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由一国变为多国之前，美国的反共主义外交完全表现在对苏政策上。这时两党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典型事例是在承认苏联问题上。1921年共和党上台，直到1932年下台，未承认苏俄政府。而在此期间，存在着承认苏联的国际环境。1924年，英国工党政府率先承认苏联，在英国带动下，许多国家在同一年承认苏联，其中有：法国、意大利、中国、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希腊、墨西哥。1933年，民主党罗斯福政府承认苏联，表明民主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比共和党开明、务实一些。很难设想共和党继续执政会做出与民主党一样的决策。这一点可以从英国保守党的对苏政策中得到旁证。保守党政府就曾将由工党政府建立起来的英苏外交关系中断，而工党在1929年再度执政时又加以恢复。美苏建交后，两国关系大幅度发展，美国货物在苏联进口贸易中的比重由1933年的4.8％增加到1937年的18.2％，一举超过了德、意、法、日等国对苏贸易的总额。
对东欧司的处理也可以体现出罗斯福政府的对苏政策。国务院东欧司是美国反苏分子活动的大本营，美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威廉·布利特、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等在此处积极从事反苏活动，竭力影响美国决策者执行敌视苏联的政策。1937年，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日本和德国的威胁，罗斯福下令撤销了东欧司。这表明在罗斯福的心目中，德日***是更具有威胁性的国家。
在国家利益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左右翼政党携手一致，这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一个发展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就组成了联合政府。在美国，虽然是民主党执政，但其外交政策也得到了共和党的认同和支持。但是，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两党在如何对待共产主义力量的问题上仍有分歧。比如对待中国共产党，美国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民主党人）曾主张将美国提供的部分租借物资拿来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并让之参加对日作战，遭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从而促使史、蒋矛盾激化。为调处史、蒋矛盾，罗斯福派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共和党人）为他的个人代表来华，赫尔利坚决支持蒋介石，促使史迪威被召回美国。随后，赫尔利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他的对华政策主张，即扶蒋反共。史迪威与赫尔利的所为虽然更多地代表他们个人的思想倾向，但与他们的党派归属不无一定关系。在赫尔利来华前，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民主党人）曾访华，并向罗斯福汇报说，尽管美国政府现在只能支持蒋介石，但蒋介石并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力量。而赫尔利则坚持要中国统一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下。1945年11月，赫尔利在调停国共两党的冲突失败后，声称他在华使命的失败归咎于美国国务院的所谓“亲共分子”（实际是指民主党人）。虽然赫尔利是受罗斯福总统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执行罗斯福政府的政策，但是很难说他的党派归属、价值观念、思想倾向和外交理念对他没有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他在具体贯彻政府的外交政策时有别于民主党的官员。尤其是他对国务院内“亲共分子”的攻击，更显示出他是要与民主党人划清界线的。
1948年大选时，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区别尤为突出。操纵着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们为了攻击民主党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大做文章。1月31日，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布里奇斯发表声明，称美国必须保证支持“刚刚通过了民主宪法的”国民党政府。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也认为，坚决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时机已经到了，美国“应当在各条战线上同样开始迎接共产主义的挑战”。共和党内出现了一股亲蒋反共的浪潮。
冷战前期（1945－1968）是两党反共主义政策高度一致的时期，但两党在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的处境却大不相同。杜鲁门民主党政府一直受到共和党的攻击，被说成是“对共产主义软弱”，搞“绥靖主义”。这种攻击“使得美国政府在承认共产党政权，依次同东欧建立联系，特别是在区别对待关键利益和次要利益地区的防御问题上左右为难。”朝鲜战争中，“杜鲁门正是考虑到要避免被人说成是对共产主义手软，才决定在1950年的中期选举以前向北推进越过三十八度线；这就使他不可能通过谈判去解决那场听任朝鲜分裂的战争。”肯尼迪和约翰逊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虽然肯尼迪也曾攻击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但是比较起来，民主党的总统们更经常被自己的反共言论搞得进退两难。
实际上两党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理查德·鲍厄斯将美国的“反共主义”分成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反共与国内政策联系起来，极力鼓吹美国国内共产主义的威胁，宣称共产主义力量正在美国国内从事各种颠覆、阴谋活动，因此主张要在国内采取行动反对共产主义；另一种是将共产主义仅看成是国际上的一种与美国敌对的势力。前一种倾向多体现在共和党的政策中，或者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多在共和党内；而后一种倾向则多体现在民主党的政策中。麦卡锡主义反共狂潮发端于共和党内绝不是偶然的。
约翰·怀特分析了1950年中期选举时共和党人的竞选战略，指出：“共和党人把自己刻画成是，在同马克思主义的双胞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斗中，他们在孤军奋战：‘如果你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形式，共和党会向你提供军事力量和战斗组织。如果你要挽救你的国家，它们可为你所用。你可以通过与共和党人谈话、为共和党工作、投共和党人的票来为挽救美国发挥作用。’共和党人指控民主党人已经变成通过着意允许共产主义扩展而威胁美国生存的力量。”共和党人指控民主党人的具体内容包括：使美国承认了苏联；使美国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上对苏联作出重要让步；允许苏联在二战后仅短短两年时间内就占领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使美国在雅尔塔与苏联签署秘密协议，导致亚洲的共产主义效忠苏联；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12月15日向世界宣布，除非美国的忠实盟友中国允许共产主义分子进入政府，否则美国将切断援助；不仅对国民党政府切断援助，而且还实施禁运，更有甚者是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在同中国红色力量的冲突中休战，结果给红色力量以喘息时间，得以重新武装起来，最终征服了整个中国；在执行1948年共和党占多数的第80届国会通过的对华军援法案时拖延了9个月，使国民党军队丧失了宝贵的抵御共产党军队进攻的时间；使得5万名美军于1949年撤出南朝鲜，尽管共和党人在一份国会报告中提出反对意见，警告说北朝鲜的红色力量会因美军的撤退而加快对南朝鲜的入侵步伐；使得7名共产党间谍在美国偷走了关于原子弹和氢弹的机密并送给俄罗斯；最为严重的是，使得苏联所控制的范围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人口由1.7亿扩大到8亿，从而使第三世界大战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怀特还认为，共和党人的竞选战略是成功的。他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共和党人还叫喊，美国处在被逼到毁灭边缘的局面，由于共产党中国恰恰在选举投票前夕卷入朝鲜战争而被提到一个新水平。在一份日期为1950年10月7日的可信的信件中，约瑟夫·斯大林敦促毛泽东帮助被围困着的北朝鲜。信中写道，如果共产主义的东方与民主的西方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就让它现在开始’而不是几年之后‘当日本与美国的联盟变得非常强大的时候。’很多美国人都与斯大林有同样的看法，即战争不避免，因此确信共产主义问题将在1950年的选举中占支配地位。”共和党人的策略正迎合了当时美国国内存在着的对战争的恐怖感和反共气氛。许多高举反共大旗的共和党人，包括竞选参议员的理查德·尼克松在内，都在这次选举中大受其益。
两党政策差别还体现在对外援助上。在冷战之初杜鲁门向国会呼吁给希腊和土耳其以军事和经济援助时，在民主党内和共和党内都有反对者，但民主党人反对的是“任何军事援助”，而共和党人反对的是“一切对外援助”。“军事援助”和“一切援助”的差别是很大的。
在对待新中国的态度上，两党也有差别。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美国国内就出现了“谁失去中国”的争论，实际上是共和党人攻击民主党政府失去了中国，其深层含义是：民主党政府在援蒋反共上不力。新中国刚成立时，美国国内就如何对待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势力有过一番争论。1950年初，民主党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无意在台湾拥有特权和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将不再卷入中国内部的纷争。这一表态遭到了美国军方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强烈反对。
1952年大选中，共和党攻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指责民主党人对共产主义软弱，还断言是民主党领导人出卖了东欧并抛弃了蒋介石，有意在暗地里为共产主义在战后的扩张开辟道路。共和党人声称：“遏制是防御的、消极的、徒劳的和不道德的”，必须以积极、大胆的“解放”政策取而代之。实际上，共和党政府也比民主党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更强硬一些。1953年，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提出“顶回”政策，意思是，不仅要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而且还要通过顶回等手段来使共产主义势力退回去。在对华政策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如果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争取停火失败，它就要轰炸中国的基地和满洲的资源供应地……还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是个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人，十分强调意识形态。1953年1月他提出“和平演变”的政策思想。1954年1月他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意思是：今后无论来自共产主义集团的“侵略行动”发生在那里，美国巨大的报复力量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或中国的心脏地区。在1954-1955年和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曾打算对中国动用核武器。越南战争期间，已经退休了的艾森豪威尔还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经济援助问题上，也能体现出两党政策倾向的差异。1962年中国发生经济困难时，华盛顿发生了一场有关对中国粮食政策的辩论。民主党自由派人士大多主张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保守派则主张美国应趁中国之危加紧压力，以促使内部起变化，而不应该帮助中国渡过难关，而且向中国提供粮食对苏联有利，减轻了苏联的负担。
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差异也经常反映在大选时两党提出的政纲中。1964年大选中，民主、共和两党在政策主张上表现出了相当的不同。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代表了自由—保守主义，而共和党的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则代表了赤裸裸的保守主义。共和党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办法遏制和击退共产主义。戈德华特公开主张使用一切手段打赢侵越战争，甚至建议使用核武器。约翰逊为争取选民的支持，指责戈德华特是战争狂人，表示他决不会扩大侵越战争，把“美国小伙子”送到越南去打仗。
以1968年美国在越战的失败为标志，冷战进入后期，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两党在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不复存在，两党围绕对外政策特别是冷战政策争执不休。两党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华政策。在缓和中美关系上，虽然两党都意识到应当同中国缓和关系，但民主党和自由主义人士没有胆量来提出一项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因为他们害怕被指责为“亲共”或对“共产主义国家持软弱态度”。而像尼克松那样以坚决反共和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而闻名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打开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大门时倒反而无所顾忌，并且也容易得到美国国内的广泛支持。而几乎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同时，尼克松政府却对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智利阿连德政府进行了露骨的干涉，导致其下台，这表明尼克松在反共上并没有改变态度。后来民主党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时，共和党人反应异常强烈。参议员伯瑞·戈德华特（BarryG·ldwater）指责卡特“撒谎，破坏了宪法和国会的威信，而且出卖了台湾。”罗纳德·里根诋毁卡特的行为是“背叛”，而且还去台湾搞竞选旅行。甚至曾任过驻华特使的乔治·布什也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攻击卡特政府的评论：“作为发誓对基督教有强列信仰的卡特总统，应该痛苦地认识到，经过他的手，美国已经使它的全体人民漂泊在一个残酷、有敌意的海上，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