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心洁
戒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只是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看到、读到过它。同样是年轻人的我，不但亲眼见过，而且领教过它的厉害。也许没有人相信，七十年代的我会与它“朝夕相处”。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被叫做“戒尺”，喊它“戒尺”，就有“警戒”之意吧。
我身边有把戒尺。是祖父传给父亲，父亲传给我的。
戒尺·祖父祖父是旧社会的商人，解放后还断断续续干过一阵子，是那种杂货铺生意。我不太深刻的记忆里，祖父是高高大个、清瘦的面孔、戴顶瓜皮小帽，时常抿着长白胡须的老人，很像中学历史课本插图上的魏源老先生。祖父是面目慈祥，时常挂着微笑的，大凡见过他一面的人，谁也不会想到老人家家规这么严，打起孩子来这么厉害。
中国过去的商人与现在的商贾不同，他们大抵文学功底挺厚的。祖父的毛笔字写得潇洒飘逸，是我学龄前启蒙的帖子。现在说来，谁也不会相信七十年代的我还受着“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育。父亲那时为两位老人和九个孩子的生计奔波，自然没工夫教育孩子了。也许作为商人的祖父想使自己的家庭成为“书香门第”的那种，对几个孙子孙女的教育极费心、极严厉。大概中国社会子女的教育，不是由父母而是由祖父母来完成的，贾府就是一例，不过女人的教育大多是“哄”和“劝”，如贾母，若贾父在，宝玉这个“混世魔王”不知要挨多少板子呢。
祖父的戒尺挂在堂屋中堂左边的墙壁上。戒尺，也就尺把长，一寸宽、两头微翘、油黑发亮的；那黑掩盖了它的质地，到底是竹片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做的，我不清楚；一头钻了孔，穿了绳，可以吊起来——儿时的它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伙伴”。
祖父的“家规严”和“爱干净”在小镇上是出了名的。
那时，哥和我是跟着祖父歇的，夏天为他打扇赶蚊子纳凉，冬天则先爬上床去暖被窝。每天早上，无论是三伏盛夏还是三九寒天，祖父总是令我们“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为他倒痰盂便罐，把屋里院内打扫一遍，开始背头天识的字或诗或词。学习偷懒，或在外调皮捣蛋邻居告上门来，就要和戒尺“亲吻”了，有时用手掌，大多是用屁股蛋子的。来到祖父面前，手掌伸开，五指并拢，然后问你“在外面做了啥事”，你就要把在外面的所作所为讲述一遍；又问“这事做错了没有”，“错了”，“错在哪儿”，自己指出错在哪儿；又问“该不该挨打”，“该挨”，“挨哪儿”，“挨屁股”，“挨几下？”……那时至少挨三下，或者四下、五下，绝对不敢少于三下的，我们也不愿多挨一下，所以“三下”就成了定数，不假思索的数字。祖父左手捏住你的手，右手拿戒尺，当时你就感到扬起的戒尺带出一道寒光，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边打边问，“这回记住了吗？”“记住了，”“能改吗？”“能改，”“下回还敢这样吗？”“不敢了。”打一下问一声。这些回答是带着哭声说出来的，现在想来可笑。挨屁股与挨手掌程序差不多：找块砖来，自己扒了裤子跪在上面，然后是照例的问答和挨打程序，完了，提上裤子，自己再把砖送回原处。
现在看来，祖父的打孩子挺有“学问”的：不打要害部位，既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刻骨铭心”，又不至于伤了身体；让你自己选择“挨哪里”和“挨几下”，挺讲“民主”的；让你知道做错了什么事，以便下次改正，至少不再犯同类错误；打男孩子多，女孩子少，打小孩子多，大孩子少，没外人在场时打，有外人不打——维护了孩子的自尊心。
这种“啪——啪——啪——”的戒尺打击，是我儿时的家常便饭，仿佛启蒙前的必修课。刚开始时还“哎哟哎哟”地大哭大叫。后来就不再出声，只是流泪，不知是戒尺的疼痛还是做错了事的悔恨。戒尺的打击声很响，在我家院子里能听到邻居说：“快来听啊，小洁的爷爷又打人了。”祖父打人，奶奶父母兄弟姐妹是不敢劝的，更不敢拉了，常常是我们兄妹挨了祖父的打，母亲抱回屋中搂在怀里，掰着我们红肿的手掌或屁股流泪：“下次可不敢这样了，啊。”
就是在祖父“啪——啪——啪——”戒尺打击声的伴奏下，我长大了，六岁读了小学，功课年年全优，特别是语文课。有时，家住乡下的老师办事去了，就让我这个“小老师”上台代几次课，无非是把前几天学过的字、词、课文抄写在黑板上，注上拼音，一遍遍地领读，领写，背诵。
“文革”末期，来了一群戴红袖章的人，借口“海外关系”，抄走了家里的一切。一个被称作“头儿”的人看到了堂屋墙上挂着的戒尺，拿在手中掂量了几下，要带走。祖父阻拦，头上“嘭嘭”挨了三下，一样的清脆响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敢用戒尺打祖父。但戒尺总算保留了下来。
没几年，祖父病故了。盛殓祖父那天，母亲说：“你爷爷爱打人，让他带着这把戒尺，到阴间打小鬼小判去吧。”我看到寿木里戒尺放在祖父身边，发出黑黑的寒光，仿佛又听到了“啪——啪——啪”的打击声。可看看祖父的面容，慈祥和蔼，完全没有了平日打我们时的威严。我把那把戒尺偷偷拿了出来。
戒尺·父亲听父亲讲，他也是这把戒尺的“受害者”。当年，他与同在开封读书的伯父就是不堪祖父的戒尺之痛，一气之下到了部队。父亲在朝鲜战场打“美国佬”那么厉害，对孩子极为善良，他的教育方式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来没有打过孩子一下，更不用说用戒尺了。
从此，这把戒尺真正成为历史的遗物被搁置了起来。虽然它还时常被挂在正堂上，可谁都可以摸它，用它，有时它就成了直尺的替代品，后来干脆被刻了刻度成了真正的尺子，有时也会被扔在一堆破铺衬烂衣服中间，却始终没有丢失。
这把戒尺被父亲第一次使用，也是最后一次被作为真正的“戒尺”之用，是在有一年暑假的一个晚上。那个夏天的晚上，月亮挂在院子枣树的顶上，凉风习习。小弟考中学落榜了，父亲生气了：我们兄妹几个，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从没有让父亲费过事。在我们兄妹的怂恿下，父亲随手抄起了床上的戒尺，是见惯了的祖父常用的程序：“该不该挨？”“挨哪儿？”“挨几下？”一阵“啪——啪——啪”的打击声，边打边问。小弟就是不说话，也不哭，只是流泪。我们兄妹也流着泪让父亲狠狠地打，足足打了十几下。照例是母亲拉着小弟肿红的手在灯光下流泪。现在想来，那晚的“啪——啪——啪——”声是我记忆中最响亮的一次。
戒尺·儿子后来我常想，多亏了祖父这把戒尺和他慈祥中的威严，教给了我们兄妹真诚，能吃苦，富有毅力和维护人的尊严。在那个父亲因“海外关系”被错打回农村老家、子女人学招工受牵连的日子里，我们兄妹九人，正是因了这戒尺的打击，在逆境中奋起。真应该感谢这把戒尺，有时想如今的独生子女适当受些戒尺之刑，也未尝不可。
前些日子看电影《霸王别姬》，听到段小楼幼时学戏遭师父戒尺打击屁股的啪啪声，自己的屁股就隐隐地疼痛起来。说起来好笑，如今都这么大的人了，生了病只是宁可吃药，不愿打针，一看到“注射室”三个字，屁股就条件反射似的发痒。
如今，这把戒尺被我从老家带回了身边。有时真想再让人用这把戒尺打我几下，再听一听清脆响亮的“啪——啪——啪——”的打击声和打击声中的一问一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