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该把话题转一转了。我的牙齿已经有些发胀。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谁、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挑拨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不是今天，而是我一再遇到的一个命题。好像是列宁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们唆使人们去反对知识分子，那就应当把我们绞死”——天，可见在他眼中这是怎样的大罪……我忍了又忍，总算扯到了孩子的学习上：
“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让包学忠到学校去，他这个年龄正是学知识的好时候，不要让他一天到晚在公司里转，那样并不好；应该让他争取考大学……”
女人看了看男人。
男人从柜子上端来了一个纸笸箩，里面盛了烟末。他捻了捻烟末，又从一边找了张破报纸撕下一块卷了，吸着：“考学这个事嘛，也不能说是个坏事儿，不过这要看让谁去做、做了。各家都有自己的盘算……”
“即便考不上学，多学点知识也好啊，将来做各种工作都需要的；在信息时代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他听了，看看手臂上没有洗净的血，嘿嘿笑着。那种笑其实也表示了最大的轻蔑。
3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包亮出语惊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人生、对前途事业之类的看法：“是龙就是龙，是虫就是虫，能行的，有本事的，不考大、大学也蛮有出息；没本事的，天天上大学也还是白搭。你看廖家两、两口子不是正经大学出来的吗？穷得叮当响，连肉骨头汤都不舍得喝，这一围遭谁又看、看得起他们？你再看看人家‘得耳’，就是俺董事长，老东家倒没念几天、几天书，可又谁不服人家？市长也得敬着他哩。一句话啦，什么都有一定之规，强求不得哩。俺家学忠也不想吃鸡、鸡巴分子那碗饭。俺家学忠只想把手艺练好接下班儿。他十几岁上就会给猪放血，剥皮剥得干、干净，不沾一点肉，也不伤一点皮子；他就是做这个的好手，别的俺也不稀罕。这年头做这个的，别的不说，多吃点好东西，猪下水咱买才花、花几个钱？那些‘鸡巴分子”挣那几个钱还不够俺捅几刀的，连瘦肉都吃不起，前些年要买便宜肉还要走俺、俺的后门哩。你知道学忠他们那个学校的老、老校长吧？那人书底子怪厚哩，能倒背‘三国’。今个又咋、咋样？还不是托俺孩子来家买点猪大油回去？告诉你吧兄、兄弟，这年头庄稼人就信服实实在在的东西。哎，有口好酒喝，有块大肉吃，有点儿零钱花花，管比什、什么都强。什么大学小学，那是拿来晃人眼的，咱不是学那个的材料，它在咱眼里也就狗屁不是哩！”
我听得认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他的自身逻辑上来讲，这些话也许并无大谬。而且他这番话也真够分量。不过这倒越发让我害怕，让我不敢太多咀嚼这其中的意味。我现在想的更多的是眼下，是怎么去说服这一家人，怎样让两家人和解。我明白他们是在另一种生活轨道里运行的人，出奇地固执，也确实更为顽强和有力。我只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感到了无语的痛苦。
包学忠在我和他父母对话的时候觉得无聊，就摸出了一把小刀，在一边的石头上吐着唾液磨起来，发出了哧哧的声音。这引起父母的注意，他们回头看了一眼。包亮回头对我说：“我孩儿在制一把、一把劁猪刀。”
我听不明白。
“人哪，多学点手艺不吃亏哩。这不是，他自己想学劁猪——嗯，就是给公猪母猪动动刀儿，给它去去性儿——那就长得肥壮了。以前也有劁猪手，老、老了，眼花了下不准刀儿，按不住猪腿儿——猪蹄子一下蹬上去把、把嘴撕开了一道口子。弄到后来村里人要劁猪，都到十几里外去找人。你也别小看这活儿，‘得耳’老东家大发以前就劁过猪，听说这会儿高兴了还动几刀哩！俺孩儿心眼不孬，他自己琢磨起这活儿来……”
我注意有关“得耳”那几句，暗暗吃惊。我点点头，想用怎样的道理说服他。我说：“即便是将来接你的班，到肉联厂工作，也应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比如说屠宰厂都是机械作业，那时一个文盲恐怕也不行吧……”
想不到女人听了哧哧笑出来。包亮使劲吸了几口烟，眯着眼：“你以为俺肉联厂就不是‘机、机械化’了吗？”
“那你怎么全身溅那么多血，还要动刀子？”
包亮扔了烟头：“我跟你说过嘛，那些洋里八道的‘鸡巴分子’弄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管事儿……”
我越发糊涂了。
“使上那套玩意儿，不是这个零件坏了，就是那里卡、卡住了，再不又停了电。好不容易哪里都没有毛病啦，‘带头猪’又病啦！”
最后三个字让我好生奇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猪。我再问，他就咧咧嘴：
“这也不懂！就是把猪群往屠宰机里领的那头猪，那是费好劲儿才驯出来的，它要走在宰杀的那群猪前头，就叫‘带头猪’哩。”
我还是不明白。
他哼哼着，有些烦：“这还不明、明白？那些等着进机器挨宰的猪都拥在一块儿，不愿往那、那个入口里进——想想吧，进去又是涮，又是打，又是剥皮，滋味不好、不好受啊。猪儿们再笨，也能明白个一二三，它们心里有数哩。这怎么办？有人想出了好法儿，就是训练一头听话的好猪儿，让它先在头里走——不过可不能杀它，让它从入口进去，再从另一个小门把它放出来。这头猪宝贵着哩，千万不、不能伤着。它在头里走，别的猪以为没事哩，都跟着跑进去。其实里头刀枪剑戟上着哩……我们屠宰场这‘带头猪’用了五年哩……”
这真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不知为什么，这只“带头猪”总让我想起其他的什么——那是生活中的某一类人，他们专门依附、出卖，引人上勾……包亮说着把脸一板，再也不往下说了。他盯我两眼：
“‘带头猪’也好，不‘带头猪’也好，闲话少说吧，反正俺包家今个只有一、一个要求，就是让廖家那个臭小子去跟上面说个清楚：俺家孩儿与果园里那个小崽的死没一点粘连，不关我、我们的事儿。俺也管不了他死啊活的，反正俺又救不了他。只要公安局不再来找麻烦就中。就这哩！”
我说：“这当然会做到的，但暂时还不行。因为廖若还病着——等他好了那天，他会对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的。眼下他还没有这个能力，他的话不能作为证据，而且公安部门也不会采信。”
包亮老婆尖着嗓门喊起来：“天哩，这个大兄弟说的话多中听。天哩，那俺家学忠就得硬等着他把脑瓜子长好，他要一年不长好，俺就得一年受牵连，他要这辈子长不好呢？那么俺学忠这辈子就完了！兴许等他的脑瓜子长好了那天，俺家学忠要在大狱里长出了白胡子哩。俺可等不得。再不行俺家学忠也会反口咬他，俺家学忠念书描花不行，咬死理儿也不比他家孩子差……”
包亮烦烦地摆手：“别说了，不行就经公司吧，如今咱找苏老总手下的人吧，主事的是他，到了他那里说不清的也说得清了——你看咋样？”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但我不会怕那个苏老总。我说：“不必把事情搞得太复杂，因为事情明摆着，有关部门一旦做过初步了解，就不会再查下去了，也不会缠住你们不放的……”
“看看你说的，”包亮瞥一眼女人，“你看看这个大兄弟，他以为咱的工夫也和他一样不值钱哩。咱是穷人穿裤子，不长不短凑合着用。廖家是什么东、东西，闲工夫多得像猪毛。嗯，俺可是动刀的人，万一心里有个事儿牵挂，一刀捅斜了就要出大事。有一天苏老总手下人问俺：老包，怎么蔫蔫的，摊了什么事？我告诉他，了不得哩，人、人命案子哩。苏老总手下人吓了一跳，不过人家到底是经过大事的，说：什么也甭怕，好好给我干，有什么事儿我担着。看人家多义气，说完就、就走了。其实我也不敢麻烦他。如今实在是受不了啦，才把事儿从头到尾告诉了他。了得，他一拍屁股说：你把那两个东西给我立马擒来——你看姓廖的自己臭美，人家苏老总手下的人才不把他当个物件。到时候我一手一个就能把他们抓到苏老总眼前，像捉小鸡似的。可我先不那么做，我只传话让他们来见就中——再不来，苏老总手下人火了，也会把他们绑来。到那时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今个你代表他们来、来了，好吧，你可得好好‘代表’，你可得做个说了算的主儿。要不你白跑一、一趟，还要受些牵连……”
我吸了一口凉气：“什么牵连？”
“什么牵连？你、你来代表廖家，那就等于是廖家了，是不？”
我没有回答。
“那好，我问你，我们见了廖家的人，先要咋办？”
“怎么办？”
包亮站起来，伸出没洗净血污的那个黑巴掌说：“伸手就是一掌啊！”
我吓了一跳。
“一掌就拍到姓廖的胸口上，然后，嗯，把五根手指这么一弯勾啊，就把他的衣领揪住了。咱揪住他也不打，也不骂，嗯，只把他揪到苏老总手下人那儿。嗯，看他还敢再胡说八道，敢作践咱庄稼人。让他把话说个清楚，嗯，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嗯，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个清楚哩！你‘代表’他、他们，你能受得了这个吗？”
我不由得站起来。我脸上有些燥热，往旁退了一步：“我代表他们来讲理，又不是来打架的！”
“讲理儿？那也中，咱要实打实地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嗯，三下五除二，嗯，九九归一……”
最后他只催促我早些去见苏老总手下人：“人家说结了，咱也就结了，苏老总的人说不中，咱就不、不中，咋呢？打官司告状，要车要钱，都有公司担着。你也知道，我是人家手下人儿哩，人家一月给我七百八九十元哩，也不能白、白拿着。”
我觉得他的工资并不高。
包学忠在一边磨刀子的声音更响了，发出了吱吱的尖叫。包亮呵斥一声，把他赶到外面去了。
正这时院外响起了刹车声。透过窗户，我发现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停在了外面。我有些吃惊：“公司来人了吗？”
包亮抱起膀子，不屑于回答的样子。
进来的是一位干练的小伙子，脸色乌紫，留了短发，腰上扎一条电镀钢腰带，手里还拿着对讲机。
包亮夫妇赶紧点头，慌慌地往旁闪一下。可那人并不搭理他们，只是看了看我，对着手里的对讲机说：“主任，主任，那个人到了，那个人到了……好的，明白；好的，明白。”
他把对讲机收起来，拤着腰问：“你是廖萦卫吗？”
我点头又摇头。包亮夫妇赶紧作了说明，然后拍着手：“就是哩！就是哩！”
他哦哦两声，不耐烦地挥挥手：“那请吧！”说完又掏出对讲机咕哝了几句。
我问：“到哪去？”
“我们老总请你——看你一张纸画了个鼻子，多大面子！”
我迟疑着。但我没有拒绝。
“请吧……”
公司之歌
1
黑色“奔驰”在乡间小路上飞速行驶。我颠得难受。原以为苏老总就在这个村子西侧那些彩色楼群里，谁知汽车穿过了楼群还要往前。季节已近深秋，气候宜人，不知为什么司机非要打开空调不可。车内凉得很，我要求关上制冷器，可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车子刚刚出村，小伙子拿起对讲机就嚷上了：
“喂喂，报告主任，报告主任，已经出来了。对，对。”
他神色肃穆，只望着车窗，对其他一概不理。车子再往前一二华里，然后拐了个弯——原来是到不远的那个邻村。如果车子在两村之间走直线，顶多只有两三华里。可这车子后来攀上一条新铺的柏油路，这就多出了好几公里。离前边村子很近了，可以看清村子东侧那一幢幢式样奇特的别墅群了。我想那大概就是苏老总的老窝了。车子进入街道，小伙子又冲着对讲机呼叫起来：
“喂，报告主任，报告主任，我们进来了。对，马上就到。对，对。”
这时我已经给冻得不能忍受，我想这是存心要使我感冒。
进了村子，车子却越开越快。这个村子的街道很宽很平整，就像是专门为这辆车准备的。街上的人都笑嘻嘻站在那儿。那些抱着孩子的妇女盯着这辆车，兴高采烈。车子在一幢很大的蓝色别墅跟前刹住了。小伙子开了车门，摆一下手，另一只手在车门上方挡着，等我下车。
我被小伙子引进院内。
院里养了三四条狼狗，一齐吠叫，小伙子冲其打了个响指，它们立刻安静下来。但是它们在我进入室内的那一刻，都瞪着蓝幽幽的眼睛上下端量。每一只狗的耳朵都直立着。
室内是铺设精致的木地板，地板中间铺了很花的一块地毯。进门是一个大厅，厅里摆放的不是沙发，而是一些红硬木太师椅。正中一把稍大些的面北朝南，两边是小一些的太师椅。壁上挂了很多名人字画，我特别注意到了正中的椅子上方悬挂的画是一只凶猛的老虎，老虎两侧挂了一副对子，上联是：虎踞龙盘今胜昔；下联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我想那个太师椅上一会儿就要出现那位苏老总了。
我被安置在大太师椅旁坐了。一个穿缎子旗袍的小姑娘端了一杯茶放在案几上，又转身离去。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我取过杯子，立刻闻到了浓烈的香气。这是一种茉莉花茶。可是喝着热茶身上还是有点儿冷。我想让滚烫的茶水暖和一下，很快就把一杯茶喝尽了，只等有人来给我添水。大厅里静极了。我在厅里踱步，想看看这些字画都是由什么人捣弄出来的。我发现所有的字和画都狂躁而蹩脚，作者的名字有的知道，有的从未听说过……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
我知道公司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珍惜时间。瞧他们用飞速的轿车接我，一路上还不断报告行进状态，何等紧急。可同样是他们，偏偏又让我干等这么久。
屋里响起了嗡嗡的蜂鸣声，后来我才发现在小椅子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扬声器。它刚刚响过，那个小伙子就从边门进来，冷冷地说了一句：“对不起，请稍候。”
还要稍候？这时他身后才闪出了一位个子高高、肚子很大的人。这人西装革履，头发梳得又光又亮。不过我马上看出他西装的颜色跟那条紫红的领带并不搭配。他面带微笑，一进门就伸出了肉乎乎的大手。
小伙子介绍：“这是我们公关部潘主任。”
我原以为他就是苏老总呢。潘主任说：“请，到我的办公室去坐吧。”
我想他一定是领我去见苏老总吧。穿过了一条宽宽的走廊，往右边拐了一下，进入客厅隔壁的一间屋子。小屋门口有块牌子，上面有“公关部”三个字。我还以为这座小楼就是苏老总的窝呢，看来这里不过是他偶尔光顾的一处办公地点。我问：“你们老总在这里上班吗？”
公关部主任点头：“这是一个紧密型的办公系统，同属于公司总部。”
我听了有些糊涂。我在公关部主任对面坐下。这时又进来一个姑娘——不知是不是刚才那一个，反正她们长得都差不多：一样的小巧玲珑，胸脯高耸，目不斜视地端茶送物。她在我面前放下一杯，又在主任面前放下一杯，旋即离去。主任让烟，我摆摆手。他在桌子上的一个圆形器皿上轻轻按了一下，升起了一寸多高的火苗。他点上，舒服地大吸一口，说：“听说你刚来平原上，是从省会来的；这是近年来的第二次了吧？出生地嘛……”
他们竟然对我了解得如此详细。可能还远远不止于此呢，可能他说出的只是已经掌握的全部情况的一小部分而已。
“敝人姓潘，潘新财。”他掏出一个花哨的名片。
我看了一下名片，这才明白是“潘莘才”。不过我总是固执地认为他叫“潘新财”。我把名片装到了衣兜里。我没有名片，就把名字写在一张纸上。
他看了看，指点着纸片：“电话呢？阁下的电话呢？”
“我没有电话。对不起。”
“噢，那也可以，可以。”他把纸条小心地收到一个小夹本子里，又放进上衣口袋，“宁先生回来一趟有何贵干哪？”
我告诉他这儿是我的老家，另外在那个海滨小城里还有一些公事要处理……
“噢。听说您此次是代表廖萦卫来协商的——那事儿涉及到我们公司，所以我们老总要见见您。他对您也是久闻大名了。”
“对不起，您说的老总是‘得耳’，还是姓苏的老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