，并尖刻地批评：“比如某某几乎不识字，以前不过是（安徽）老家一个小贩，如今却委以道府的要职，如此做法焉能不败。”
又如，守卫旅顺南帮炮台的总兵刘超佩，是李鸿章的亲戚。该人依仗着李鸿章的关系，专横跋扈，滥施刑罚，鞭打士兵，搜刮民财。兵临城下时，日本军队的枪声一响，此人便乱了阵脚，立即乘坐上早已准备好的快艇，逃离了战场。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总是悲叹说受到全国的掣肘。其实，这样说是不客观的。淮军是他的嫡系部队，唯他马首是瞻。然而，他的淮军将领都选任了什么人呢？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腐败人士、怕死将军和“逃跑冠军”。这显然反映出李鸿章治军不严、治军乏术。
在甲午战争之时，淮军统领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拔。出发前，卫汝贵把饷银二十四万两的三分之一汇往自己家中，其妻子在写给他的一封书信中说：“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后卫汝贵果然不负妻子所望，平壤之战一开始，他和同系淮军的最高统帅叶志超弃城逃跑，狂奔三百里，一度逃跑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回清军队伍。就连日本人看到这封家书，也视为可笑奇闻，将其作为“战利品”。
卫汝贵所率领的部队是李鸿章的嫡系部队，是四支派往朝鲜作战大军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也是纪律最差的一支，他们到处掳掠朝鲜百姓的东西，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感。这样军队，焉能不打败仗？
第四，疆土观念和民族意识淡薄。
在李鸿章看来，像琉球、台湾和新疆都是边远之地、蛮荒之地，是大清帝国可有可无的肢体部分。他曾说“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又说“琉球朝贡，本无大利”。他不愿为了一个“小小的琉球”而与日本失和，认为那是得不偿失。这些错误的观念，促使他在面对涉及领土主权问题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清廷海防塞防之争中，李鸿章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主张放弃塞防。左公宗棠据理力争，坚决反驳道，“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丰，实为聚宝之盆”，并不顾身家性命，挺身而出，造棺材一具，以示血战到底的决心。结果大获全胜，遏制住了沙皇俄国的侵略野心，成为抵御沙俄侵略的民族英雄。
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去马关谈判，意外地被日本浪人打了一枪，正中面颊，血流如注，虽然最后并无大碍，但这一枪，从灵魂的深处打醒了李鸿章本人，让他意识到在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大清帝国亟待全面改革。只是此时离他辞世的时间已经很近，悔之晚也，觉醒晚矣。
尽述李鸿章的过失后，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本人仍是存着一些骨气的。《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他发誓决不再次踏进日本这个令他倍受屈辱的国家。
1896年10月3日，在结束了一百九十天欧美八国环球访问之后，李鸿章归国途经日本横滨港口时，因马关议约之恨，他坚决不肯上岸。最后，侍从们只好让人在两船之间搭设了一块悬空的木板，冒着掉进大海的危险，年逾七十的李鸿章就这样颤巍巍地踏上了招商局的广利号轮船，驶回重要门户天津。
从这一点而言，李鸿章多少还是有一些民族气节的。
冯国璋：“和平统一”梦
文/李远江
统一，冯国璋就职通电
“国璋由宁北上，曾于艳日通电布闻，一号抵都，亦经电达。目击京畿秩序，渐复旧状，商民乐业，廛市无惊，感观之余，差堪欣慰。比即恭诣黎大总统寓邸，敦请复任，期卸代理仔肩，黎公谦退为怀，坚不见允，再四陈劝，意竟难回，国璋既摄职权，无可诿让。而本月六日，适为新任驻京比国公使呈递国书之期，各国公使，亦订于是日修觐见之礼，均已查照院部成案代行各仪。自雇藐躬，膺滋大任，虽暂时承乏，而兢惕弥深。所幸者得段总理以总其成，又有凡百职司以为之辅，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分歧，大局可渐臻统一。国璋但求利国，不计其他，耿耿于心，窃愿自誓，邦人君子，幸鉴斯言。”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伤寒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冯国璋遗言：“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他至死仍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国家的和平统一。
入主总统府，冯国璋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但是，他脚下的路却荆棘密布：放眼全国，清王朝土崩瓦解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依然如故；而北洋政府内部，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已经逐步分化，以冯国璋和段祺瑞为中心形成了直系和皖系军阀；而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尤其是袁世凯、张勋接连复辟帝制，使刚刚发轫的共和政体遭受严重打击，帝制与共和之争仍困扰着时局纷乱的中国。
自1917年8月正式代理总统职务到1918年10月卸任，冯国璋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前后不过一年零两个月。由于是代理总统，冯国璋只是草草发了份就职通电，既没有举行就职仪式，也没有发表就职演说。这固然会影响到世人对其治国方略的全面了解，但只要细心观察冯国璋就任代理总统前后的言行，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谋求国家“和平统一”的不懈追求与努力。
老问题，新思维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大总统黎元洪避走东交民巷，行前发表通电，请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在冯国璋和段祺瑞等北洋首脑的武力围剿下，复辟闹剧仅仅十二天就告平息了。完成使命后，冯国璋立即通电，请求黎元洪复职，并将“代理职权奉还黎大总统”。然而，黎元洪自觉引狼入室，做了张勋复辟的帮凶，羞愧难当，又连续通电拒绝复职。此时，北洋各路将领纷纷通电支持冯国璋就任代总统，段祺瑞虽不乐意，却也不便扫众兄弟之兴，于是顺水推舟，发电报“热情邀请”冯国璋尽快北上就职。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抵达北京，受到首都各界的热烈欢迎。抵京当天，冯国璋就亲赴黎元洪私邸，劝其复职，而黎坚决不允。随后，他接连探访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并派人入宫向溥仪问安。在得到北京各派势力的认可后，冯国璋才于8月6日通电全国，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
在就职通电中，冯国璋对段祺瑞及其僚属盛赞一番后，非常乐观地展望：“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分歧，大局可渐臻统一。”意思很明白，他所期望实现的是全国政权的统一。
此时，统一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不同的政治家有不同的统一之道。
段祺瑞挟北洋军力以自重，蔑视南方军阀和革命势力，主张“武力统一”，彻底消灭北洋以外的敌对力量。实力不济的孙中山则联络西南军阀，与北洋政府唱对台戏，其内心想的依然是武力统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作为北洋实力派、直系军阀首脑，冯国璋却与段祺瑞、孙中山完全不同——坚决主张在法律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
从尚武到修文
事实上，冯国璋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六年前，当辛亥革命爆发时，冯国璋还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主张对南方革命党实施武力围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准备第四次秋操的冯国璋临危受命，统领清军第二军进攻武汉。正当冯国璋兵临孝感，准备分三路进攻武汉时，他的老上司袁世凯却示意他“慢慢走、等等看”。而清政府答应请袁世凯出山之后，袁才授意冯国璋加紧攻击武汉。开战不到一个月冯部就相继攻克汉口、汉阳，并打算乘胜进军武昌。此时，袁世凯正企图虚张南方革命党的声势逼迫宣统皇帝退位，于是立即打电话阻止了冯国璋的进军计划。
袁世凯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冯国璋的怀疑，他立即赶回北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四百万两，保证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四百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先拨发三个月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不料袁世凯抢先一步见了太后，冯国璋独自平叛的计划也以流产告终。为确保胜利果实，袁世凯立即安排另一心腹段祺瑞前往汉口，替换了自行其是的冯国璋。
武汉一役，展示了冯国璋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也让他看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在进攻汉口的时候，革命军退守市区，依托民房进行巷战，交战最终引发了一场大火（革命军宣称是冯国璋下令纵火，而冯国璋反指责是革命军炮击所致），大火持续了整整三昼夜，昔日繁华的汉口镇化为一片焦土。
适逢辛亥革命时期急剧的社会变革，各种西方政治学说广泛传播，冯国璋的政治思想也由革命初期的君主立宪逐步转向了民主共和。当禁卫军激烈反对清帝退位的时候，冯国璋以禁卫军总统官的身份，说服了一万两千多人的禁卫军，成功平息了这场阻碍清帝退位的风波。此后，冯国璋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成为维护共和体制的中坚力量，这是后话。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冯国璋与张勋联合进攻南京。入城后，冯国璋严加约束部队，并规劝张勋停止烧杀。张不听劝告，冯遂逮捕四处为恶的张军数百人，一度引发冲突。同年年底，冯国璋接替政声不佳的张勋，就任江苏都督。
主政江苏期间，冯国璋推行现代军警、民政改革，扶持工商业，推广现代农业，鼓励发展新式学校，支持公共文化事业，一时间颇负声望。
江苏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经济文化发达，社会思想非常活跃。治理江苏的四年时间里，冯国璋与梁启超、张謇等人过从甚密，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坚信改良主义，提倡实业救国。
尽管并不赞同国民党提倡的激进改革，但冯国璋对国民党人的评价甚高。1916年，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云山童子采访时，冯国璋曾公开评价国民党人“理想与热忱殊堪钦许”，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宽阔襟怀。在冯国璋的治下，无论改良主义的进步党还是革命主义的国民党，只要遵纪守法都能自由活动，相安无事。毫无疑问，江苏经验为日后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提供了政治样本。
府院一体，内外同心
在就职通电中，冯国璋特别强调只有“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才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在他看来，北洋政府内部的团结无疑是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
为了促进北洋内部的团结，冯国璋可谓煞费苦心。他到北京后的第二件大事便是拜访老同学段祺瑞和王士珍。8月3日，冯国璋登门拜访，北洋三杰齐聚一堂。老同学促膝而坐，相谈甚欢。有记载说，冯国璋紧握着段祺瑞的手，说：“以后咱们再也没有什么府、院之争了。”随即，又对王士珍和段祺瑞说：“咱们三人从此要一条心，通力合作，在咱们三个人中间，无所谓总统、总理、参谋总长。”
正如冯国璋所言，只要北洋三杰（尤其是冯、段二人）团结一体，北洋军阀就可以避免分裂，而以北洋军阀的雄厚实力，只要“内外同心”，完成全国政权的统一应该不是问题。
然而，理想毕竟不等同于现实。尽管从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开始，王、段、冯三人就已经有了同窗之谊，此后又都投身袁世凯门下，为北洋集团建功立业，成为声名远播的北洋“龙、虎、豹”，但旗鼓相当的三个人却注定不能黏合到一块儿。
王士珍善操权谋，一度最受袁世凯的器重。但是，一直追随袁世凯的他，没有外放地方的经历，不仅没有稳定的政治见解，也未能培植起自己的政治派系。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中，王士珍都扮演了复辟帮凶的角色，使自己的政治声誉大受损害。尽管段祺瑞赶走张勋后，依然“不计前嫌”让王士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但此时其名望和地位显然已不及段祺瑞和冯国璋。
和王士珍一样，段祺瑞自视甚高，个性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不善与人交际。段祺瑞曾经外放做过江北提督，在独自处理军政事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同时也培植起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史称皖系军阀）。段祺瑞因“三造共和”而声望日隆，其政治势力集中在华北数省，重掌国务院之后几乎把持了北洋政权。
冯国璋在北洋三杰中年纪最长，又有秀才的功名，为人也相对持重，善于处理复杂的关系。民国建立后，冯国璋长期担任江苏督军，其政治势力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若单论军事实力，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相对段祺瑞的皖系军阀实力更为强大。但是，冯国璋在北京的力量相对薄弱，因而处处受段祺瑞掣肘。
摆在冯国璋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其一，和黎元洪一样，委曲求全，做段祺瑞“活动的盖印机器”。其二，挤垮段祺瑞，自己独揽大权。其三，争取府院地位对等，团结段祺瑞，实现北洋内部的精诚团结。
第一条道路，正是段祺瑞所期望的。但冯国璋不是黎元洪，在北上就职的同时，他还带来了两个师的总统卫队。因此，冯国璋是绝对不会甘心做盖章总统的。但第二条道路，同样走不通。冯国璋心里很清楚，北京不是南京，段祺瑞在北京周边的势力要比自己大得多，想挤垮段祺瑞简直是难上加难。于是，冯国璋上任伊始就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一开始，冯段两人互相迁就，表面上看北洋集团确实是一团和气。冯国璋做了总统后，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段用人行政和决策的决定都不干涉，段对冯在态度上也比对黎好得多，自1917年10月8日起，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
但事实上，北洋三杰各有矛盾，根本无法团结成“一体”。由于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统一策略背道而驰，随着南北矛盾的激化，冯段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北洋三杰刚刚营造起来的“和谐气象”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
和平统一VS武力统一
武力驱张之后，段祺瑞以“三造共和”功臣自居，独揽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于是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璧光及西南军阀于1917年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
面对孙中山的挑战，段祺瑞决定诉诸武力，对南方发起军事讨伐。10月6日，护法战争爆发。
正当段祺瑞全力对南方用兵之际，冯国璋却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目的，冯国璋密遣其婿陈之骥赴湘，动员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随后，又指使“长江三督”联名要求停止湖南战争。
由于冯国璋的运动，段祺瑞征讨南方的战争彻底失败。11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去陆军总长职务，22日辞去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辞职后，冯国璋立即启用赞成“和平统一”政策的老同学王士珍，命其接替段祺瑞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11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两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暂时占了上风。
段祺瑞辞职后，并不甘心“武力统一”的失败。他一面组织督军团天津会议，鼓吹对南方继续用兵，一面又勾结奉系张作霖派兵入关，威胁京畿。此时，冯国璋在北京的总统卫队只有两个师，深感力量单薄，只能寄希望于南北和谈早日成功。然而此时，孙中山坚持护法，反对南北调和，西南军阀又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响应停战和谈，一面又讨好孙中山，表示坚决护法，终致和平谈判收效甚微。
12月15日，迫于督军团的压力，冯国璋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分别为第一、二路军总司令南下伐湘。12月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皖系干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1918年1月中旬，护法战争重燃战火。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再度喧嚣尘上，而冯国璋在北京则陷入空前孤立。
1月26日，冯国璋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一千余名卫队，企图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段祺瑞察觉以后，立即电告安徽督军倪嗣冲，务必阻止冯前往南京。冯国璋抵达蚌埠后，倪嗣冲毫不隐晦地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只得折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冯国璋被迫宣布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以此缓和与段祺瑞的紧张关系。
3月23日，冯国璋不得不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武力统一”的政策又占了上风。
矢志不渝，死有遗憾
然而，冯国璋同样不甘心失败。他利用自己直系首领的地位，暗示曹锟、吴佩孚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以“恢复湘省为止”。结果，在攻占湖南以后，任段祺瑞如何笼络，曹吴二人均不上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最终收效甚微。
随后，段祺瑞再以高官厚禄引诱曹锟、吴佩孚。冯国璋担心曹锟再次受骗，派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放弃南征。结果陆建章在天津被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诱杀。至此，冯段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1918年8月，新国会成立，段祺瑞掌控下的安福系成为第一派系。9月，在段祺瑞的操纵之下，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新任总统，冯国璋被名正言顺地赶下了台。
冯国璋退职以后，仍然坚持“和平统一”的主张，为弥合直皖矛盾，争取全国和平统一而四处奔走，呼吁各地军阀“化除轸域，和平统一”。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伤寒在北京逝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冯国璋口授遗言给徐世昌总统：“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他至死仍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国家的和平统一。
曹锟：“贿选总统”的法治梦
文/王磊石
为了应对贿选行为带来的种种不利，摆脱千夫所指的窘境，曹锟决定抢先制定颁布一部“宪法”。然而，寄予厚望“法统重光”非但没能树立起贿选总统的合法性，好端端的一部“宪法”也被曹锟连累，被后人称之为“贿选宪法”。
一位出身寒门做事憨厚的布贩终于在半生戎马之后逼近了权力的顶峰，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其一，功成身退安享晚年；其二，竭尽全力去争抢那张“总统宝座”。时年六十一岁的曹锟终于选择了后者，1923年他挤走了傀儡黎元洪，决定自己往上再挪一步，做一次最高元首。
然而来自各方的压力是其始料未及的，南下议员的声讨、奉系的威胁以及广东方面的公然反对让这位号称“曹三傻子”的“厚道人”坐立不安。他很清楚，为了具有合法性，他只能在议员们的选票中走上权力之巅，最终他选择了贿选，一时间成为举国诟病的靶子。尽管他想出了颁布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招数，打算以此来标榜自己总统地位的正统与合法，但贿选的恶名已经不得民心，谁还会相信他所宣传的“法统重光”呢？
人生之巅
1923年10月10日甫明时分，一列专车缓缓驶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原本在此守候了一夜的人们此时甚为兴奋，浑身倦怠顷刻间感到了些许舒缓。好不容易有了些盼头，可以一睹新任大总统曹锟的真容。但不久后的一条消息让他们陷入了无比的失望与愤懑。负责欢迎仪式安保任务的士兵告知他们：“只限定实缺简任以上各官，其余概不准入！”理由是“夜间接到了保定的电话”。尽管那些低阶官员心有不甘，但是无奈之下只得黯然离去。余下的高层官员、政界名流面对着如此厚待表现得志得意满，心情激动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七时三刻，军号响起。负责防卫任务的冯玉祥部官兵纷纷端枪立正，须臾之后，直系首领曹锟在周梦贤、曹士杰两人的搀扶下径直走出车厢，向等候在站台内的各界人士频频点头、招手。这位年过六旬的老者身材高大，衣着军装，胸前配满了各色勋章。军乐毕，阁员以及军警长官如高凌霨、顾维钧、冯玉祥等一干人等纷纷上前表示欢迎。曹锟与众人略作谈话后，即登上了五十米外守候的汽车。
一声口令响起，排列在周边的军警举枪致敬。汽车缓缓开动，在一辆六匹黑马驾驭的礼车（袁世凯所用）追随下驶入了前门，奔向中南海总统府。汽车全程由骑兵马队拥护而行，所有护卫骑兵分成两排，一眼望去气派异常。途经路段已在一天前进行了特殊的布置，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一派皇帝出巡时的威仪。道路两侧军警林立，五步一人，十步一骑，每逢交叉路口必有三五持枪士兵站岗。气氛凝重而肃然。
从正阳门到中南海之间，这段路程并不算长，但此时的曹锟脑海里值得思索的东西太多太多，或许正在感慨四十年前津门推车贩布的人世沧桑，也可能还沉浸在五日前勉强依靠金钱支撑下来选举的庆幸，更可能地是思索着眼前这盘并不好下的残局。甚至他本人还没有意识到，不经意间他已经登上了中华民国权力的顶峰。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他将成为这个国家前进方向的左右者，而这条前进的道路又是如此崎岖难行。
不多时，汽车到达了怀仁堂。这时的怀仁堂已经人声鼎沸，恭维道贺之词不绝于耳。等到九点，曹锟的就职典礼正式开始，曹大总统面南而立，各国会议员向北而立，军乐响起，众人脱帽肃立。乐止，曹氏开始宣读就职宣言，该就职宣言全文五百余字，由王毓芝代笔所作。
宣言中说：“锟军人也，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托付之重，出而谋一国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和往常宣言别无二致，这份宣言首先以自谦开头，但是接下来话锋一转，便进入了正题：“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际远过于前人也。”他一下抛出了“制宪”这一举世关注的卖点，将自己的贿选政府放在了合法位置之上。这就是这位曹大总统及其班底酝酿已久的“法统重光”。除此，他还谈到了兴办教育、发展实业、和平统一等种种构想，但担任过多届国会议员的政治老手们很容易看明白，这些主张都是老生常谈罢了。
宣誓完毕之后，曹锟便成为民国建国后十二个年头中的第五任总统。
“法统重光”之梦
就在曹锟宣誓就职的两个小时后，他在随从人员的陪伴下出现在了国会街春颐园的议会大厅里。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在此宣布了新宪法。
事实上，这部宪法是曹锟精心策划的得意之作。长久以来，曹锟一直很清楚，尽管自己依靠财力上的强势打赢了议员争夺战，但是真正威胁自己位置的并不是选票，而是实力派手中的人和枪，以及来自公众的舆论监督。因此如何让自己能够抵挡住各方压力，将自己贿买来的总统头衔合法化就成为了曹锟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
早在四个月前，以褚辅成、汤漪为首的南下议员们就在上海举行集会，声讨曹锟之余发出了《离京议员致两院同人书》。文中大声责问道“不一思今日窃据国务院者，其人在法律之地位果居何等？以中国之大，四万万人之众，其权是非衡利害皆不如公等”。
1923年9月10日，那些离京议员再次发表宣言，这次矛头直指参与贿选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盘踞北京国会议场，携其议长资格，利用军阀武力与金钱，公开贿买议员，而犹不足，乃至破坏立国之根本法度”。
接下来，各地军界要人、实力派人物也坐不住了，纷纷通电讨伐，言辞之激烈丝毫不逊于声讨袁世凯称帝时的檄文。9月27日，卢永祥率先发难：“永祥痛国纪之倾颓，不忍对人之臆说，惟冀促成制宪，补救方法，至元首但能依法递嬗，则人选听诸国会，意为我中华民国之诞起。”张作霖也继起声讨。上海各省同乡会、学生联合总会等社会团体也群起通电。
就职前的那段时间里，曹锟成为了全国众矢之的，而他们声讨的核心观点便是宪法的缺失导致总统选举出现贿选丑闻，要求恢复“法统”。舆论风行之下曹锟可以加派重兵保证自己就职当日的人身安全，但是想堵住政敌们的嘴显然是难比登天。因此，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利用舆论自己来占领“法统”的制高点。
仔细梳理一下不难发现，自从袁世凯1914年开始解散国会，因为废除《临时约法》一事弄得身败名裂，到段祺瑞1917年马厂誓师，赶走张勋，立下“再造共和”首功，但也是因为不肯恢复《临时约法》而最终落得寓居天津的下场，而南方势力频频以护法为旗号，挑战着北京政府的合法性，赢得了舆论与道义上的支持。自从辛亥以来多少事件是围绕着这部《临时约法》展开的，而又有多少实权人物栽在了这部《临时约法》面前？
为了应对贿选行为带来的种种不利，摆脱千夫所指的窘境，化被动为主动，曹锟决定抢先制定颁布一部“宪法”，让各方势力失去声讨的口实，而自己也可以借此一举将“法统重光”的功勋揽入怀中，使其一跃成为这个国家的合法元首。
在贿选的同时，他也紧锣密鼓地督促北京宪法会议在自己就职之前赶制出一部宪法。以此来保证自己就职当天可以成为辛亥以来颁布《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一人。按照要求，北京宪法会议加紧了工作日程，终于在10月8日三读通过，中国宪法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宪法”诞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历经民国十一载的抗争妥协，前人没能办到的事情却在一位贿选总统的暗箱操作下，召开三次会议，花费十余小时就解决了。
一部完备的“宪法”
这部加紧制定出的“宪法”共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于10月10日曹锟宣誓就职的同一天正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是在《天坛宪草》的基础上制定的，同时吸取了后来宪法草案续议过程中的某些主张。从内容上看，基本上是沿袭了《天坛宪草》规定，体现了保障人权之宗旨，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衡原则和较为规范的政府体制。但最主要的是增加了“国权”和“地方制度”两章，突出表现了该“宪法”的时代特点。
“国权”章共十七条，主要内容包括：首先，明确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中央权力规定有外交、国防、国家立法等五项；中央与地方共有的权力有农工矿业及森林、学制、银行等十三项；地方权力规定省辖的教育、实业、交通、水利、税收等十一项。其次，禁止地方拥有或行使的权力，有缔结盟约、自置常备军、设立军官学校等。再次，确定中央与地方均有立法权，省可以在不抵触国家法律的范围内，制定有关地方事务的单行法，但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如果对两者的抵触有疑义时，由最高法院负责解释。
“地方制度”章共十二条，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地方划分为省、县两级；第二，省自治法的制定；第三，省议会与省务院的组织；第四，县议会与县长；第五，省与县之间的关系等。
尽管这部“宪法”在“国权”与“地方制度”两个问题的表述上尚不完备，甚至是包含矛盾之处，但是这已经是中国宪政史上最富现代精神的宪法类文件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现代法律理念已经基本齐全。单从条文上说，它是北洋政府时期立法机关经过十年规范化的法律程序，制定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较为完善的正式国家大法。
只可惜这样一部生不逢时的法律在诞生后不久，就遭到了各方的抵制和发难。当时发行的《东方杂志》就不无嘲讽地说：“国人不特不颂其功，反因反对声浪大起。且一部神圣的宪法，亦被议员先生所累，得到‘秽宪’两字的徽号了。”
寄予厚望“法统重光”非但没能树立起贿选总统的合法性，好端端的一部“宪法”也被曹锟连累，被后人称之为“贿选宪法”。
总统末日
“贿选总统”“猪仔议员”“贿选宪法”……一切和1923年那届北京政府相关的事物都被人为地包裹上骂名后，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其实“法统重光”并没有错误，错误在于它建立在了贿选这一绝对丑陋的前提之下。
就在曹锟就职后不久，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示威大会，要求解散“猪仔国会”、曹锟下台，身在广东的孙中山更是亲任大元帅，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通告各国使馆否认曹锟为总统。于是，全国倒曹势力高涨。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做梦也没想到一直护卫其走上总统宝座的冯玉祥会在这个时候反戈一击。就在10月18日，曹锟下令对奉军发动总攻击，直军倾巢而出之时，冯玉祥命人由古北口、密云潜入北京城，包围了总统府，切断了电话线，占领了电话局，并且囚禁了曹锟。整个政变过程未费一枪一弹。次日凌晨，北京市民惊奇地发现，满街皆是佩戴了“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袖章的国民军士兵。就这样，“贿选总统”结束了其为期一年的执政生涯。
因为贿选，曹锟毁掉了一部“宪法”。而后来的诸位总统们非但没有向宪政愈走愈近，甚至没能颁布出一部更像样的“宪法”。
多年之后，毛泽东不无讽刺地反问道：“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
黎元洪：法与刀
文/庄秋水
黎元洪就职宣言
“现在时局艰难，补救之方，以遵守法律为主。元洪谨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惟元洪武人，法律知识较浅，尚望诸公同心协力，匡我不逮，无任感盼。”
在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中，黎元洪的两任总统皆在失败中结束，但仍然不失为他个人的闪耀时刻。但对于民国，则是悲剧性的，黩武主义逐渐开始取代宪政，而国家也开始走向分裂。
1916年6月6日，正是端阳佳节。袁世凯因尿毒症去世，民国元首出现了短暂的真空，接着北京东厂胡同副总统黎宅上演了一出好戏。
一向对黎远而敬之的总理段祺瑞，在总统府秘书长兼教育总长张国淦的陪同下，上门拜访。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里对这关键时刻做了一番活灵活现的描述。据说一路上段总理表情凝重，一言不发，让张国淦如坠五里雾中，摸不清总理的意图。到了东厂胡同黎宅，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地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接着主人坐在长方形楠木桌子的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祺瑞忽然起立，向黎元洪三鞠躬，黎亦欠身答礼。礼毕，二人仍归原座。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丁中江认为，之所以演出这幕哑剧，是因段祺瑞发自内心看不起黎，毕竟清末他的官爵便比黎元洪高许多。如今袁世凯一死，却要奉黎元洪为老大。只是护国军以拥黎为旗帜，北洋一系内又各怀鬼胎，段祺瑞也只好暂奉黎元洪为总统了。
次日上午10时，黎元洪便在东厂胡同就职。他的总统就职典礼，可谓极为简略。只有黎府门前悬挂着两面五色旗，东厂胡同的两端停有十数辆汽车马车外，才显示出本宅有大事发生。典礼仪式即将举行的客厅内，也只是临时悬挂了几面旗帜；厅北面放了一具屏风，厅中站了一队军乐队，没有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节和各界精英。唯有段祺瑞及内阁成员见证了这一时刻。10时10分，黎元洪穿着军服在数名幕僚和军官的簇拥下，来到厅中站在屏风前，向排列侍立的阁员鞠躬。各部长也向黎鞠躬三次，接着黎元洪发表了就职宣言，典礼便结束了。
在这天，黎元洪又将继任一事通告中外，再次表示维护共和国体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望。他在通告里说：“自惟德薄，良用竞竞，唯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
“自惟德薄”，黎元洪还真是自谦了。章炳麟在《大总统黎公碑》里赞美他的纯德远超同时代的大佬们（自有纯德，不由勉中，爱国恳至，不怵强大，度越并时数公远甚）。不幸的是，他遇上了民国史上最强势的段内阁；黎大总统柔软的德性抵挡得住刀枪的寒光吗？
偶然
黎元洪之就任大总统，似为连续的偶然机缘促成。
1911年武昌首义时，他已经四十七岁，职位不算高，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领。他不是革命党人，也非首倡起义的领导人，然而却出乎意料地成了湖北军政府首脑。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起义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把他搜了出来，用枪逼着他当了老大。在给北洋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他如是表白：“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此后，他也果真一力维护法统，弃专制而向共和。
如今，袁世凯因复辟千夫所指，仓皇死去，他又按照《约法》顺位做了总统。他能当上总统，与辛亥年可谓异曲同工，在时人及后来人眼里，这位为人忠厚的“黎菩萨”似乎捡尽了便宜。事实上，早在辛亥年四月，湖北革命党人就讨论过选定黎元洪来领带新的革命政府，因为他能够联合这两个互相竞争的革命集团。当日，黎元洪并未想到他以后还将承受由此带来的历史因果。
而学者周锡瑞目光深远：“确定黎元洪领导新的湖北军政府，这恐怕是在武昌起义过程中做出的最关紧要的选择。一直到1913年年终，黎元洪都控制着湖北，成了袁世凯在长江流域的重要同盟者。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一种由军界上流人物与绅士及官僚的支持者结合起来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延续到军阀时代。”（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在袁世凯时代，黎元洪是一个清高的帝制反对者。1914年初记者黄远庸拜访黎元洪，有机会在瀛台吃一顿副总统府的午餐。此时的黎元洪，事实上是袁世凯的囚徒。黄远庸的报道字里行间透露出，黎元洪除瀛台外不能越雷池半步，甚至他的随从仆役出入府邸也受到限制。黎元洪对国家大事没有决策权，每天唯有读书练字，修心养性。堂堂副总统落得和傀儡皇帝光绪一般的命运。据他的副官胡人俊回忆，黎元洪读书之际，突然会掩卷大放悲声。
但黎元洪“忍功”惊人。这时候的北京城，不论是逊清显宦，还是民国名流，多少人都被袁世凯网罗，献媚争宠，点缀升平。黎元洪以“三无”——无智、无能、无为——善自掩饰、韬光养晦。为了拉拢他，袁世凯让第九子做了黎家的女婿。袁世凯想当皇帝，曾数次试探黎元洪口气。有次问他：“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接着马上又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样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黎重光《父亲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
当袁世凯真的称帝时，这个忠厚人表现出了少见的刚烈。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登基成了中华帝国的皇帝。洪宪皇帝的第一道诏书，便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数月前，黎元洪已经借口夫人有病，要求搬离瀛台，无奈袁世凯出资十万元，买下了东厂胡同的新宅子。
于是新朝的文武百官奉命前来黎府祝贺。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一身便装的黎元洪回答说：“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绝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绝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后，他转身进了屋子，百官们只好默默离去。
史学家唐德刚曾经惋惜袁世凯晚节不保，实则是“我国近代从极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国制度，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则此项转变，非有两百年以上之慢慢磨炼不可”。（唐德刚《袁氏当国》）在这个转型期，混乱、反复在所难免。民国初年的乱局，确也曾让不少醉心共和之人失望，曾是同盟会骨干的孙毓筠、刘师培不也成了帝制拥护者了吗！
旧军人出身的黎元洪为何一旦投身共和，便对君主制再无留恋呢？从性格上来看，黎元洪为人十分朴厚，这样的人往往不容易暮四朝三，尤其他不愿打破自己在民众心目中“共和元勋”的形象；从经验上来看，人常常会从不同的非政治的经验中，获得使自己在政治世界中立足和发展的技巧和洞察力，大概黎元洪深感帝制已经过时，任何想复辟的人都会成为国民公敌。一贯谨慎小心的他才不会冒这个险呢。
执法者难为
当上总统的黎元洪，很快便体会到做一个旁观的帝制反对者，比做共和和法治的执行者容易得多。
南方的护国军强烈要求大总统惩办复辟帝制的“祸首”——袁世凯麾下的“十三太保”。但是“皇太子”袁克定不但自己毫发无损，还请求从名单上划掉两员大将；北洋老大哥冯国璋也来电为段芝贵求情；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曦则替严复和刘师培说情。国民党方面也要求特赦两位党籍人士。基于政治，基于人情，黎元洪都不得不答应，最后只得下令惩治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八人。
这便是黎大总统要面对的现实：虽然北京政府是共和政体，立法、行政和司法也由法律予以区分，但实质上是各种关系网络构成的派系政治。“以广泛的关系网为基础，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在自己周围集合成由能干、忠诚、地位优越的人组成的派系。在共和宪法规定的不熟悉的社会中，领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的派系来继续开展政治活动”。（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而此时最有力的派系，是总理段祺瑞的皖系势力，他一开始便把持了政府。这正是黎元洪从湖北军政府以来的政府组成模式。于是我们可以说，他的命运既是偶然的，又几乎是必然的。如果不是以军队力量作为权力基础，如果没有私人积怨（在袁世凯授意下，威逼黎元洪离开湖北赴北京的正是段祺瑞），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性格上的互补，原本是一对绝佳的政治搭档。
黎元洪则踌躇满志，他准备重开议会，恢复被袁世凯中断的民主政治。为此，黎元洪延揽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从7月起给梁每月津贴两千元。这年8月，中华民国重开国会，五百一十九名两院议员出席。黎元洪亲自到国会致祝词，他希望议员们“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旨归，立宪政之基础”。在数日后的茶话会上，他再次恳请议员们体谅这届政府由各方势力构成，变乱纷纷之后，对人对事莫要过分严格，以便和政府相互提携，促成法治国家。他的诚意打动了议员们，在9月初，国务员人选全部通过。
然而，很快黎总统就体验到他这个国家元首，恐怕多数时候只是个“橡皮图章”。用丁中江的话说，“黎元洪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梁启超看得极为明白，他在给蔡锷的信中，预言黎元洪有位无权，政局前途隐忧多多。故而梁启超先是拒绝黎元洪的邀请，不想置身于漩涡之中，后来则选择与实力派段祺瑞联手。
民国初年宋教仁致力于“责任内阁制”并为此丧命，谁曾想竟然在段祺瑞组阁时实现了。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这个段祺瑞的心腹不久写了一张通知，派人送到新华门总统府传达室，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所有总统的信件、包括私信，皆送至国务院开拆。直到徐世昌一日来访，问及前几日所寄的信件，黎元洪方才知晓此事。黎总统脾气涵养再好，恐怕也要出离愤怒了。
此时，国会也是政团林立，意见分歧。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为首脑的“研究系”，原是反对帝制的中坚力量，现在转而和北洋系携手；而有国民党或依附国民党背景的其他几个社团，则持反段立场。南方革命党人和北方军阀势力的消长，一直是北京政府面临的现实难题。黎元洪当上了总统，正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如今黎元洪决心再次利用这个政治空间，积聚力量以掣肘段祺瑞。段祺瑞自然不肯坐视。府院过招，随即便发生了新任司法总长张耀曾贩毒案。因涉嫌主角是护国军首领唐继尧的弟弟，普遍认为这是北洋系借机打击西南派。而黎元洪提名的外交总长唐绍仪，上任途中，便遭到北洋系联名通电反对，给他安上了十二大罪名。唐绍仪无奈只好通电总统总理辞职，电文里直指北洋系：“枭雄柄国，颠倒舆论，仇视贤良，功罪错乱，黜陟舛迕，甚为骄兵悍将，嗾使干政，内外相结，上下交攻，遗毒无穷，于今为烈！”（沈云龙《黎元洪评传》）
南北方你来我往斗法，小动作不断，黎元洪仍然希望来弥合纷争。这年双十节，因为共和重建，他发表大批授勋令，首授孙中山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六人以勋一位；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三人以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其他的西南反帝制派、北洋帝制派，乃至逊清皇室的载涛等人，分别都有颁赏。他就像个裱糊匠，用有纹饰的纸糊上裂缝，让这座纷攘械斗不止的屋子可以停下来装修一番。自然，他也逃不掉“滥用名器”的罪名。
“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黎元洪所希望的法治，在武人干政和派系政治下，终不得施行。总统、总理与国会正慢慢地陷入龃龉丛生的危机之中，最终将不免于破裂。政事的每况愈下，使得袁世凯死后民国恢复秩序的期望落空了。
矛盾在1917年春天达到了顶点。
4月，段祺瑞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督军会议，要求总统、内阁和国会批准中国加入协约国。梁启超一力推行，他希望中国借由参战提高国际地位。在参战与否的问题上，民国的政府要员、各省督军们和社会精英们各有立场。军阀们支持参战，主张解散国会。督军团们表示，如果国会不通过参战案，就要求解散国会。黎元洪的回答也少有的强硬：“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在幕僚们的撺掇下，黎元洪发了一回狠，免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北方八省的督军立刻发难，宣布脱离黎政府。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表示免段为非法，准备“北伐”，要做“北洋派的李烈钧”。安徽督军张勋紧紧抓住了这个时机，要做和事佬，调停府院矛盾。在张勋的压力下，黎元洪又解散了国会。
1917年7月1日，黎重光回忆说，他在家里听到父亲在前面办公室大发脾气，后来得知是梁鼎芬劝说总统“归政”。（赵《夹缝中难生存的总统》）原来这天凌晨3时，溥仪已在乾清宫升座，宣布大清复辟了。
黎元洪怒气冲冲，斥责前来劝退的代表，大骂王士珍“毫无心肝，背叛民国”，又对梁鼎芬说：“民国系国民共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举，当以全国公民之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君欲尽忠清室，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余对于清室即不负治安责任。”
北京城里再次龙旗翻卷，唯有总统府仍然挂着五色旗。黎元洪及时发出通电：“天未厌乱，实行复辟。闻清室之上谕有‘黎元洪奉还国政’之言，不胜惊骇。因思中华国体，由帝制而共和，根据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终始，此外他非所知。特此电闻，以免误解。”
乘着活动还没有被限制，黎元洪又致电冯国璋，让他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又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此时，张勋的驱逐令也到了。黎元洪从后门出府，住进了法国医院，后又到了日本使馆。
很快，段祺瑞打败了张勋的辫子军。在段祺瑞而言，迎回黎元洪比副总统冯国璋更为有利，然而黎元洪已经心灰意冷，再加上张勋复辟是由他援引入京的，内心不免愧疚。他通电自我弹劾，真称得上民国熠熠生辉的文章。可知民国当政者尚有“政治德性”，也还有传统的道德感，一旦觉得有负权责，便引咎辞职。他先表明复职纯属流言，接着又列举自己因求治太急而犯下的“五大罪”：不能疏通国会；尔后又解散国会；援引张勋；不能反抗复辟，托庇于外国医院等。其中解散国会尤其令黎元洪痛心不已，他自责“寡草随风，卒隳操持”。（刘丰祥《性格与命运——辛亥革命前后黎元洪政治命运的性格因素》）
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很快感觉到京城对他来说，已经是个险地。据黎重光回忆，家里的一个卫兵意欲刺杀黎元洪，结果刺死了卫队官长。黎元洪决定像民国的名流和下野政客们一样，退居天津做个寓公。
少了黎元洪这个黏合剂，大批议员南下，在广州举行了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于是南北彻底分裂，一国之内出现了两个政府。写《黎元洪评传》的沈云龙说这是“民国史上之最大不幸也”！
实业救国
政治失意的黎元洪，也有意料不到的收获，他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实业。实业救国，也是黎元洪的夙愿。辛亥革命后，财政紧张，身为副总统，他便主张从生产入手，振兴实业。《黎副总统政书》里便提到“未雨绸缪，首倡实业”，“应以实业为根本。开源节流，即视乎此”等实业救国的思想。担任总统的一年，是纷扰不断的一年，他无力去关注整个国家如何发展实业，如今无事一身轻，五年之内，黎元洪投资了二十多个银行和厂矿。
而北京政府再度风云变幻。1922年直系掌握了中央实权，冯国璋死后直系首领曹锟需要一个过渡总统，黎元洪又成了最佳人选。所谓补足总统任期，恢复法统，一石二鸟，既推翻了徐世昌，又打击了孙中山的护法政府。
黎元洪发出了三千字的“废督裁兵”“鱼电”，表示有条件同意复职。一番讨价还价，黎元洪终于发电宣誓就职。据总统侍从武官唐仲寅回忆，黎元洪大有前度黎郎今又来的畅快和得意。在复职典礼上，黎元洪穿着礼服来回踱步，对镜顾盼大笑：“大家都说我是黎大苕，今天我黎大苕又回来坐天下了！”
或许是忠厚和戆直只是一线之差。究竟是继任未完成的上一任总统还是临时总统？黎元洪纠结于自己身份的合法解释上。
在黎元洪复职之前，《努力周报》蔡元培、胡适、丁文江、汤尔和、陶孟和等人便联名提出宣言，主张政治改革，提倡“好人政府”，建议召集各省和平会议，谋求南北统一。黎元洪上任之后，也确实任命了有声望、有现代意识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家组成了“好人内阁”。
然而，黎元洪绝没有“冲”的胆魄，他反而要依靠直系来保住总统之位。对他的性格，他的老师严复曾有评价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西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
岂止保不了国，最后甚至堂堂民国总统也被羁禁在火车上，悲愤到要饮弹自尽的地步。“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衅，新站之危，已拼一死已谢国人，左轮朱殷，创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利则辞禄久，权轻于纤忽，祸重于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法而来，不能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折，正义之不可摧残……”如今再读黎元洪从天津通电全国的文字，令人叹惋。共和、宪法，这些最珍贵的字眼就这样在派系斗争中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徐世昌：武夫时代的文治梦想
文/刘永峰
以文人总统倡行“文治主义”，而在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中，曾被目为“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
1921年6月3日，北京，一场教育界的索薪运动，给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徐世昌带来了麻烦。
那天上午，尽管正下着雨，但是天安门外，聚集的示威游行学生却越来越多。到九时许，陆续到来的，已有约四五百名男女，他们各自手持白旗，集合后向西走去。这时，不断有巡警，沿途劝解，令其解散，但游行队伍，坚持要到总统府请愿。一直以来，武人的骄横跋扈，都是这位大总统挥之不去的困扰，而至此，对徐世昌更为不利的是，知识界对这位文人总统的日益不满也爆发了。
总统府大门——新华门外的栅栏前，请愿的学生已是围了一重又一重，京师警察厅派来的巡警与公府的守卫严阵以待，频频设法制止，“经国务院派人劝谕，该生等仍麇集不去”。（《政府公报》）至下午一时三刻许，数百名请愿学生又涌向教育部前去示威。总统府门前，留下六名学生代表依然在坚守。
在雨中，请愿学生依然没能见到总统出来，只是稳坐于中南海内的徐世昌，内心是否也依然平静呢？徐世昌知道，在总统府外，学潮队伍汹涌澎湃的声浪中，他的声望也在一点一滴地坠入谷底。他也许还会感慨，三年之前就任总统之初，他是如何踌躇满志地设想着治国的方略。那时，人们对于这位文人总统是报以何等的欢迎，他风光无限之际，其情形竟似深孚举国殷望。而这所有的一切，很快又都如烟花般幻灭了。
就职与誓言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10月10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旧总统交接仪式。
上午8点半，冯国璋派钱能训和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备礼舆迎徐，待徐至公府，礼官导引徐至怀仁堂礼台。9点整，冯由居仁堂到怀仁堂，与徐同向国旗三鞠躬礼。礼毕，冯东向致颂词，徐西向致答词，词毕互相一鞠躬。礼官送冯回居仁堂，冯即迁出公府。10时整，徐在居仁堂南向，向议长及议员宣读誓词，词毕转向北，与议长议员同向国旗三鞠躬，礼毕议长议员转东向，阁员及文武百官西向，徐世昌立于礼台宣读就职宣言。（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在就职典礼上，徐世昌宣誓说：“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他说，眼前最要紧之事，“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内政之外，还当求自立于世界之道，国家权力之发展、国际地位之保持，亦为国家存亡之关键。
正如其就职宣言所讲，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当时，国人已厌倦了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一战结束后，许多时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们对于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据国民党元老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回忆，当徐世昌想借重其夫撰写《欧战后之中国》一书时，黄颇踌躇。严修对他说：“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黄才往北京助徐完成此书。（沈亦云《亦云回忆》）陈独秀也曾对“文治主义”寄予厚望，他说：“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像中国的徐总统，像日本的原内阁，都是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
当时，青年的学生心中也对“文治”充满了期待。据历史学者郭庭以回忆：“我们最不喜欢看到国家分裂，不喜欢内战，而徐世昌是反对南北战争的。”
文人总统的和平命令印证了知识青年的愿望，在开封庆祝徐任总统的大会上，他们心里“充满了快乐”。欧战结束，“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仅国与国间没有战争，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
“文治”难行
深孚众望的徐世昌上台之后，首先便是贯彻其“偃武”的主张。
有感于内外舆论的有利形势，徐世昌就任第十五日便签署和平令。11月15日，又在北京召开各省督军会议，奉督张作霖、直督曹锟、皖督倪嗣冲、鲁督张怀芝、吉督孟恩远、豫督赵倜、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晋督阎锡山等九省督军应邀到京。除此之外，绥远都统蔡成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黑龙江、湖南、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各省代表，另参战督办段祺瑞等也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连开两日，各路军阀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收束军队，整理财政等。并在16日，下令前线部队停战休兵。
一时全国和平空气甚为浓厚，徐世昌遂为中外属望之一人。他欣然自得，顾其左右说：“和平统一之时机已至，不可失也，中国安危其在此一举了乎！”
如果说一开始对于和平极为乐观的舆论环境，还会令徐世昌颇为踌躇满志的话，那么当真正行动的时候，他才渐渐意识到，一个手无实权的总统，在军人之间周旋，是如何无能为力。
1919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上，南北军阀均拥兵自重，互不相让，尤其北洋实力派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令和谈难有进展。当西方外交团频频向徐催促和谈进行时，徐世昌无奈地感慨道：“我一个人想和，和得了么？”
南北议和未果，同样，徐世昌的“偃武”主张在处理军队问题上也举步维艰。他原本打算“以文辖武，废督裁兵”，集中兵权于陆军部，各省省长悉数由中央改派文人担任等。这些措施对于各派军阀来说，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到头来，文人徐世昌所设想一切“偃武”主张，在恃兵跋扈的军阀面前，都成了纸上谈兵的妄想而已。
徐上任以后，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仅未能缓和，而且更有愈来愈糟的趋势。各地军阀为击败对手，争夺地盘，大肆扩军。据资料显示，1918年，北洋政府陆军人数就已超过八十五万人，仅到1919年初，陆军规模就已增至一百三十八万人，这还不包括地方军阀手下的杂牌部队。军队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的逐年增加。至1919年，其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超过40%。
“偃武”的悲剧，使得徐世昌的“文治”主张也受到连累。徐就职之时，面临的财政问题也十分困难。迫于欧美主张停战和谈的压力，日本债款之余额已停止拨付；财政、交通两部收入又掌握在安福系手里，以为党费开销；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税款，但仍向政府催索军饷；当时历来外债又先后到期，债权国催促急如星火，而国库空空，无法应付。沈云龙也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军费浩繁，武人索要无厌，地方割据，税入大半截留，以致中央财政困难，司农仰屋兴嗟，尤令世昌束手无策，影响所及，则行政教育经费，亦不能按时发放。相继发生北京各校罢课，中央银行挤兑，内务、教育、司法部员工罢工，……政象之乱，为往昔所未有，甚而演成教育界之‘六三’索薪潮。”
索薪潮
1921年3月，北京八所国立高校的教育经费，已经积欠数月未发。各校不得已于3月14日陆续宣言暂行停止职务，并联合八校教职工共商办法，一同与政府作具体交涉。15日，八校教职工代表在美术专门学校举行会议，推举北大马叙伦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会后，由北大代表马叙伦、陈世璋、法专代表姚憾携带呈文，往谒国务院总理面递。
此后，国立八校教职员交涉多次，亦无结果，遂于4月8日宣布全体辞职，教育部长范源廉、次长王章怙已无法应付以提出辞呈。此后，北京各公立中小学亦以罢课为声援，风潮愈行扩大。
当然，政府一再食言，拖欠教育经费，对于总统及教育部而言，确实也有十分的难处，足见那时政治的弊端。徐世昌的“偃武”政策不仅难以执行，尤其可悲的是，反而武人更为得势，国库帑藏首先被用作军费及军阀们的享用。据资料记载，这年4月，本由交通部协济之教育款项，就被挪用充作曹锟、张作霖来京的招待费用。
“六三”之前，首都教育界就已是连日到部请愿，“共起而为最后之挽救”。“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二人，呼吁于新华门内者，经两昼夜，饥寒虐辱，已备偿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不忍“此辈纯洁之青年”“为维持教育而遭此僇辱”，于6月3日集议，当天即到教育部，请马次长暨八校校长，与教职员代表，同往总统府，“向总统陈述政府摧残教育，及一再失信不能负维持教育之责任等情”。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上万的人，都齐在教育部内，请马代部长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沈云龙《徐世昌评传》）
文治的失望
马叙伦的记叙中，依稀可见的还有士人对于当日“文治主义”的失望。徐世昌系前清翰林，自就任总统后，“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标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区别于北洋军阀”。为此，他特于总统府内成立晚晴移诗社，定期与遗老、名流饮酒赋诗、研究书画。然而也就仅此而已，由于武人的制约，其“文治”的主张再无更多的表现，对于政治的进步更是几无贡献可言。
对此，曾一度憧憬着“文治”的士人不免顿感失望。徐世昌上任仅一年光景，李大钊就曾揶揄说：“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以为一定可以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作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
真正损毁其“文治”形象的，则与徐世昌对“新思潮”的态度相关。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徐氏执政时之‘五四’运动前后，适当中国学术社会之转型期，思潮泛滥，情势大异，外国学者杜里舒、杜威、罗素均曾先后来华讲学，新知启发，为时所尚；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恩格斯之无政府及共产主义学说，亦以译介输入，汹涌澎湃，堤防尽溃，而醉心者诧为新奇，几于中风狂走，若干名流伟人，不稔其是否适合国情，且从而播扬之，甘效前驱……”
当此情势，徐世昌却大力提倡颜（颜元）、李（李塨）之学，主张讲务实去空谈，以救时弊；又下令学校尊孔读经，研究国故，督饬学生专心读书，不得干预政治。徐的保守自然令学界崇尚新潮的人士极为不满。
另外，“五四”以来，学生对于政治运动渐感兴趣，其固有之温和敦厚、彬彬有礼，一变而为激进。教育界的这些表现，使政府统治颇感棘手，渐成对立。在这种语境下，6月3日，新华门外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血肉横飞”的一幕。
声誉扫地
请愿师生来到总统府时，新华门早已关闭，门前布置了队伍，他们一到，就被阻拦。“以堂堂民国政府，岂有禁人请愿之理”，他们遂与卫兵理论，令其放行，然后，冲突遂起。
当日的《政府公报》这样描述事情的经过：“马叙伦紧拥马次长身后，并用扬声器号令大家打进去。其时守卫队兵正欲设法制止，即见在后之教员学生等，群拾马路石块，向前攒击，一时石子乱飞，秩序紊乱。卫兵等奋力卫护马次长，救入新华门内。马次长头戴绒帽遗失，腰背等处均各受伤……纷乱之际，马叙伦等先行抽身潜逃。似经兵警弹压，始各陆续散去。”
事后北京八高校联合声明的材料中，则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细节：“同人等请次长、八校长及八代表并学生代表等人入府，讵卫兵不准通过，蛮横异常……卫兵不但不许通行，并用枪柄刺刀乱加刺击，知机之马次长，稍受微伤，立即声言：我是次长。卫兵等乃许其通过，彼遂独自入府。卫兵更继续痛殴同人及学生等。是时天方阴雨，新华门外，血肉横飞，同人及学生等，相继伤仆，枕藉于泥泞之中者，不计其数。最痛心者，十余龄之男女学生，亦均遭蛮横军卒之痛击。”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么蛮横的行为竟然发生在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府前。事后，国立八校全体教职员发表宣言，对徐世昌的“文治主义”嘲讽道：“犹忆徐总统就职之日，即以文治号召于国人。今也首都教育，先受摧残，而标榜文治之总统，竟坐视阁僚之辱蔑师德，摧残教育，而若无睹。迨教育界起而谋救起之方，又复纵令卫兵行凶伤人，溅师儒学子之血于文治总统白宫之前，而国家高等文化中心，遂全破坏于徐氏文治旗帜之下。此诚国家之不幸，而民族之奇羞也！”
这一年，是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第三个年份，也是内政外交最令其烦扰的一年。外蒙失陷的事实，已无可挽救；在南方，粤桂湘鄂之间的战事，依然征伐不止，对于战乱纷争的日子，人们已不堪其苦，但大总统也有心无力，只有徒然怅恨而已。不仅如此，各地罢工、学潮也是此起彼伏，这些的背后都暗藏着令人棘手的问题。它们不断地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涂抹着一重又一重的阴影。而又一年后，这位民国史上唯一的文人总统落寞辞职了。
袁世凯：摇摆中的共和
文/何书彬
共和还是帝制，始终是摆在袁世凯面前的两条路。他以共和梦始，以帝制梦终，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1912年2月12日，外有革命党施压，内有袁世凯逼宫，隆裕太后和清帝颁诏退位。
退位诏乃是立宪派领袖张謇所拟，其中说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袁世凯审阅过诏书，又在末段增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戛然而止，中国进入共和时代。
誓词
在清帝退位后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赞成共和：“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2月15日，南京参议院全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至此，清廷和南方的革命党人都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兴致勃勃，2月16日下午，他把海军上将蔡廷斡叫至官邸，让蔡为他剪辫子。（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然而在仅仅两天前，蔡廷斡还在抱怨袁世凯太“顽固”，他对《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等到袁世凯的辫子一掉，蔡廷斡就把这个“独家消息”告诉了莫里循。袁世凯的副官唐在礼目睹了整个剪辫过程，他观察到：“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这种极其开心的表现，在袁世凯的一生中都非常少见。
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办，袁世凯宣誓效忠民国：“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蔡元培代表南京参议院接受袁世凯的誓词并代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谦虚作答：“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
早在革命党人与清廷相持不下时，黄兴就以南方民军司令的名义致电袁世凯，把袁比拟为中国的华盛顿。如今帝制既倒，共和初建，时人对袁世凯更是倍加推许。1912年5月，有记者问孙中山：“先生让总统之位与袁世凯，是由于个人之意乎？抑以为如此更换更有益于国家乎？”得到的答复是：“两者皆是。因袁君鼓动共和久矣。”
约法
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时，袁世凯也不得不经受时人质疑的目光。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这样描述袁世凯的剪辫：“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但是袁世凯的内心并没有从此发生很大变化。”
在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即觉得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典礼根本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
莫里循对此也有着类似的记录：“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袁世凯则很快感受到临时大总统之棘手难当。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简称《临时约法》），规定采用法国式责任内阁制，袁世凯遂依法于1912年3月13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等实权部门均由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等袁派人物一手控制。
这本来堪称袁世凯的私家内阁，但从唐内阁成立的那一天起，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袁、唐二人就不断发生冲突。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虽为国家元首，但由于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就成了空有其名而无权的虚职。于是袁为抓权，唐为履职，二人争个不休。袁派的总长们在请示时则都是直接找总统，如财政总长熊希龄在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就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照例不顾总理。唐绍仪的内阁总理干不下去，只好辞职。
但是，袁世凯的苦衷比唐绍仪一点都不少，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一年后，他在一份文件中“谨述甘苦”：“为国民一言：夫用人实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会……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
什么事儿都办不成，让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意见越来越大，他开始向往“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张广建致邮传部电》，《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南方的激进革命党人一直在检举袁世凯有“帝制自为”的野心，唐内阁倒台后，眼见着袁世凯开始超出《临时约法》规定的范围揽权，这种质疑的声音更为明显。
袁世凯则在1912年6月24日发表公开电为自己辩护。“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孙中山此时也为袁世凯做解释：“故余信袁之为人……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袁总统今日实处于嫌疑之地位，作事颇难，其行政多用半新旧之方针。新派以其用旧手段，反对者愈众，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10月6日）
摇摆
外界对于袁世凯的质疑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做了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对于共和制的兴废，的确正处于摇摆之中。
1912年秋天的一天，顾维钧在向袁世凯报告了他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后起立告辞，但袁世凯让他稍待，要和他谈话。
袁世凯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维钧就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维钧就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就问，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顾解释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应该用不了那么久。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说，“我提这段谈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对共和制不了解的又何止是袁世凯呢？孙中山对此也只能感叹说：“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
全国上下唯有一片抱怨之声。人们发牢骚说共和政体让社会崩溃，“民国不如大清”，就连报章上也开始鼓吹说“共和政体不合国情”。
独裁
如果说之前袁世凯对共和政体还是尚存疑问，那么，在“二次革命”过后，他就愈发觉得共和制不适于中国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3月23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一怒之下，不待法庭审理宋案，即开始兴兵讨袁，民国打响了第一次内战，双方交锋不足三月，“二次革命”即烟消云散，孙中山逃亡日本。
袁世凯则在1913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当天著名记者黄远生看到的是一个志得意满的袁世凯，他“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不过袁世凯正在把他共和誓词甩到一边。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念誓词“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时，“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
时未期月，袁又在11月4日发布解散国民党令，之后又解散国会。袁世凯向芮恩施解释他为何这么做：“这个国会并不好，因为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经验的理论家和年轻的政客们组织起来的。他们要干涉政府，也要使一切事情都通过立法手续。他们真正的任务是要通过一部永久性的民国宪法，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袁还对芮恩施以很当真的口气说：“我们传统的习惯和你们西方的根本不同，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抽象的政策观念。”
他接着做了一个比喻：“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用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芮恩施在他的《使华手记》里写道，袁世凯一直在“津津有味地重复说着这个比喻，目光炯炯地在我和其他客人方面搜索着同情或保留的表情”。
袁世凯一步步走上了从终身大总统到皇帝的独裁道路。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正式废除了《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人称“袁记约法”，共十章六十八条。该约法规定大总统任期改为十年，不限制连选、连任，并可推荐“接班人”，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还可以传子。
但又何止袁世凯开始心仪独裁呢？二次革命后远遁日本的孙中山痛定思痛，总结失败原因，认为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之后，蛇龙混杂，纪律全无，不堪当革命大任，必须毁党造党，于是他开始组织“中华革命党”，每一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为唯一领袖。此举当时即招致多方非议，认为这将造就一个极权政党的独裁党魁，但是孙中山分寸不让，还训导“同志”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服从我……”
“袁记约法”则取消了立法机关对大总统的弹劾权、国务员对大总统发布命令的副署权。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至此，袁世凯的两次就职誓词都已烟消云散。接下来的事情世人皆知：袁世凯来了一场失足的皇帝梦。他为此起了一个“洪宪”的年号，意为“伟大的宪政时代”，但是迎接他的是众叛亲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孤独和懊悔中去世，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昏厥复苏之后，微息微叹之间，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他”是谁？世人只能猜测。
无人能收拾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代。1913年，当芮恩施初到中国的时候，他对共和在这个国度的扎根还保有信心，“中国有着可供民主种子生长的肥沃土地，但是五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毁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而共和政体却是相当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现在仍然处于调整的时期”。
但是当他观察到中国历年来因这些“调整”而经受的痛苦和迷茫之后，在1919年离开中国前，他已经换了一种心境，在《使华手记》里忧心忡忡地写道：“倘使中国现在在信心上感到失望，那么，它在精神发展和政治发展上的这种幻灭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我们在太平洋彼岸将看不到一个和平的工业化的并同情我们理想的国家，面对的却是一个受着残酷控制的实利主义的庞大军事组织。”
“祸害星”伊藤博文
文/陈杰
伊藤博文被认为是日本宪政之父，在推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一生是日本由幕府时代走向现代的见证，也是日本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社会过程中的缩影。虽然伊藤博文对日本的历史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且正面的作用，但是对于日本周边国家来说，尤其是中国与朝鲜，他却扮演着一个残忍的侵略者的角色：他一步步将朝鲜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使其一度彻底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他虽然不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始作俑者，却是旅顺和威海卫屠城计策的制定者、占领台湾的罪魁祸首；他是中日《马关条约》的日方全权代表，利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狠劲，从孩童时代就显现
伊藤博文于1841年10月16日出生于日本周防国熊毛郡束荷村。他出生时家境穷困潦倒，其父亲十藏在束荷村村正家里做帮工。由于十藏生性粗放、不擅长理财、好逸恶劳，不久便债台高筑，被村正辞退。此时，十藏的收入已经不足以养家糊口，因此便将伊藤博文寄养在他的岳父家中，自己独自去外地谋生，这时的伊藤博文年方七岁。
在两年多的寄居生活里，伊藤博文本应像他的母亲一样，举止谨慎得好似林妹妹进贾府一般，可事实并非如此。伊藤博文生得虚弱，身体瘦小，脸色苍白，这和他穷困的家境无法为其提供富足的生活有关。因此，周围的小伙伴们经常开他玩笑：“你是一个葫芦，青葫芦，快喝点酒把脸弄得红起来吧。”然而，这个弱不禁风的、过着寄居生活的少年却得了个“祸害星”的称号。家境穷困却又过着寄居生活的伊藤博文养成了一种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习性，正如伊藤博文的老师吉田松阴所说，“年轻的伊藤博文就具有了周旋家（外交家）的风度”。
当时的日本农村流行着一种类似于警察与土匪的游戏，孩子们分成两队从事作战游戏，年幼的伊藤博文总是喜欢做一队的队长，而由于他的性格坚强、机智诡诈，他也总是得以成为队长指挥年长的少年们。有一年初冬的时候，伊藤博文照例统帅一队“作战”，由于对方孩子的年龄比本队的年长且身体强壮，在正面的战斗中，本队的战况极其不好、节节败退。作为队长的伊藤博文便召集队员商量对策，当队员们一筹莫展时，伊藤博文想出了火攻的对策。他命令大家将对方引诱到枯槁的芦苇丛中，集中大量队员堵住“敌人”的退路，然后从上风处点火，最终的胜利自然归属于伊藤博文一方，但是好几个小孩都因此被火烧伤，他的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到受伤的小孩家里赔礼道歉。当时的伊藤博文还没有读书，这类似于《三国演义》里火烧博望坡的情节，应该不是从书本里得来的知识，是否是从大人讲的故事中学来的，我们不得而知。这件事证明了伊藤博文身上所具有的狡诈、不择手段的基因，这在其以后参加的倒幕运动、明治维新的活动中深有体现。
伊藤博文直至成长到十四五岁还只是一个僮仆，在乡下过着平庸的村童生活。这时的他和许多乡村儿童一样，没有什么青云之志，当时的天下形势风云突变，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日本国的存在，他的生活与所了解的世界只存在于口耳相传的范围。然而，时势造人，在他从少年过渡到青年的敏感时期，日本发生了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这就是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驶入浦贺港，开始叩击闭关锁国的日本的铁门了。此时的大清帝国早已被迫打开了一扇窗，懵懂地看着陌生的世界而不知所措。伊藤博文这个时候正在做来原良藏的僮仆。浦贺湾一声炮响惊破了伊藤博文的村童梦，通过他的主人来原良藏这个将要担当国难的人，他将开始了解日本，放眼世界。
伊藤博文的青年时代，实际上是他追随前辈人的时代。他最先追随来原良藏，后来师从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吉田松阴被处以死刑后，他便追随被称为“明治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搏击于时代的大潮中。
马关，伊藤博文的“出发地”
马关即现在的日本山口县下关市，是日本著名海港。马关对于伊藤博文的政治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在马关的活动使他的外交才能得到初步展现，也确立了其在明治政府中不可或缺的外交地位。马关可以看作是伊藤博文政治发迹的起点。
1863年5月23日，一艘美国轮船驶进了马关海峡，因为海潮退落得很低，轮船不得不抛锚停泊，等待夜晚涨潮。不久，太阳落山，夜色苍茫，忽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两艘帆船，向着美国船靠近，突然炮声连续地响起来。原来这是长州藩的两艘军舰奉了幕府的命令开始炮击夷船，美国船没有预料到此事，来不及起锚，便将锚链切断逃走了。这是马关攘夷的第一声炮击。随后，又有几艘法国船、荷兰船遭到不同程度的炮击，很快各国获悉了日本的攘夷举动，这自然激怒了各国公使。在近代的国际秩序中，这种举动无法见容于已经缔结了修好合约的国家之间。日本国内存在的过激的尊王攘夷派与开国派之间的斗争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此时的日本处于幕府统治末期，一些强大的藩可以自行制定政策，也可以拒绝执行西方国家与幕府签订的修好合约，因此倒幕与攘夷往往连在一起。此时的伊藤博文已经在英国学习了一年，他从报纸中得知了这一攘夷运动后，便急匆匆赶回国。在本国商船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美、法、英、荷四国决定组织联合舰队，准备对马关进行攻击。伊藤博文此时刚好从英国回到日本横滨。他深知一旦开始攻击，日本必将一败涂地，日本将不得不像大清帝国一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他一方面请求英国人加瓦尔尽力斡旋，争取总攻之举延期，另一方面设法求见长州藩主。最终，英国公使阿尔科克表示愿意等待他努力，务必达成和平解决，同时对伊藤博文的能力表示怀疑。
“但是，假如你的劝说不起作用，那么联合舰队将要炮击马关，那时你将怎么办？再打算去英国吗？”阿尔科克这样问。
“不，那时我要做攘夷军的先锋，战死于疆场。”伊藤博文的回答使英国公使拍手赞叹。后来伊藤博文成为明治政府的柱石，一生经历了外交上的一切困难事件，其机智的处理方式此时已初见端倪。
后来，由于攘夷派的固执及倒幕运动的需要，最终导致了联合舰队对马关的攻击。马关的炮台不断失守，长州藩最后不得不委派伊藤博文等签订了《马关修好合约》，合约规定了外国船只应享有友好的待遇，并且禁止长州藩修建炮台，由联合舰队四国公使商议战争赔款问题。在此次谈判中，四国公使提出了租借彦岛的要求，租借是什么意思？伊藤博文似乎不懂，但是，他觉得这有失国家体面，所以竭力予以拒绝。结果，对方将这一条款撤回，和议结束了。
条约缔结后，双方代表在马关举行了盛大的交涉与欢庆晚会。以伊藤博文为主的长州人与英国人等的交涉及欢庆曾给英国人极好的印象，这对于英国后来的对日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对伊藤博文后来利用英国人来尊王倒幕起到了启发的作用。后来伊藤博文之所以能够包揽日本的对外交涉，其缘由已经孕育于此时，因此，马关炮击事件在伊藤博文的政治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即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可看作与此有关，此时的马关颇有些“一战”德法签订停战协议时被希特勒从博物馆里拖出来的“福熙车厢”的味道。
开战，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在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时候，中日两国的反应颇为不同。古老的中华帝国在清王朝的统治下虽然腐朽，却保持了几千年传承下的中央集权的特色，他们害怕政权的不稳定，因此，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时，宁愿息事宁人以维持政权及中央集权。反观日本，这是个充满实用主义的国家，在西方入侵时，日本并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以至于各派别采取最有利于自己的态度对待西方列强。即使签订了条约也在寻找对日本发展有利的一面，这或许也是日本在近代得以戏剧性地跻身强国之林的原因之一。
一般认为伊藤博文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始作俑者，认为他当时两次解散议会，处于内政上的困境，所以发动了这次战争。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军部。日本的军部力量是自倒幕运动以来发展起来的一只好战的政治力量。日本近代以来的多次战争行动无不与军部系统有重大关联。其实，最先叫嚣“讨伐中国”的是日本军部。当时他们正热衷于对外强硬，并且倾日本全国之力在朝鲜取得的两次战争胜利，使得日本人高估了自己国家的实力，并通过战争宣传提升了国民的政治敏感度。于是，国民便立即附和这种声音，最后由伊藤博文奏请宣战的诏敕。伊藤博文考虑到日本国力弱小，并且担心战争会对国内造成重大的灾难，因此他被主战派称为怯懦的武士。随着中日战争的进行，事实证明了伊藤博文的担心，日本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
当中日之间因为朝鲜问题交涉紧张起来的时候，日本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决心出兵，但也预料到以对外软弱著称的伊藤博文不肯轻易发兵，所以决心以欺骗的手段造成战争的开始。某天，川上故意不说出开战的意图，而要求伊藤博文仅派一个师团兵力往朝鲜，说是要以此来缓和舆论。伊藤博文对于要那么多的兵力觉得惊讶，而不答应他说：“一大队可以吧？”“派遣一大队的兵力到外国去，一点儿也不起作用。如果出兵，那么总得是一个师团才行，起码也得一个混成旅团，否则做参谋总长的便负不起军事上的责任。”川上回答。伊藤博文面有难色，但因为川上的请求恳切，加上对于“旅团”这一词，稍觉安心，所以才答应了出兵。可是，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与一个师团的兵力差不多。身为文官的伊藤博文实实在在地上了一个大当，终于被“卷入”战争的漩涡中。在已经宣战之后，伊藤博文身为首相，又是国家元勋，他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
伊藤博文的欧美考察经历让他认识到：“与中国开战，即使日本胜利了，其结果怎么样呢？恐怕衰老的中华帝国会忽然遭逢瓜分的悲遇。而受其影响，处于最困难地位的就是日本。中日战争的胜利不论属于哪一方面，其实都将尽为欧洲各国所有。”随着日军的接连胜利，第一阶段作战大体完成，当时已经到了冬季，寒风凛冽，海面将要结冰。当时日本朝廷有两种策略：其一是仍旧屯兵于远东，以待春天到来；其二是日军直冲北京，与中国达成城下之盟。伊藤博文此时坚决主张屯兵远东，在他的意见书副本中表示了如下意思：天寒地冻，海上交通运输极为不便。中国海军虽无出战勇气，却并未完全丧失战斗力。很难将第二军的大部分军力输送到山海关，如果侥幸实现战争目的，清朝的朝野震动，暴民四起，就会进入无政府状态，这是中外的共识，各国必将进行干涉。此时日本则难收战争之利。鉴于此，他主张立即屠城威海卫，并占领台湾岛。因此日本才得以充分收取侵华战争的利益。
在此，我们看到伊藤博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人物。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作为日本的全权代表与清政府的代表李鸿章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在条约的协商过程中，伊藤博文更是对李鸿章所代表的清廷使用了威逼利诱的手段，致使日本取得了战争的所有成果。
被刺，一个军国主义者落幕
伊藤博文是日本近代政治的强人，他四度出任首相，为日本建立了一种有生命力的立宪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有序地进行政治上的和平演变，也使日本逐步从一个落后的闭关锁国的封建小国戏剧性地跻身于强国之林。他又是一个军国主义者，制定和推行了侵略中国、朝鲜的政策。如果德国的俾斯麦要对德国的军国主义负责的话，有“东洋俾斯麦”之称的伊藤博文则要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负责。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这使得他通过培养朝鲜皇太子来统治朝鲜的计划落空。明治政府在日比谷公园为伊藤博文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以表彰他对日本做出的功绩。
作家托马斯·卡莱尔说：“历史就是无数人物的传记。”透过历史人物，尤其是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物的传记，我们得以了解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伊藤博文其人生活于日本尊王倒幕以及明治维新时期，在这个国内、国外的剧变时期，他和日本国家一样，从被动变化到主动求变，促使日本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转变为一个近代化国家。观其一生，他坚持一个实用主义外交家的方针，不择手段地促进日本利益最大化。虽然，日本开国比中国要晚，它的发展却远比中国快。其一，日本的开国伴随着政治运动，即归还王政运动，此后并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利益集体，而是类似于邦联制的内阁负责制的国家；其二，日本在王政归还过程中巧妙利用了英国对其国内政治制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因此，日本快速扼杀了国内的攘夷运动；其三，日本的权力逐渐集中在了有海外留学或考察经历的人员手里，得以仿照欧美模式迅速构建本国政治体制。虽然日本得以迅速现代化，却遗留了很多政治问题，其一，日本在尊王倒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激进派别及思潮，这些为达到同一目的的临时性妥协未得到及时清理；其二，日本国民快速进入现代化的政治生活，未得到现代化政治思维的熏陶，极易被政客欺骗导致政局不稳；其三，军部在政治生活中影响过于强大。日本的发展与德国有许多相似，德国的和平得益于其主动融入欧洲现代政治秩序，而日本的国内政治始终是个障碍！
“肝胆总督”岑春煊：1861-1933
文/《看历史》编辑部
清末官场有“三屠”——“官屠”岑春煊，“钱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
姓名
岑春煊最开始叫岑春泽，中间那个“春”字是皇上赐给他家的排辈的字，皇恩浩荡；而“泽”是他那个做云贵总督的老爹岑毓英起的。所以1889年他老爹前脚驾返瑶池，他后脚就把名字改成了岑春煊。据坊间传说，岑春煊改名的真实原因是他的工作单位。岑春煊是官二代，老爹是云贵总督，头品顶戴，官高爵显，但他混到二十四岁才刚混上个工部郎中。一个相面的说他的工作地点“工部”又称“水部”，而他的名字“春泽”的“泽”又加三点水，容易“春潮泛滥”，要想升官得加把火，于是他就改名“春煊”了。
绰号
岑春煊，字云阶，云阶是平步青云之意，是个很官迷的字，也难怪岑家一门三总督，官运极旺。他在外面的绰号却不大好听：早年在京城时，他就和后来在武昌起义时从武昌一口气逃到日本的瑞澂，以及民国时和张勋搞复辟的大学士劳乃宣的儿子劳子乔混在一起，横行京城，号称“三恶少”。等当了两广总督后，参劾官员就成了岑春煊的新爱好了，因此他又得了一个新外号“官屠”，与爱花钱搞面子工程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钱屠”和大杀义和拳民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人屠”，合称“三屠”。尽管官做得够高，事做得够大，但他似乎还嫌火得不够，所以他晚年自号“炯堂老人”。
星座
尽管岑春煊当总督时，每年生日都少不了大堆属下争先恐后地孝敬，但他的生日就是没被正史记下来。幸亏民国时有位专给达官显贵算命的术士“观瀑主人”出了本详载当时名人八字命数的《人鉴》，我们才能从岑春煊的八字中推出他是1861年5月2日（辛酉年三月廿三）生人。既如此，不妨搞点中国特色，按中国版十二星座推算，他是“降娄”座的人。按书上说：性格直率，乐于助人，这倒挺像岑春煊，但后面说“过分听上司命令是其大弊”，就大错特错了，岑春煊的最大特点就是顶撞上司，而且容不得有人压他一头。按西方星座金牛座算更不准，他是一点儿金牛座的好脾气都没沾边儿。顺便说一句，《人鉴》上说他能活到七十二岁，这回准了！
出生地
岑春煊的出生地是广西西林，根据当时县志记载，这是一个“地处边陲，山多田少，地瘠民贫，土产并无奇珍”，连棉花、茶油都算贵重物品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出了岑家这样的“一门三总督”。
职业
岑春煊的职业就是做官，而且是做大官。他本人是官二代，虽然只考上个举人，依例最多当个县令，但他老爹还是给他捐了个工部郎中的位子，从此便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他真正发迹是在庚子国变，帝后“西幸”，当时他是甘肃按察使，千里迢迢带兵跑到山西给灰头土脸逃跑的慈禧和光绪保驾。值夜时一有响动，他就大呼一声：“臣某在此！”感动得慈禧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很快升了他山西巡抚和两广总督。入了民国，反袁护国运动中，他又成了护国军大本营肇庆军务院的都司令，1918年又在护法运动总部护法军政府里当七总裁之一的主席总裁。此时岑春煊已年将六十，但官威不减，甚至把同为总裁的孙中山都挤跑了。
最崇拜的人
岑春煊自负豪气，喜欢骂人，和他同一时代之人几乎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从某种角度上说，他是少数几个让人崇拜的人。他一生唯一佩服的恐怕就只有慈禧老太太，尽管庚子国变落魄至此，但论起政事，奖罚黜陟，一句“汝先下去”，就足以让跪在地上的臣子汗透重衫。那种不怒自威的威仪令岑春煊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他也极崇拜关公，但那已经是神了。
最讨厌的人
他讨厌的人数不胜数，从贪官污吏到军阀政客，从山林盗匪到革命党人，但要说起他最讨厌的，那就是袁世凯。从和袁世凯见面第一天起，岑春煊就认定这个“树党误国”的家伙要搞他。而袁世凯也不负所望，确实弄出个“照片门”，把他和慈禧太后最恨的康有为、梁启超的照片合成一块儿给慈禧看，愣是把他赶出了京门。后来1916年反袁护国军总部两广都司令部成立时，身为都司令的岑春煊在就职仪式上说：“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借一句甄嬛体，真是“恨毒”了他。
最喜欢的事
当然是当官，但问题是他还有另外一个爱好，就是让别人当不成官。无论是在广东布政使任上还是后来当了两广总督，仕途在他手上走到尽头的官员成千上万。有人曾给他做过统计，仅仅是他当两广总督三年中，被他搞掉的官员就有一千零六十人。在四川，他搞了一个小本本，把所有官员的名字都记在上头，然后在名字下面画叉叉和圈圈，凡是画了五个圈的就大祸临头了，要是画了五个叉，升官就指日可待了——原来叉叉圈圈的始祖和“画个圈圈诅咒你”的发明人在这儿呢！
最讨厌的事
有人反驳他的意见，有人不听他的话，有人不按他的规矩办事，有人贪污受贿，有人豪夺民财……在反腐打黑方面，岑春煊绝对能做到六亲不认。当他亲手提拔的一个下属李准为一个犯罪的下属求情时，岑春煊大怒，命人将他绑进督署，告诉他如果再敢违逆他，就“定将尔脑袋割下”。
最重要的遗产
1933年4月27日，岑春煊在上海病逝，对一个一生叱咤风云的人来说，这个结局实在太平常了一些。他在政治上大刀阔斧的反腐改革的大手笔实际上既没有拯救清朝于危亡，也没有遏制住贪官军阀的野心，甚至他最大的仇敌袁世凯也没等到他率领护国军打到北京便一命呜呼，使他手刃袁贼的愿望完全破灭，但他创建的山西大学堂却保留了下来，并且在有生之年他可以看着这所学校日益兴盛。
另一个林肯
文/张海鹏
林肯无疑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历史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争议。他是伟大的奴隶解放者还是保守的种族主义者？是公民自由的捍卫者还是宪法的破坏者？林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2009年2月12日，正好是美国前总统林肯的两百周年诞辰，美国国会早在公元2000年就成立了“林肯二百周年诞辰纪念委员会”，筹办相关的纪念活动，活动将从2008年2月12日一直持续到2010年2月12日。从1865年遇刺至今，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民众心中的位置一直都无可取代。他将分裂的美国重新团结在星条旗下，同时解放了黑奴，将美国的政治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正是奥巴马在此次总统就职过程中处处模仿林肯的原因。
然而，一百多年来，历史上也从来没停止过对林肯的争议。与他同时的美国最著名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称他是“改革的进步论者”，他的死对黑人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损失”；而一百多年后，黑人作家小莱昂·班尼特却站出来，指责林肯是“美国种族主义者的代表”。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实的林肯到底是怎样的？
基督还是暴君
1865年4月9日，南方邦联军队总司令罗伯特·李投降，美国内战结束。五天之后的4月14日，正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观剧的林肯，遭到同情南方的激进分子约翰·威尔克斯·布斯枪击，次日在医院不治身亡。一直以来，许多人都认为，林肯死后获得的巨大声誉与他的遇刺身亡有关。事实上，林肯遇刺日恰巧是耶稣受难日，这天然地赋予了他基督的形象，并一步步将林肯的威望推向了顶点。
作为第一位被暗杀的美国总统，林肯的死让美国尤其是北方的各阶层人民悲痛不已，人们在街上痛哭流涕。当载着林肯遗体的九节列车从华盛顿开向一千英里外林肯的家乡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时，千百万人默默地站在铁路边目送列车远去。《晚邮报》编辑柏克·戈德温在纽约雅典娜俱乐部的林肯纪念会上说：“没有什么比失去他更让我们难过。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举国为之落泪。”
然而在南方，许多人却因林肯的死而兴奋不已。这些在内战中失去了财产的白人，他们战前不买林肯的账，战败后更是对他无比忌恨，甚至连他死后也不愿“原谅”他。尽管罗伯特·李将军和许多南方人都对这次谋杀表示了遗憾和哀悼，许多南方人依然视此为天意，并将凶手布斯视为终结美国暴君的英雄。当时南方的一位记者凯特·斯通这样写道：“约翰·威尔克斯·布斯是我们的英雄。我不会为林肯的死感到难过，这是他应得的报应。”
南方人对林肯的敌视根深蒂固。在其遇刺四年之后，马萨诸塞州的新闻记者拉塞尔·康威尔走访了南方的十个州，他在报纸上说：“许多南方人家中的客厅里仍悬挂着杰夫·戴维斯（内战时南方邦联政府的总统）和李将军的头像，并用以前邦联政府的旗帜装饰，还有印有其临终遗言的凶手布斯的照片，以及林肯被吊死的图画……看起来在这里叛乱还没有结束。”
同一个林肯，因为价值观和利益的不同，在北方人和南方人眼中也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停滞的黑人民权
南方人对林肯的敌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林肯死后美国南北方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裂痕和分歧。因此，内战结束之后，林肯的继任者们将主要目光放在了巩固国家的重新统一和人民对联邦的重新认同上，而没有打算向广大在内战中被解放的黑奴兑现给予他们平等公民权利的承诺。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黑人的民权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相反的，19世纪90年代，南方各州相继实行种族隔离、歧视黑人的法律《种族隔离法》（Jim Crow Laws）之后，美国的种族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
1908年8月，在林肯的家乡斯普林菲尔德爆发了一场骚乱。一名白人女子梅布尔·哈勒姆声称自己被当地的一名黑人男子强奸（她后来承认这些都是捏造的）。8月14日，星期五，两千多白人开始袭击黑人，并放火焚烧黑人的商店。暴徒们把曾为林肯做过靴子的79岁的老黑人威廉·多尼甘地从他的鞋店里拖了出来，并向他投掷砖块，而后又把他拉到一所学校的院子里，将他吊死在树上。
类似这样的暴行也激起了黑人和民权人士的反抗。黑人民权主义者随后成立了全国黑人委员会（不久更名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并宣称：“亚伯拉罕·林肯开始了美国黑人的解放。现在，我们有色人种协进会打算继续完成这项解放。”
这样，在1909年林肯百年诞辰纪念日临近之际，这个国家的种族关系跌到了谷底。
白人在各地举行了美国历史上最盛大的名人纪念会。政府开始铸造印有林肯头像的美元硬币，计划在首都建造一座林肯纪念堂（1922年建成，之后一直成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圣地）和一座林肯纪念碑。这时开始，在美国的国土上，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国家，这位离世已四十四年的美国总统开始享受巨大的声誉。
在南方，那十多个四十多年前还为林肯之死拍手称快的州，现在也向这位将合众国重新统一在星条旗下的领袖致敬。密苏里州的一名政府官员W.C.卡拉德说：“在南方，也许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能比林肯的生日更能将大家聚集在那种爱国情怀之下了。”
各地的纪念仪式都拒绝黑人参加。正如《芝加哥论坛报》所报道的，在黑人们看来，这次庆典“自始至终就是一起纯白种人的事件”。
在林肯家乡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座最主要的黑人教堂里，聚集了大量前来纪念林肯的黑人。牧师L.H.马吉说：“我们黑人热爱和尊敬林肯总统，他的名字象征着我们妻子、丈夫和孩子们的自由，以及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的机会，在这个国度里我们不用再惧怕奴隶捕捉器和白人奴隶主的猎犬。”他还号召美国的黑人们向林肯的坟墓朝拜，并预言一百年后的今天，“种族偏见将会神话般地被消除”。
从那时开始，林肯的形象被白人和黑人鲜明彻底地一分为二：白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合众国统一的坚定捍卫者；黑人们看到的则是一个解放黑奴的先驱者。
圣人瑕疵
从二十世纪初到六七十年代之间，鲜有人对林肯的伟人形象提出公开质疑和攻击，林肯逐渐成为公民自由和国家统一的代言人。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林肯的圣人形象出现了隙罅。
1964年，主张暴力抗争的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埃克斯指责林肯“在历史上做了比任何人都多的欺骗黑人的事”。1968年，黑人历史学家小莱昂·班尼特更是直指林肯存在种族偏见，他在《乌木》杂志上发问，亚伯拉罕·林肯是不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回答，是。
历史学家们通过查阅历史档案，找到了许多可以打破林肯圣人形象的论据。
林肯曾是个“白人高贵论”者。他在早年竞选参议员时的辩论中就曾明确表示，“无意在黑白两个人种之间引入政治和社会的平等”，这两个人种“从生理上就不同”，“应该永远禁止他们在极其平等的基础上生活”。
上述观点也为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古德温的研究所证实。她花了五年时间搜寻白宫内的文献，写了一部新的林肯传记，并在书中指出，“真实”的林肯与公众心中“近乎圣人”的形象有异。因为白宫的文献也指出，林肯最初在国内发动战争时，确实并非全心想解放美国三百五十万名黑奴。南北战争爆发后，林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我的终极目标是要保住联邦，而不是废除奴隶制。如果解放黑人奴隶就能够保住联邦，我会那样做；假如不这样也能达到目标，那我就不解放他们；如果只解放一部分奴隶而同样能取得成效的话，我也会照章办事”。战争结束后，林肯还不止一次说过，被解放的黑奴应该回到祖籍非洲。他曾下令黑人不得随意迁移，据说这是为了给白人一块“纯粹的土地”。
林肯形象饱受冲击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嬉皮士运动兴起，偶像都被反文化的年轻人们一一打碎的时代，林肯也没能幸免。
一些老旧的观点也被翻了出来，说林肯压根就没关心过解放黑奴这件事，1862年他发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也不过是因为南方不肯接受有偿释放奴隶的停战方案，其为扭转战局不得已而为之。《宣言》发布后，三百五十万黑人看到了赢得美国公民身份和联邦宪法所赋予的所有权利的希望，其影响可谓立竿见影，南方各州的黑人奴隶纷纷逃到北方参加联邦军，帮助林肯赢得了战争。因此，林肯只不过是一个投机政客。
倾向州权至上的自由论者则批评他的好斗言论引起了内战，他在内战中肆无忌惮地侵犯了公民自由，还有他借战争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此外，越战时尼克松政府对权力的滥用，也使一些人联想到了林肯在内战时采取的一些措施，并借此批评林肯滥用权力。不过，一些学者认为林肯和尼克松没有可比性，因为林肯当时采取的一些措施，都是由于维护国家和宪法的需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自由主义者和著名历史学家小亚瑟·斯莱辛格就力挺林肯，他在1973年写到，越战并没有上升到国家危机的水平，尼克松“正在试图将以前总统认为是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的权力正常化，而林肯并没有这种意图”。
几十年过后，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向国会的演讲中又引用了林肯在内战之初的话：“这场斗争的进程无人知晓，然而它的结果是确定无疑的。自由和畏惧、正义和残暴始终在进行交战，我们知道，上帝在两者之间不是中立的。”如同在越战时代一样，由此而迸发的针对白宫应对反恐战争方式——例如秘密窃听器的使用和对“敌人”不经审判而进行的拘禁——挑起了又一拨针对总统权力和由林肯所首开的先例的争论。
并非完人，却仍然伟大
虽然近几十年来许多非裔黑人不再赞赏林肯，但近来因为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又引发了一场林肯热。毕竟，无论林肯在内心深处是不是存在种族偏见，最后都是他解放了黑奴，是他给了黑人自由，即使他有种族偏见，那也是囿于时代的局限性。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到，林肯是“我所交谈过最伟大的美国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我意识到他自己和我自己之间有什么不同”。
不过，正如班尼特和其他人一直坚持的那样，早期黑人眼中的林肯也确有一部分是虚构的，他自己的种族偏见被轻松地一扫而过。1922年，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和作家杜波依斯在其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会刊《危机》杂志撰写的一系列的社论中指出，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林肯。
不过，与别人不同的是，他在试图还原一个真实林肯的同时并不诋毁林肯，相反的，他认为“伟人的缺陷和弱点使他们的自我向上的奋斗更有价值和意义”。他还认为，在所有十九世纪的伟人中，“对我来说林肯是最有同情心和最可爱的。我爱他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完美，而是因为他不完美却仍取得了胜利”。
2005年，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当选国会参议员不久的奥巴马也表达了与杜波依斯类似的观点：“我知道他在种族方面的狭隘观点，但是……在面对奴隶制度和国家分裂这类复杂问题上，他保证了自己和国家的正确方向。”也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几十年来林肯饱受争议，他却始终与乔治·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起，一直被认为是三位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