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美英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随着战争的结束，詹姆斯·门罗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终于步入政坛，成为美国建国之初的著名政治家之一。
门罗的政治生涯得益于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位政治家，而受前者的熏陶和启发最深。同样，杰斐逊对门罗这个年轻人也极为器重，他指导门罗学习法律，并言传身教，将自己从政的经验都无保留地告诉了门罗。1782年，年仅24岁的门罗在杰斐逊等人的支持下，参加州议会的竞选，一炮打响，当上了众议员。次年，门罗再接再厉，入选为北美邦联议会议员，并逐渐成为议会内一个崭露头角的活跃人物。
门罗的政治主张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认为美国应当向西部发展，为此他曾经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考察了密西西比河通航的可能性。第二，他认为应当成立一个中央联邦政府，以代替当时北美13个州的松散邦联。1787年5月，他作为弗吉尼亚州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
当时杰斐逊正在巴黎担任美国驻法兰西公使，他对汉密尔顿提出的宪法草案中没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深感忧虑，但由于远隔重洋，不能与会，所以他请门罗在会议中代表自己宣传有关主张。
门罗坚决反对总统为终生职务，要求定期举行选举。他还旁征博引，以古希腊的历史经验反对总统过分专权。最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达成妥协，虽然未将有关人权的条款纳入宪法，但规定总统四年为一任期，并按有关手续进行选举。门罗的提案虽未被全部接受，但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91年，第一届美国国会通过了麦迪逊草拟的《权利法案》，作为修正案成为了宪法的一部分。
1789年4月，华盛顿被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为了表示不偏不倚，他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门罗也通过选举当上了参议院议员，不过没多久，他与汉密尔顿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华盛顿很赞赏门罗这种宽宏大量的气概，同时，为了平衡门罗与汉密尔顿的关系，他于1794年任命门罗为美国驻法兰西公使，这就为门罗的政治生涯揭开了新的一页。
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捣毁了巴黎的巴士底狱。三年后，人民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并战胜了由英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封建国家组成的反法联盟。然而，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大资产阶级的督政府所篡夺。这个督政府虽然反对王党复辟，但对许多革命家也采取了镇压措施。
门罗是同妻子及女儿一起到巴黎赴任的。门罗1786年结婚，妻子婚前的名字叫伊丽莎白·科特兰特，是纽约一位商人的女儿。
然而，当门罗夫妇踏上法兰西国土时，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形势已出现逆转，革命的雅各宾派已被镇压，贪得无厌的奸商肆无忌惮地抬高物价，这一切都使门罗感到忧虑。一次，他和女儿伊莉一块沿塞纳河散步。望着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建筑，门罗告诉年幼的女儿，虽然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事实上却比法国好得多。
然而，“福兮祸所伏”。虽然门罗在法国的工作卓有成效，但却与出发上任前华盛顿给他的关于在法英两国冲突中小心保持中立的指示不相符合。门罗喜欢共和制的法国，讨厌君主制的英国。同时又认为，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而英国是一个海上国家，所以未来对美国威胁最大的是英国而不是法国。门罗的这种想法或许是正确的，因为后来英国军队的确也曾侵略过美国。但是，门罗对法国的过分热情却违背了“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基本原则。比如，他主动要求出席法国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受到会议主席的热烈拥抱，做了对法国充满激情的演讲，并赠给大会一面美国国旗，飘扬在法国三色旗的旁边。
门罗在法国的活动传到了美国国内，引起了像汉密尔顿这样坚持亲英政策的人的不满。1797年，华盛顿总统宣布召回门罗，理由是美国需要一个“推行而不是妨碍政府中立政策的外交使节。”
门罗在满怀不平的心情下还在当年发表了长达500页的《对最高行政当局处理美国对外事务的一点意见》一书，公布了政府给他的训令、他同美国和法国政府的来往公文、演说词以及他同美侨来往的信件，为自己辩护。
1801年，杰斐逊当选为美国第三任总统，这就为门罗重返外交界铺平了道路。
1802年担任法国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有一个在北美洲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计划，这个殖民帝国主要包括加勒比海的海地岛和位于密西西比河与石城山脉之间的路易斯安那。拿破仑的目的是将路易斯安那地区变成法国的“谷仓”，然后通过作为贸易中心的海地岛将谷物运往欧洲。
1803年初，杰斐逊召见门罗，任命他为总统特使，前往法国，与美驻法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一道向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部分地区。根据杰斐逊的训令，门罗和利文斯顿可以在100075美元的限额内，购买新奥尔良港和东、西佛罗里达，如果拿破仑拒绝，则应出此限额的3／4购买新奥尔良港或其东岸土地，如果还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取得新奥尔良的航行权和货物存栈权。门罗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可以说得上是虎口拔牙，他虽然忧心忡忡，但还是没说二话地接受了下来。果然，他到巴黎后第一次见拿破仑就碰了个“软钉子”。
门罗看得出来，拿破仑是在回避谈实质性问题。但是，这位法国第一执政又没有严辞拒绝美国方面的建议，凭着多年的外交经验，门罗知道其中必有奥妙，因此需要启开拿破仑之口。“阁下”，门罗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正是由于这种可能的存在，所以杰斐逊总统才命令我亲自把他的亲笔信转交给您，并希望我能亲耳聆听到您对建议有何见教。”
拿破仑沉默了一段时间，门罗的话不亢不卑，软中有硬，他必须设法给以一个不违反礼仪的回答。“特使先生，”拿破仑说，“我是一个军人，所以常常愿意预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至于外交问题嘛，我的外交部长塔列朗是行家里手。所以我想说，‘请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门罗没离开美国前就曾研究过塔列朗，这个善于钻营，能够随机应变的跛子神父，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钱、虚荣、地位和女人，门罗早做好准备与他斗上一场。
1803年4月30日夜，门罗和塔列朗经过14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完成和签署了领土移交协议，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领土交易就这样成交了……乔治·坎宁1812年，英国首相珀西瓦尔遇刺而死，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为了争取议员席位，乔治·坎宁和老对头卡斯尔雷当众表示和解，并且最终都如愿以偿。新当选首相的利物浦勋爵有意请坎宁担任新内阁的外交大臣，坎宁也兴冲冲地准备东山再起，但到最后一刻又拒绝了邀请。原来，坎宁听说利物浦勋爵准备请卡斯尔雷担任下院议长，一种无法控制的嫉妒心顿时又使他放弃了外交大臣的位子。1814年，坎宁受命出任驻葡萄牙大使，他终于离开了那个使他郁郁不安的伦敦。
坎宁在里斯本任职期间，欧洲的局势发生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变化。1814年，拿破仑在反法联军进入巴黎后被迫退位，被流放到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1815年3月他重新复辟，但不久又兵败滑铁卢，又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海伦岛，法兰西帝国彻底瓦解。
英国一贯的对外政策是保持欧洲大陆各大国之间的平衡，防止任何一个国家过分强大。在沙俄势力膨胀，以“欧洲宪兵”自居的时候，卡斯尔雷决定与法、奥勾结，以对付俄、普的联合势力。在“神圣同盟”成立后，英国又与俄、奥、普订立了“四国同盟”，明确表示要维持欧洲“均势”，实际的目的是限制沙俄势力进一步扩张。
1816年，坎宁奉调离任回国。他曾幻想回到执掌对外政策大权的位置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卡斯尔雷占据了那个位置。坎宁最后被利物浦勋爵安排当了印度控制局的局长。
1822年8月，内阁任命坎宁为印度总督。说实话，在欧洲局势千变万化的当时，任命坎宁去遥远的印度勿宁说是一种体面的“流放”。它表明，坎宁的政治生涯将以印度总督的身份而告终。但是，坎宁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命。正当他乘船驶向东方，船只还没有驶出泰晤士河河口时，命运女神改变了他的政治前途，也改变了英国的外交政策。
原来，卡斯尔雷由于突然精神失常，在家中自刎身亡。坎宁卷土重来，从这以后直至他逝世，英国的政治事务几乎都是由他主宰。
的确，坎宁的才智使外交大臣一职非他莫属。据说他能同时口授两份急报，一份近在欧洲，而另一份远在天边的拉丁美洲，一气呵成，一字不改就能发出去，还让人往往对其文采赞叹不已。但是，坎宁真正的才华在于他敏锐犀利的政治眼光。经过多年作为旁观者的考察，他一上台就认为应该对英国的内外政策进行全面革新。
坎宁进行的第一个革新是全面审查关税制度，要求在国内小麦价格上涨时按比例降低关税。他说：“我们面临财产和人口之间的尖锐矛盾……只有通过宽容和开明的立法活动才能避免这一矛盾。”在他的坚持下，议会通过了有关法律，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需要，促进了英国海外市场的扩展。
在对外政策上，坎宁认为，欧洲发生革命的直接威胁已经消失，真正的威胁来自神圣同盟的大一统局面，它使英国处于孤立地位。
“西班牙危机”是坎宁担任外交大臣后遇到的第一个重大外交问题。1820年1月1日，由列戈领导的西班牙自由派发动政变，宣布结束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专制主义直接统治，实行君主立宪。
坎宁出任外交大臣后所面临的“西班牙危机”包括两方面的问题；除西班牙国内政治体制问题外，另一个就是原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问题。
坎宁后来以胜利者的口吻说道：“我利用新大陆保持了旧大陆的均势。”
坎宁在外交上的另一个重大举动是利用希腊独立分化沙俄和奥地利的关系，打击了梅特涅。1821年，希腊人在经历400多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后发动起义，要求取得民族独立。
希腊地处东地中海，是英国通往“女王王冠上的珍珠”的印度通道上的重要国家。如果希腊独立了，奥斯曼帝国就会被削弱，通往印度通道的安全才有保证。1823年3月25日，坎宁事先未通知任何伦敦外交官，就宣布自即日起承认希土为交战双方，这实际上是承认希腊是一个独立国家。
1827年3月，利物浦首相中风去职，坎宁一下子登上位极人臣的宝座，成为英国的首相。
坎宁当首相那年57岁，但还在外交大臣任内，他已身染重病，再加上公务的劳累，他只好靠服鸦片酊度日。
1827年8月8日，他死于伦敦郊外的别墅中。他正好当了100天的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