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最具影响力的谋略奇才 上册(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
2484400000028

第28章 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公元600~636年),河南洛阳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结发妻子,13岁时嫁给李世民。唐高祖李渊登基后,册封她为秦王妃。当时,由于秦王李世民在统一中国的作战中不断建立卓越功勋,皇太子李建成对李世民的猜忌日益加深,同时李渊与李世民的矛盾也有发展。为弥合李渊父子裂痕,她尽力孝敬李渊及其嫔妃,为李世民在宫中树立威信,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她引导将士进入宫中,杀掉李建成。李世民对她很感激,即位后立她为皇后,她外柔内刚,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反对外戚当权方面有坚定的主张。在贞观初期,她为李世民清明政治出了不少好主意,可以说是李世民的重要谋士之一。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死后,李世民称赞她“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

长孙皇后作为内宫“总管”,对子女、对宫内其他人员教育、管束是比较严格的。有一次,皇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对皇后说,东宫(太子宫)的器用设施太少,请给增加一些。皇后不许,说:“作为太子,怕的是德不立、名不扬,哪怕什么器用少呢!”皇后对宫内人员严而不苛。嫔妃以下患疾病时,她都亲自探视慰问,甚至把自己用的高级药膳拿给她们吃。太宗有时临时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回到后宫便迁怒于宫人。遇到这种情况,皇后表面上也作出发怒的样子,甚至将“得罪”太宗的宫人当着太宗的面囚禁起来。等太宗息怒之后,皇后再慢慢地向太宗申诉宫人无罪的道理,为宫人恢复名誉和自由。因此,宫中没有滥施刑罚的现象,人人都爱戴皇后,长孙皇后对与自己疏远的甚至有私怨的人,从来也不想借机报复,总是从大局出发,不计私仇。她的异母兄长孙安业,好酒无赖。他们的父亲死后,长孙安业不仅不善待年纪尚幼的皇后及其同母兄长孙无忌,甚至还将他们赶到舅家。她并不介意其异母兄这种恶劣行为。她当上皇后之后还请太宗对长孙安业“厚加恩礼”。长孙安业官至监门将军,后来与李孝常、刘裕德谋反,太宗决定处其以极刑。皇后得知,叩头流涕为其请命,说:“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处以极刑,人必谓妾恃宠以报复其兄,岂不为圣朝之累乎!”太宗遂改变决定,将长孙安业流放于边远之地。

长孙皇后曾搜集古代妇女的善事,撰成《女则》10篇,并且写文章驳斥汉明帝马皇后关于不能抑制外戚参政,而应节制其车水马龙之侈的论点。她认为,马皇后的论调是开外戚乱政的祸源而防其末节。她曾对太宗说:“妾之本宗,以恩泽进位,无德而禄,易以取祸。欲保全其子孙永久,慎勿使其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她的同母兄长孙无忌与太宗李世民本是布衣之交,在帮助李世民统一中国及谋划”玄武门之变”使李世民得以即位等方面建有巨大功勋,是李世民的心腹和“佐命元勋”,常出入李世民卧内为之出谋划策。李世民登基后想任命长孙无忌掌握朝政,皇后“固言不可”,多次对李世民说:“妾既托身紫宫,尊重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内戚吕氏、霍氏之祸,可谓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相。”李世民不听,仍然任用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皇后又秘密遣人与长孙无忌商定,两人分别苦求逊职。李世民不得已才准许了他们的请求,改授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皇后这才感到放了心。后人评论长孙皇后不赞成内戚掌握权柄的策略思想时,认为这是“虑之深远”的。

长孙皇后所生长乐公主,太宗特别钟爱。在她将要出嫁的时候,太宗敕令有司,陪送长乐公主的物品要比陪送永嘉长公主(李渊之女、李世民之妹)的物品多一倍。魏征得知后谏曰:“皇帝之姑姊为长公主,皇帝之女为公主。既有‘长’字,应高于公主。若陪送物品多于长公主,甚为不可。”他引用汉明帝封皇子的故事说:“昔汉朝明帝封皇子时说:‘我子岂得与先帝子封地相等!’皆令半于先帝子(给皇子的封地为给先帝子的封地的一半)。”太宗嘉纳其言,并转告皇后。皇后感叹地说:“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体,每言必先侯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皇后还遣使持钱四百缗、绢四百匹,以赐魏征,并传语于魏征说:“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有一次,太宗上朝后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皇后迷惑不解地问太宗要杀谁。太宗说:‘魏征经常在朝廷之上辱没我。”皇后退出宫寝,换上正式的朝服,立于宫廷之中。太宗惊问其故,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太宗听了很高兴,消除了对魏征的怨气。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太宗的重要谋臣房玄龄因受到太宗的指责而愤然请归故里。皇后当时已病重,得知此事后,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泄漏,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太宗听从皇后劝告,即刻起用房玄龄。

长孙皇后是一个注重节约的人。她的服饰用品都是作为皇后所必需的,从来没有提出过个人的要求。她还是个遵守法度的人,从不因私枉法。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她跟从太宗到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西)休养,当时已染上疾病,仍坚持与太宗一起活动,因而病情日益加重。太子承乾见皇后病得实在太重了,对皇后说:“各种药都吃过了,尊体仍不见好。请奏启父皇,大赦天下囚徒,并请佛道人士颂经祈求福助。”皇后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长寿命,吾素来不为恶;若行善对延寿无效,又有何福可求?大赦是国之大事;佛道不过是异域之教,与政体有弊无利。这些均是陛下所不为的,岂能因吾一妇人而乱天下大法?”太子不敢奏禀父皇,便将此想法告诉给左仆射房玄龄。房玄龄又转奏太宗;其他朝臣也建议实施大赦,太宗答应下来,皇后听说后马上向太宗固请不可大赦。太宗乃止。贞观十年六月,皇后病入膏肓,与太宗辞诀时,除请求不要重用外戚之外,还说:“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殡葬劳费天下,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墓葬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需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殁于九泉,诚无所恨。儿女辈不必令来,见其悲哀,徒乱人意。”太宗听后甚为感动。皇后死后,太宗尊其号为“文德顺圣皇后”,并在其墓前刻石为文,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只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已有……。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