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目提要
徐玉莲
为了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繁荣黄梅戏舞台艺术，不断推出精品力作，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2009年11月黄冈市面向全国征集以“苏东坡在黄州”为题材的黄梅戏剧本。《东坡赤壁》是范国清先生在“黄冈市征集苏东坡黄梅戏剧本”活动中创作的剧本，该剧本在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获得了本次征文二等奖第二名。
大型古装黄梅戏《东坡赤壁》通过苏轼初到黄州、寺庙坐禅、东坡躬耕、草堂摔笔、奋笔救婴、赤壁绝唱等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描写了苏轼在黄州的浴火重生，由“故我”向“今我”的转型。
【作者介绍】
范国清，男，1963年生，湖北武穴市人，毕业于湖北大学历史系，武穴市文广新局戏工室编剧。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小说故事两百余篇，一百余万字。《幸福的手指》获2009年中国“山花”奖。《青岭惊魂》改编为同名电影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草鞋老太爷》获第七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暨黄冈市地方戏展演剧本创作一等奖，获湖北第九届“楚天文华奖”剧本二等奖。2010年5月，被湖北省文化厅评为“湖北省舞台剧2010年—2011年度重点创作人员”。
【剧情梗概】
第一场：初到黄州。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初到黄州的苏轼，不仅无依无靠还被百姓误认为是一个贪官，使他倍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唯有朝云的不离不弃给了他一丝慰藉。
第二场：寺庙坐禅。安国寺坐禅让苏轼在佛老思想中找到了精神支柱，安国寺本是宏扬佛教的禅修之地，它给苏东坡带来了心灵上的平静，安抚了他的灵魂。
第三场：东坡躬耕。苏轼初来黄州，一贫如洗，不得不躬耕东坡，解决温饱。他以富有诗意化、审美化的劳动“自救”，稍济家大口阔的“困匮”和“乏食”之急。劳动也使他接触农事，贴近了生活，亲近了农夫，体悟到粮食的来之不易以及丰收的喜悦。
第四场：草堂摔笔。东坡因小儿苏遁三朝喜日，赋诗一首，马通判穿凿附会说这是一首反诗，诬陷东坡诽谤当今圣上不善用人，幸好萝卜头暗中相助，使马通判阴谋未得逞，马通判命人将萝卜头双手打烂。东坡认识到自己“手握笔砚仿佛以卵击石”，“到如今招灾惹祸无用头”，悲怆之下将笔摔了。
第五场：奋笔救婴。面对民间溺婴的惨景，苏轼按捺不住了，挥笔写信求助州府，“告诫村民和乡党，溺婴陋习要严防”，建议“村村成立救婴会，富户捐献钱和粮”。马通判诬陷东坡“雪堂聚众，编造谎言，图谋不轨”，但苏轼仍坚持为民请命。
第六场：赤壁绝唱。面对浩浩长江，脚踏壁立的崖岩，苏轼终于发出了对现实、对人生的深沉感喟，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
【获奖情况】
2010年3月，原创古装黄梅戏《东坡赤壁》剧本获“黄冈市征集苏东坡黄梅戏剧本”活动二等奖第二名。
△脱去故吾换新我，大江赤壁写风流——评原创古装黄梅戏《东坡赤壁》
徐玉莲
走进黄州赤壁公园，清代黄州知府郭朝祚所撰名联“客到黄州或从夏口西来武昌东去，天生赤壁不过周郎一炬苏子两游”历历在目，让人浮想联翩。苏轼曾总结自己的人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将黄州功业列为首位。苏轼，黄州，一个人名，一个地名，就这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黄州是苏轼贬官之地，也是苏轼浴火重生之地。公元1080年12月，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说：“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按照东坡自己的说法，所谓“故我”是指过去名动京师、“独步天下”的眉山苏轼，是“专为应举而已”的苏轼，豪情满怀，抱负远大，立志干出一番功业，汲汲于功名利禄。“今我”则是“与樵渔杂处”的黄州苏东坡，饱经沧桑，历经磨难，是从人生剧变的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评价人生意义，获得新生的“东坡居士”。
乌台诗案让苏轼丢官获罪，跌入人生低谷。《东坡赤壁》第一场描写苏轼初到黄州。苏轼“罪咎未了遭贬谪，合家上下受颠连”，御史台下令各级官吏严加监管，要把黄州这一方苏轼的贬官之地变成他的地狱之门，要命的是苏轼不仅无依无靠，而且还被百姓误认为是一个贪官，不明实情的王老实、萝卜头、木根、一班衙役等在马通判的挑唆下对苏轼百般刁难，使他倍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苏轼本是天涯倦客，落魄于黄州，内心是落寞和孤寂的，幸得朝云不离不弃，追随苏轼到黄州，让他倍感温暖。
安国寺坐禅让苏轼在佛老思想中找到了精神支柱。乌台诗案，让苏轼心魂不定，忧畏百端，“醉里狂言醒可怕”，“畏人默坐成痴钝”（《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心理的支撑点，于是苏轼走进安国寺“焚香默坐”，并不是为了修佛成道，而是借用释家之坐禅，“闭门却扫”，“一念清净”，“家门佛门两个门，进进出出忘春秋，一脚踏进佛门里，一脚陷在家门中，入佛门日日反躬自省”，惟愿“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安国寺本是宏扬佛教的禅修之地，然而它却为安抚苏东坡的灵魂提供了平台。
躬耕东坡，则解决了苏东坡的生计问题。苏轼初来黄州，一贫如洗，“盐罐空，油瓶空，米缸空，灶下柴火空”，“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为求生计，东坡不得不劳动“自救”，“文人走末路，笔砚换锄犁”。躬耕东坡，不仅稍济家大口阔的“困匮”和“乏食”之急，而且还让他接触了拾瓦砾、除草棘、扶耒种田的农事生活，与百姓“同顶日头洒汗水，同披月光荷锄归”，亲近了普通百姓，体悟到了粮食来之不易，感受到丰收的喜悦。苏轼慢慢习惯了“丢乌纱，戴草帽，脱紫袍，穿农装”的生存方式，融入了“锄当笔，田作砚”田园牧歌式的美境，收获了“挥锄漫卷东坡冈，夫子迸发农夫狂”的旷达超然。
草堂摔笔，体现的是东坡向“今我”更彻底的转变。乌台诗案前的苏轼“敢向诗中箸不平”，讽刺苛酷，笔锋尖锐。他的诗词时而流露出对熙熙攘攘的官场的蔑视，时而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时而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时而表达“致君尧舜”的渴望。在黄州草堂，东坡因小儿苏遁三朝喜日，赋诗一首：“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儿孙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马通判穿凿附会说这是一首反诗，诬陷东坡诽谤当今圣上不善用人，幸好萝卜头暗中往手里吐口痰，将“愚且鲁”抹成黑团，马通判阴谋未得逞，气急败坏，命人将萝卜头双手打烂。东坡认识到自己“手握笔砚仿佛以卵击石”，“到如今招灾惹祸无用头”，苏轼悲怆地把笔摔了。草堂摔笔，标志着是“今我”的东坡居士，决心超然于风高浪急的政治漩涡之外，其笔端不再关注官场的蝇营狗苟，对现实政治的不满、针尖麦芒的批判不再属于他的笔砚。他开始以更开阔的眼光，以平静的心态，静观自然，寄情山水，描写田园风光。
奋笔救婴，是苏轼对黄州的回馈。黄州乡亲对贤人君子的爱戴和尊崇，使他深受感动，同样，苏东坡也把黄州人当自家人。木根要溺死刚出生的儿子，萝卜头把孩子抢了出来，苏轼知道由于百姓养不活孩子，溺死刚出生的婴儿在民间是常有的事。人间惨景，让“忠义填骨髓”，“道理贯心肝”的苏轼又按捺不住了，他决心“生死福祸置度外，一片丹心解民忧”，挥笔写信求助州府，“告诫村民和乡党，溺婴陋习要严防”，建议“村村成立救婴会，富户捐献钱和粮”。苏轼救婴受到了马通判的百般阻挠和无情打击，诬陷东坡“雪堂聚众，编造谎言，图谋不轨”，苏东坡仍然坚持为民请命，以百姓利益为先，置个人荣辱甚至生死于不顾。
黄梅戏《东坡赤壁》以赤壁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结尾，可谓神来之笔，苏轼实现了由“故我”向“今我”的华丽转身。面对浩浩长江，脚踏壁立的崖岩，苏轼终于发出了对现实、对人生的深沉感喟，苏轼与黄州在大自然中奏响了流传千古的永恒乐章。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忘情于自然，寄情于美酒，苏东坡在黄州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与人生哲学的重构，于是，一个乐观豁达、随缘自适、宠辱不惊、安道守节的苏东坡从黄州走出去，而他留下的，则是不朽的绝唱，以及令千万后人为之着迷的精神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