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的民主党政府与里根的共和党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如何对待第三世界国家。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有反共的一面，但并不是完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卡特政府的政策客观上在第三世界对推动政治民主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伊朗巴列维国王与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关系一向比与民主党政府的关系融洽，卡特的人权外交促使国王放松了对反对派的镇压，同时反对派在卡特人权外交的鼓舞下，更加活跃，最终促成民主运动。里根原是罗斯福新政的信徒，战后政治立场逐渐保守。1960年大选时，他投了尼克松的票，自称由此“完成了从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到坚定的共和党人的政治转变。”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更强的两极色彩。里根政府初期，在政治上对待发展中国家“以苏划线”十分突出，因而不大重视人权、民主等原则。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里根政府也比卡特政府更为咄咄逼人，公开提出要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的民主，制定一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扔到历史垃圾堆”去的自由和民主进军的长远规划。理查德·鲍厄斯认为，里根当政时期是“美国长期反共主义历史的最高潮”。在对华政策上，里根一贯反共亲台。在总统竞选期间，作为总统候选人，里根批评卡特在中美建交时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认为卡特作出的让步“并非必要，也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里根对国会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大加称赞，与当年卡特一再表示反对，有时甚至威胁要使用否决权形成鲜明对照。对里根的言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就持有异议，指出，美国不可能在保持同台湾“官方关系”的同时，继续同中国进行关系正常化并建立牢固的联系。
总的来看，两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民主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较共和党温和一些，比较容易正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承认它们并与之交往。共和党尼克松政府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上走在了民主党前面，并不说明它对社会主义国家更温和，它当时的主要意图还是利用中苏对立，联华抗苏，更好地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
2、虽然两党都奉行反共主义，但共和党更多地表现出赤裸裸的反共倾向，并将之引伸到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上，如里根政府；而民主党则较多地从民主、人权的角度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如卡特政府。像麦卡锡、杜勒斯这样极端的反共主义者多出自共和党。当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外交政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两党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两党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方式方法以及对国家根本利益的认识。在卡特政府那里，反苏的色彩更鲜明一些，并且以人权为武器；而在里根那里，反共的色彩更浓一些，不过也主要是以苏联为对象。为了反苏，二者都采用了“联华抗苏”的策略。
3、在大选时的竞选纲领中，共和党更多地提出强硬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民主党虽然也时常提出较强硬的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但其中为了争取选票的成份更多一些，在执行中经常大打折扣。
4、民主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更多地受到共和党的攻击，并处于被动地位，而共和党则较少这种担心。正如资中筠教授所指出的：尽管“整个冷战时期，互相指责‘反共不力’、‘对苏软弱’成为美国政治斗争中的一项经常的话题”，但是“民主党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处于守势，正因为如此，在实际行动上，民主党有时反而走得更远”。从两党竞争这个角度讲，在一定意义上，共和党成了冷战的受益者，而民主党则是受害者。在整个冷战期间的11次总统选举中，共和党赢了7次，甚至出现了1980-1992年连续3次获胜的局面。正是在冷战中奉行了“粗鲁的经典自由主义”，才使得共和党从30年代大萧条后的衰落中恢复了元气，而民主党则处于弱势。约翰·怀特认为，共和党在冷战期间的成功是建立在非常重要但又互相矛盾的美国政治两个方面的基础之上的：一是先入为主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观念；二是“粗鲁的自由主义”。
（三）两党反共主义政策存在差异的原因
两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既存在政党社会基础、党员队伍和意识形态差别方面的因素，又有纯党派斗争、争权夺利的因素。
1、历史传统差别。
民主党是与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一脉相承的，而共和党则被看成是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的联邦党的继承者。杰斐逊政府和亚当斯政府在外交上就有相当大的区别，从而奠定了两党不同的外交传统。比如对待激进革命，虽然杰斐逊和亚当斯都倾向于进行干涉，但杰斐逊进行干涉是为了“指导革命”，而亚当斯进行干涉则是要把革命者都拘捕起来。杰斐逊和亚当斯的外交政策中的这两种倾向分别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所继承。
2、思想基础和内外政策倾向的差别。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存在一定差异。在不影响争取选民上、台执政的前提下，民主党的政策总是能更多地体现自由主义的东西，更多地有变革社会的精神，更偏好福利制度和政府干预经济，外交政策更多理想主义色彩，比如对促进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持有更同情的立场。而共和党的政策则更多地体现保守主义的东西，通常反对福利制度和政府干预经济，外交政策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更倾向于用武力来对付第三世界的不稳定局势。自由主义的政策一般居于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比如，对罗斯福新政，保守主义者指责罗斯福变成了一个独裁者并通过他的新政方案对美国人施加社会主义的影响；而社会主义和左派人士则抱怨新政的政策对大量贫困和不平等讲得不够。再比如，对杜鲁门的遏制政策，民主党内的温和派“认为它太好战；保守的共和党人却认为它太消极被动。”冷战期间，共和党也时常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但它往往是自由主义的右翼。历史上，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更多地奉行孤立主义，而民主党更多地奉行国际主义。在冷战期间，两党都奉行国际主义，但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往往“低估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及其威胁”，重视“全球的稳定、和平与繁荣”，还重视人权、民主以及外交手段在解决争端和冲突中的作用。而保守主义的国际主义则有更强烈的反共色彩。朝鲜战争期间，以共和党人为主的极端保守派认为“如果要阻止亚洲共产主义的蔓延，（朝鲜就是）在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候进行的一场正确的战争”。共和党在纲领上曾经指责过杜鲁门，说在他的领导下，这场战争是由“一些没有胜利信念”的人打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米勒教授分析了里根政府所奉行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渊源，认为“里根意识形态”有三个来源：“传统的美国至上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想都具有很强的反共主义倾向。“美国至上主义”（Americanism）在冷战期间持极强烈的反苏反共态度；“民粹主义”（P·pulism）曾是***主义和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冷战初期的麦卡锡主义就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缩影；“新保守主义”（Ne·-C·nservatism）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主张奉行全方位的反苏政策，反对搞缓和。
在美国外交史上，强调传播美国价值观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代表人物和推行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外交政策的重要人物多数出在民主党内，如威尔逊、（小）罗斯福、杜鲁门、卡特、克林顿；而强调维护美国安全、经济等国家利益并崇尚“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代表人物多出在共和党内，如（老）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
3、党员队伍的影响。
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社会基础与党员队伍也存在差异。不同的社会基础和党员队伍又反过来促使它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保持原有的社会形象，并形成自己特有的政策倾向。
虽然就个别党员来说，很难将民主党党员与共和党党员区分开来，但是就整体而言，两党的党员队伍还是有区别的，而且比较而言，民主党人具有进步倾向。经过长期的发展，共和党中以白人、中产阶级、新教徒、受过高等教育者、男性公民居多。这些人一般都支持维护大企业的利益，赞成现有的法律，主张限制政府对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干预，在对外事务中主张采取强硬路线和政策，尤其是他们都自我标榜为保守派。民主党中则以劳动阶级成员、工会会员、少数民族或种族、非新教徒、城镇居民居多。这些人一般都支持采取社会福利措施，要求政府改善国内穷人的状况，对企业进行管制，对财富和权力分配要平等一些，在对外事务中主张采取更加自由化的政策，但赞成限制贸易以保护就业。党员队伍的这种构成状况和思想倾向，虽然不能对党的政策的制定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其影响是肯定存在的。
由于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比较薄弱，因此社会的中下阶层特别是具有左派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了相对温和一点的民主党的旗帜下。“新政”时期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参政，其中有一些就是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这些中下阶层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情感、态度等对党的政策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与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比较起来，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在内外政策上都更温和一些。1996年大选时美国共产党的立场很能说明问题，党的领袖格斯·霍尔曾号召本党的支持者投克林顿的票。他认为，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候选人，民主党人现在便是惟一的选择，因为他们没有共和党人那么邪恶。霍尔还斥责多尔及共和党人为“极右的新***主义者”。
4、利益集团的影响。
在美国，政党尤其是两个大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分别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并得到它们在财政、舆论和选举上的支持，因此在政策主张上就不可避免地受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的工会与民主党关系比较密切，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拥有1600万会员，他们通常投民主党的票。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曾被指控受劳联—产联的控制，因为劳联—产联支持他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然，民主党与工会的这种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1980年里根就将拥有230万会员的“货车司机工会”拉了过去，这是造成卡特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尼克松在1968年获胜的原因之一，也都是大批工人转变了对民主党支持的态度。共和党则较多地得到企业主集团的支持，如1968年尼克松竞选，共和党就得到洛克菲勒等大财团提供的258万美元的捐款。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对国会竞选的捐赠情况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利益集团与两大党的关系。比如1979-1980年度，在众议院，工会向民主党提供了890万美元的捐赠，而只向共和党提供了40万美元；公司和专业团体对两大党的捐赠情况正好相反，捐给共和党的多于民主党的。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都有自己的政策主张，它们会对它们所支持的政党施加影响，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5、党派斗争的需要。
能否执政或在国会中的席位多少对两大党来说意义重大，这既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能否有机会得到贯彻执行，更涉及到党的高层干部的参政机会。因此，在不违背国家根本利益和党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各党会尽可能地给竞争对手制造麻烦，使其失去选民的信任；同时要标新立异，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增强自己在选民中的影响。40年代末共和党攻击民主党的对苏政策太软弱，就迎合了美国公众的情绪。据调查，持这种看法的公众，1947年10月时占62％，1948年3月占73％，1948年7月占69％，1949年9月占53％。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西方政党之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的差异趋于缩小，由纯粹是为了争权夺利的党派斗争所带来的政策分歧越来越多。
二、公众舆论与反共主义
美国是个“宪政民主”国家，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决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麦尔文·斯毛尔（MelvinSmall）说：“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公众舆论在外交和军事战略的发展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杰里尔·罗赛蒂认为，公众舆论“可以间接和直接地对参与决策的政治官员起到制约作用”。主要原因是：第一，选举产生的官员对公众舆论特别敏感，不论公众舆论对国家政治的关心程度如何，毕竟公众投票决定了政治领导人的就职和离职；第二，政治领导人在任职期间影响决策过程的能力主要来自于他们在公众中的威望；第三，公众舆论常常划定了合法的政治言论和国内政治的范围，限制了决策者对政策的选择。正因为这样，了解美国公众舆论对反共主义的态度，对理解美国政府的反共主义政策是有很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