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王夫之《读通鉴论》称其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将战国时期分别概括为“关键性的重大变革与发展时期”、“连年进行合纵连横的兼并战争时期”、“从分裂割据趋向统一的时期”、“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时期”、“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和发展时期”。杨先生从以上五个方面大体概括出了战国社会的时代特征，这一认识目前已基本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毫无疑问，战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时代特征，决定了战国史在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颇具特殊的重要性。
然而，战国以来，令学术界感到困惑的，尽管这个时代留下了大量文献和实物资料，但关于其时代性的考察、史料的辨伪、典章制度的编整，却有赖于近代以来从方兴未艾到蓬勃发展的考古学资料的佐证和诠释。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曾经论及《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并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
战国时代最基本的史料是《战国策》。此书出于战国、秦、汉间，是当时游说之士世代传习、随时增益和编录的总集，其中所保存的史料，也有不尽可信的。
《国策》是游说之士在递相传受中随时编录的总集，来源不一，其中又杂有纵横说士悬梁刺股、简练揣摩的拟说、拟作……而苏秦、张仪以合纵连横说六国，更是系统的夸张的拟作，按其情事大率与当时历史条件无一相合……《国策》的成书和流传的版本，存在这样一大堆问题，我们要利用这些资料，就必须慎重地考虑了。
苏秦、张仪是战国时代合纵连横说的箭垛式人物，战国时代凡有关合纵连横的说词，往往都附会为他们的事迹而流传下来。司马迁为苏秦、张仪作传，虽然连篇累牍地罗列许多游说之词，他知道其中年代错牾，有许多都不是信史，……所以他就告诫后人对于这些史料要分别看待，其中有的是本事，有的是出于后人附会……凡有关苏秦的故事和传说，在战国、秦、汉间的漫长时期中，还在不断的塑造中，迄至司马迁作《史记?苏秦传》时，苏秦传说始凝成定型。……凡有关合纵的传说与拟作，附会为苏秦的事迹，有的被涂改了，有的还保存着原状，纷然淆乱。
在此基础上，徐先生对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提出自己的看法：
战国时的历史，既赖当时游说之士递相传习而保存至今，但这些游说之士为达到其游说目的，对于当时的历史不惜加以杜撰和窜改，也造成这个时期历史不少的错乱。这些错乱的历史，流传二千余年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
虽然，徐先生论及的仅仅是《战国策》的编写和有关苏秦的诸问题，但对于我们今天对真赝纷杂的古史材料进行科学的审查、澄滤，用真实可信的资料重建真实的中国古史，有不少重要的借鉴价值。
事实上，不惟文献记载纷繁复杂，即使新出的考古学材料同样也存在严格审查，考而后信的问题。诸如本书征引《羌钟》铭，不仅文字隶定，聚讼纷纭，而且刘节、唐兰、徐中舒、吴其昌、郭沫若、温廷敬等先生对器物时代与铭文考释，也同样存在不少重大分歧。不加分析地袭用王国维先生积极倡导并科学实践的“二重证据法”，不仅不可能实现“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的有机契合，而且可能给古史研究不断造成新的混乱。
应该承认，20世纪以来，随着新材料尤其近年来大量简牍资料的出现，将战国史研究推向空前繁荣与深化的新阶段。传统历史考据学家对战国史料的不断深入考订，新史学家、古史辨派及唯物史观派等不同学术流派以崭新的理论、观念对战国历史不断作更为深入系统的探究，为今天战国史研究建立起了崇高的学术水准与新的起点。本书正是在前辈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战国时期史事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整理和发掘。从这重意义上讲，这项繁难的工作并不具有什么开拓性与前瞻性，也尚远未达到用真实的材料重建战国真实古史的预期目标。
本书是试图系统整理和发掘战国史事的第一次学术尝试。既为尝试，尚难以论定该项工作或成或败。依笔者的判断，从公元前468年周贞定王元年到公元前354年齐、魏桂陵之战可以视为战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该阶段，在变法改制的浪潮下，各国开始加强政治、军事体制改革，以逐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各种制度在汹涌的改革潮流中不断实现着新旧交替，七雄并立的国家政治格局初步形成。今天，如果将历史镜头再次聚焦这短瞬的114年，则不难发现，相对于剧烈兼并的战国中晚期，这一阶段并非风平浪静，一片沉寂。春秋、战国之际，周王朝政局动荡，国家分崩离析。东西周分治以后，东周王朝的国力继续衰落。与此同时，魏、楚、秦、齐、韩、赵、燕七个大国在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
三晋中的魏国最早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李悝“尽地力之教”及“平籴法”的推行，起到了增加国家田租，巩固小农经济和富国强兵的作用，其制定的《法经》则成为秦汉以后的中华法系的蓝本。河西郡的设置，对于魏国西部边防的巩固和进一步向外扩张领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魏灭中山拉开了魏国大规模军事兼并活动的帷幕，以魏文侯为最高军事统帅的三晋联军伐齐军事行动，则最终促成了三家分晋局面的出现。至魏文侯晚年，魏国迅速崛起，成为七雄中首屈一指的经济和军事强国。此后，魏国与齐、楚、秦、韩等大国，战火连绵，三晋联军和楚对榆关一带的争夺，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大梁一带的军事防务，从而为以后魏惠王徙都大梁奠定了基础。魏武侯破赵救卫，攻楚鲁阳，夺秦之陕，不断获取大片土地。公元前362年，魏国与韩、赵之间的同盟关系完全瓦解，魏国与齐、秦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更为频繁。石门之战、少粱之战，魏国连连遭遇挫败，在秦、韩、赵等国的攻击下，魏惠王不得不徙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徙都大梁后，在魏国的压力下，三晋之间通过交换土地，魏国在中原地区的土地连成一片，从而造成十分有利的局面。魏国以绝对的优势初步形成独霸中原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