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十月革命爆发时，美国“正处于更糟的时候”，“美国正经受着全国性的自信心危机”。这种更糟的时候和自信心危机主要表现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相对以往比较激烈。1916年全美国共发生罢工3789次，有2275000名工人参加；1917年，全国罢工4450次，有2349600名工人参加。1917年4月6日，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美国统治集团采取了禁止战时罢工的政策，对任何罢工运动或反战运动都进行镇压，但是1918年，全国仍发生3353次罢工，参加者达1931000人。与此同时，反战、反征兵运动也掀起风潮，而且许多工人罢工都带有反战的性质。这些被称为“激进主义”的行为在美国主流社会“产生了尖锐的敌意”，因为“激进派反对战争，伤害了当时占优势的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恰在此时，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并很快“蔓延”到欧洲。1918年8月和1919年1月，列宁先后两次致信美国工人，号召美国工人起来反对本国统治阶级，加入到世界革命的行列中来。1919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说：“运动以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推进，以致于可以确信：在一年之内我们将已经开始忘记在欧洲为共产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因为在一年之内整个欧洲都将属于共产主义。”
美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作为更加重了这种“恐怖感”。美国共产党于1919年成立后，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听命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中央，并“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宣布以暴力推翻现政府的纲领，号召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国家以镇压资产阶级”。不仅如此，美共还付诸行动。在波士顿、西雅图发生了大规模罢工；福斯特亲自领导了50万钢铁工人大罢工；还有一些以布尔什维克名义进行的恐怖活动，如1920年9月纽约华尔街的爆炸案。如果将这些与欧洲的革命形势联系起来，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发展态势必然会“引起了美国的恐惧”，并使他们戴上有色眼镜来看待国内的激进运动。“许多激动不安的市民怀疑赤色分子控制了工会，正等待机会使国家经济陷于瘫痪。”1919年2月1日，百万富翁E·道根尼对记者说，美国的最大危险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他指出，“美国大多数教授都在讲授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他甚至宣称威尔逊总统带到国外去的历史学家中大多数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这虽然言过其实，但表现了美国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恐慌。第三国际和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更使美国统治集团和主流社会恐慌。他们深恐布尔什维克“瘟疫”传到美国，给国内的混乱火上浇油，所以很快，“反布尔什维克及激进主义的浪潮席卷全国”。美国政府发动了一场“红色恐怖”战役。大肆逮捕有进步思想的可疑分子，把他们监禁起来或驱逐出境。美国共产党在成立仅四个月后就被当局宣布为非法而被迫转入地下。列宁曾揭露道：“在美国，在这个从前被称为最自由的国家里，监狱里塞满了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不仅遭到私刑，而且被暴徒拖到街上，剥得精光，涂上松脂，活活烧死。”由于当局的迫害，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政党的人数锐减。1919年初，美国社会党有109000名党员，到1920年底，社会党和新成立的美国共产党、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三党合起来才有36000名党员。
与国内进行赤色恐怖相适应，美国在国际上很快就举起反共反苏的旗帜。在外交上敌视苏俄，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的“红色恐怖”，并为实行恐怖找到了有力的借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处于巅峰时期。虽然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状况不像一战时处于“更糟的时候”，但是，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的西欧地区却处于非常糟的时候，这也引起了美国的恐惧。正如美国学者西格尔所分析的，当作为冷战爆发的标志——杜鲁门主义出笼时，即1947年冬天，“杜鲁门主要担心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在面临经济社会崩溃的西欧的增长”，因为从国家安全角度讲，“苏联人还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军队从1100万人裁减到不足300万人。”可见，二战结束后初期美国举起反共反苏的冷战旗帜，除了要称霸世界这个主要意图外，担心共产主义在西欧增长，进而影响到美国国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1945年起，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反共、反劳工、反民主自由的法案，如《豪伯士法》、《凯司法》、《塔夫脱—哈特莱法》、《联邦忠诚法》、《蒙特法》，在国内掀起了又一次“红色恐怖”。这次“红色恐怖”一直持续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1953年4月，艾森豪威尔总统还颁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联邦政府各部门的首脑解雇那些其忠诚、信誉或品行受到怀疑者。在这个新的安全体制下，数百名联邦政府雇员失去了工作，但是却没有一个叛徒、间谍和颠覆者受到政府指控。
可见，美国高举冷战的旗帜，在国际上推行反苏反共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了配合这种反共内政。
二、反共外交促进并服务于反共内政
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再到冷战爆发，每一次国内的反共高潮都是由国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所引起的。最为典型的是冷战爆发。
冷战的爆发，与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对抗，直接促进了国内反共思潮的泛滥。正如纳尔逊·布莱克所说：“对国外共产主义的恐惧，必然会增加对国内共产主义的恐惧。”与冷战政策相呼应，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颁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即《忠诚调查法》。根据该法令，美国设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对政府公务员、武装部队成员和国防订货厂商的雇员进行“忠诚调查”，要求他们必须宣誓“效忠政府”，声明“不同情共产主义”，否则就会受到解雇。1947年11月，美国总检查长克拉克公布了取缔90个进步团体和组织的名单，宣称这些团体和组织是“极权主义、***主义、共产主义和颠覆性组织”。1950年9月，美国第81届国会通过了《麦卡伦法》即“国内安全法”，根据此法，美国共产党及其他进步组织不再受到法律保护，它们随时都可能被宣布为“阴谋破坏性”组织。美国政府的反共倾向和行为直接促成1950-1954年间的麦卡锡主义反共反民主狂潮。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不仅针对激进分子，对自由主义分子也同样十分严厉。用参议员山姆·厄文（SamErvin）的话说是：“你不能相信这人（麦卡锡）在政治家中所散布的恐怖感有多严重。”
反共内政反过来又促进了反共外交。麦卡锡主义所造成的恐怖感促使“政治家们害怕在贯彻反共主义上有所松懈，因为这会使他们因外交政策失败而受到惩罚。所以，即使政治家们是如此老于世故以致于不相信反共主义的逻辑，但他们仍受到反共主义的束缚。”此外，反共内政中的许多受害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专家，这种结果使得后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更加偏离了轨道，因为，决策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动向缺乏应有的客观的了解。
总的来看，每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高潮之时（比如十月革命后和二战后），美国的反共主义也出现高潮，如果此时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比较尖锐，则促使反共主义倾向更加强化，内政与外交上的反共主义遥相呼应，互相促进。
但是从根本上说，外交还是为内政服务的。对二战后初期美国反苏反共外交的真实目的，毛泽东曾有过精辟的论述：美国的反苏、反共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美国政治学家诺姆·考姆斯基认为：“‘反共主义’曾被用做控制劳工运动的高效手段”，“一战后的‘红色恐怖’和二战后对劳工和民权的打击既涉及到在工商界配合下的大规模宣传上的攻击，也包含国家的镇压。”对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安全条件比较好的国家来说，内政的稳定处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更为美国统治者所重视。
§§§第三节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与反共主义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会受其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美国这样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来说，制约外交的国内政治因素更多。虽然行政部门，特别是总统是外交的主角，但是国会、司法、传媒、政党、公众舆论、利益集团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反共主义角度来说，政党、公众舆论和利益集团所发挥的作用更大、更直接。尤其是政党，它是美国各届政府形成不同风格和特征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国会、传媒等因素的作用，往往也都是与政党相关的。
一、美国两党政治与反共主义
美国两大党（民主党与共和党）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在外交政策上奉行“两党一致的原则”，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两党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两党代表了不同的国内利益集团，各有一套政策思想。政党界限是美国内政、外交的主要政策分野之一。了解、研究两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反共主义外交。
（一）美国两党在反共上的一致性
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都属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因此它们在对待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上有很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它们都奉行反共主义。
十月革命后，美国社会随即出现了反共主义思潮。无论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都对苏联持敌视态度。威尔逊政府参与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继其后的共和党政府也一直不承认苏俄政权。二战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增多，反共主义更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经常性内容。反共是冷战期间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无论哪个党上台执政都会毫不动摇地贯彻这个原则。尼克松曾描述过冷战之初两党在反共上的一致性：“杜鲁门总统在一次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强烈呼吁给希腊和土耳其以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使这两个国家能够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两名新当选的国会议员，约翰·肯尼迪和我，投票赞成援助……我们之所以投赞成票，是因为我们为一项超越了党派政治的伟大事业所激励，那就是打败共产主义。”在冷战初期，两大党内都出现过极端反共的现象，共和党有麦卡锡主义，民主党则有麦卡伦主义。经民主党参议员麦卡伦和众议员伍德提出的《1950年国内安全法》即《麦卡伦法》就是以反共为宗旨的。在整个冷战中，虽然出现过代表不同政策倾向的各种主义，诸如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约翰逊主义、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里根主义、布什主义，但在反共这一点上它们都是一致的。直到70年代末，美国公众在评价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时，认为遏制共产主义非常重要的仍占多数。持这种看法者在1978年占被调查者中的60％，1982年占59％，1986年占57％，1990年占56％。
两大党在反对共产主义上有高度的一致性，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有相当的差异，代表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在内政外交上有分歧，但都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共产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二战后，在美国社会中发展起来一套意识形态模式，即自由保守主义。其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信奉基于私有企业的民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二是恐惧共产主义。因此，“一致拥护在国外遏制苏联威胁的对外政策是美国社会中更广泛的意识形态一致的一部分。”两大党在“恐惧共产主义”上的一致性使得它们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显得微不足道。其次，冷战期间美苏尖锐对立的状况更强化了两大党的反共意识。所谓的苏联威胁使得冷战期间外交在美国处于优先位置。霍奇森在《当代美国》一书中阐述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竞选活动的共同之处：“事实仍然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基本的政治前提：外交优于内政，遏制共产主义是首要问题。”在电视辩论中，“尽管肯尼迪给人们的印象更深些，但辩论表现出两人都是冷酷的战士。每一方都力图证明自己比对方更加反共。在国内问题上，肯尼迪比尼克松更为自由一些，或说更少一些保守主义，然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在反共和冷战政策上几乎没有不同之处。”“连一角钱的区别”也不存在。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在存在所谓苏联威胁的情况下，反苏、反共成了任何一届政府的首要任务，不管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第三，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属于代表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的政治力量，因此在对待共产主义这个重要“非美因素”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最后，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信仰宗教的，他们对本党的政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促使本党采取反对共产主义这个“反宗教”力量的政策。
上述几方面原因决定了美国的两大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一致性是主要方面，并且远远大于差异性。不仅如此，美国两党上层人物在美国对外政策上还经常进行合作。这种合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处于在野地位而不直接负对外政策责任的党，有时为了帮腔而采取比执政党更加反动和更加好战的立场，对执政党施加相当的压力，但主要是打算这样来助长对外国——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对手——的恐吓和讹诈。”
（二）两党反共政策的差异
尽管美国两大党在反共主义上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二者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而且这种差异性更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