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一辆旧的白色“捷达”横在一个小区的车辆进出口，将院里街上的车堵住了十几辆，小街仿佛变成了停车场，连行人都要从车隙间侧身而过。车里却无人，锁了，有个认得我的人小声告诉我——路对面人行道上，一个穿T恤衫的吸着烟的男人便是车主。我见他望西洋景似的望着堵得一塌糊涂的场面幸灾乐祸地笑。毫无疑问，他肯定是车主。也可以肯定，他成心使坏是因为与出入口那儿的保安发生过什么不快。
那时的我真叫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倘身处古代，倘我武艺了得，定然奔将过去，大打出手，管他娘的什么君子不君子！
然我已老了，全没了打斗的能力和勇气。
但骂的勇气却还残存着几分。于是撇掉斯文，瞪住那人，大骂一通混蛋王八蛋狗娘弄的！……
我的骂自然丝毫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交警支队的人，但那已是一个多小时以后的事了。在那一个多小时内，坐在人行道露天餐桌四周的人们，吃着喝着看着“热闹”，似乎堵塞之事与人行道被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十余年前，我住童影宿舍所在的那一条小街时，曾听到有人这么说——真希望哪天大家集资买几百袋强力洗衣粉，几十把钢丝刷子，再雇一辆喷水车，发起一场义务劳动，将咱们这条油腻肮脏的小街彻底冲刷一遍！……
如今，我听到过有人这么说——某时真想开一辆坦克，从街头一路压到街尾！这样的一条街住久了会使人发疯的！……
在这条小街上，不仅经常引起同胞对同胞的嫌恶，还经常引起同胞对同胞的怨毒气，还经常造成同胞与同胞之间的紧张感。互相嫌恶，却也互相不敢轻易冒犯。谁都是弱者，谁都有底线。大多数人都活得很隐忍，小心翼翼。
街道委员会对这条小街束手无策。他们说他们没有执法权。
城管部门对这条小街也束手无策。他们说要治理，非来“硬”的不可，但北京是“首善之都”，怎么能来“硬”的呢？
新闻单位被什么人请来过，却一次也没进行报道；他们说，我们的原则是报道可以解决的事，明摆着这条小街的现状根本没法解决啊！
有人给市长热线一次次地打电话；最终居委会的同志找到了头上，劝说——容易解决不是早解决了吗？实在忍受不了你干脆搬走吧！
有人也要求我这个区人大代表应该履责。我却从没向区政府反映过这条小街的情况。我的看法乃是——每一处摊床，每一处门面，背后都是一户人家的生计、生活甚至生存问题，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在小街的另一街口，一行大红字标志着一个所在是“城市美化与管理学院”。相隔几米的街对面，人行道上搭着快餐摊棚。下水道口近在咫尺，夏季臭气冲鼻，情形令人作呕。
城管并不是毫不作为的。他们干脆将那下水道口用水泥封了。于是那儿摆着一个盛泔水的大盆了。至晚，泔水被倒往附近的下水道口，于是另一个下水道口也是臭气冲鼻，情形令人作呕了。
又几步远，曾是一处卖油炸食物的摊点。经年累月，油锅上方的高压线挂满油烟嘟噜了，如同南方农家灶口上方挂了许多年的腊肠。架子上的变压器也早已熏黑了。某夜，城管发起“突击”，将那么一处的地面砖重铺了，围上了栏杆，栏杆内搭起“执法亭”了。白天，摊主见大势已去，也躺在地上闹过，但最终以和平方式告终……
本就很窄的街面，在一侧的人行道旁，又隔了一道80公分宽的栏杆，使那一侧无法停车了。理论上是这样一道算式——斜停车辆占路面一米半宽即150公分的话，如此一来，无法停车了，约等于路面被少占了70公分。两害相比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一种精神上的“胜利”。这条极可能经常发生城管人员与占道经营、无照经营、不卫生经营者之间的严峻斗争的小街，十余年来，其实并没发生过什么斗争事件。斗争不能使这一条小街变得稍好一些，相反，恐怕将月无宁日，日无宁时。这是双方都明白的，所以都尽量的互相理解，互相体恤。
也不是所有的门面和摊位都会使街道肮脏不堪。小街上有多家理发店、照相馆、洗衣店、打印社；还有茶店、糕点店、眼镜店、鲜花店、房屋中介公司、手工做鞋和皮鞋的小铺面；它们除了方便于居民，可以说毫无环境的负面影响。我经常去的两家打印社，主人都是农村来的。他们的铺面月租金五六千元，而据他们说，每年还有五六万的纯收入。
这是多么养人的一条小街啊！出租者和租者每年都有五六万的收入，而且或是城市底层人家，或是农村来的同胞；这是一切道理之上最硬的道理啊！其他一切道理，难道还不应该服从这一道理吗？
在一处拐角，有一位无照的大娘，几乎每天据守着一平方米多一点儿的摊位卖咸鸭蛋。一年四季，寒暑无阻，已在那儿据守着十余年了。
一天才能挣几多钱啊！
如果那点儿收入对她不是很需要的，七十多岁的人了，想必不会坚持了吧？
在大娘的对面，一位东北农村来的姑娘，去年冬天开始在拐角那儿卖大馇子粥。一碗三元钱，玉米很新鲜，那粥香啊！她也只不过占了一平方米多一点儿的人行道路面。占道经营自然是违章经营，可是据她说，那每月也能挣四五千元！因为玉米是自家地里产的，除了点儿运费，几乎再无另外的成本。
她曾对我说：“我都二十七了还没结婚呢，我对象家穷，我得出来帮他挣钱才能盖起新房啊！要不咋办呢？”
再往前走十几步，有一位农家妇女用三轮平板车卖豆浆、豆腐，也在那儿坚持十余年了。旁边，是用橱架车卖烧饼的一对夫妻：丈夫做，妻子卖，同样是小街上的老生意人。学校的寒暑假期间，两家的两个都是小学生的女孩也来帮大人忙生计。炎夏之日，小脸儿晒得黑红。而寒冬时，小手冻得肿乎乎的。两个女孩儿的脸上，都呈现着历世的早熟的沧桑了。
有次我问其中一个：“你俩肯定早就认识了，一块儿玩不？”
她竟说：“也没空儿呀，再说也没心情！”
回答得特实在。实在得令人听了心疼。
“五一”节前，拐角那儿出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外地汉子，挤在卖咸鸭蛋的大娘与卖鞋垫的大娘之间，仅占了一尺来宽的一小块儿地方，蹲那儿，守着装了硬海棉的小木匣，其上插五六支风轮；彩色闪光纸做的风轮。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卖成本那么低肯定也挣不了几个小钱的东西，还因为他右手戴着原本是白色已脏成了黑色的线手套，一种廉价的劳保手套。
我心想：你这外地汉子呀，北京再能谋到生计，这条街再养得活人，你靠卖风轮那也还是挣不出一天的饭钱的呀！你这大男人脑子进水啦？找份什么活儿干不行，非得蹲这儿卖风轮？然而，我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地看到他挤在两位大娘之间蹲那儿，五月份快过去了他才消失。
我买鞋垫时问大娘：“那人的风轮卖得好吗？”
大娘说：“好什么呀！快一个月了只卖出几支，一支才卖一元钱，比我这鞋垫儿还少伍角钱！”
卖咸鸭蛋的大娘接言道：“他在老家农村干活儿时，一条手臂砸断了，残了，右手是只假手。不是觉得他可怜，我俩还不愿让他挤中间呢！……”
我顿时默然。
卖咸鸭蛋的大娘又说：其实她一个月也卖不了多少咸鸭蛋，只能挣五六百元而已。这五六百元还仅归她一半儿。农村有养鸭的亲戚，负责每月给她送来鸭蛋，她负责腌，负责卖。
“儿女们挣的都少，如今供孩子上学花费太高，我们这种没工作过也没退休金的老人，”——她指指旁边卖鞋垫的大娘：“哪怕每月能给第三代挣出点儿零花钱，那也算儿女们不白养活我们呀！……”
卖鞋垫的大娘就一个劲儿点头。
我不禁联想到了卖豆制品的和卖烧饼的。他们的女儿，却已在帮着他们挣钱了。父母但凡工作着，小儿女每月就必定得有些零花钱——城里人家尤其北京人家的小儿女，与外地农村人家的小儿女相比，似乎永远是有区别的……
我的脾气，如今竟变好了。小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教育了我，逐渐使我明白我的坏脾气与这一条小街是多么的不相宜。再遇到使我怒从心起之事，每能强压怒火，上前好言排解了。若竟懒得，则命令自己装没看见，扭头一走了之。
而这条小街少了我的骂声，情形却也并没更糟到哪儿去。正如我大骂过几遭，情形并没有因而就变好点儿。
我觉得不少人都变得和我一样好脾气了。
有次我碰到了那位曾说恨不得开辆坦克从街头压到街尾的熟人。
我说：“你看我们这条小街还有法儿治吗？”
他苦笑道：“能有什么法儿呀？理解万岁呗，讲体恤呗，讲和谐呗……”
由他的话，我忽然意识到，紧绷了十余年的这一条小街，它竟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种品格，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体恤。所谓和谐，对于这一条小街，首先却是容忍。
有些同胞生计、生活、生存之艰难辛苦，在这一条小街呈现得历历在目。小街上还有所小学——瓷砖围墙上，镶着陶行知的头像及“爱满天下”四个大字。墙根低矮的冬青丛中藏污纳垢，叶上经常粘着痰。行知先生终日从墙上望着这条小街，我每觉他的目光似乎越来越忧郁，却也似乎越来越温柔了。
尽管时而紧张，但十余年来，却又未发生什么溅血的暴力冲突——这也真是一条品格令人钦佩的小街！
发生在小街上的一些可恨之事，往细一想，终究是人必可以容忍的。
发生在中国的一些可恨之事，却断不能以“容忍”二字轻描淡写地对待。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聃此言胜千言万语也！……
选自《光明日报》2011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