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中国经济新常态：三大改革最重要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新常态”：兼顾增长率与增长质量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中经常说，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要适应新常态，还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那么，如何理解这个经济上的新常态呢？其实，在习总书记讲这一点之前的一段时间，特别是2003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不正常的。为什么说不正常呢？因为当时受到国内经济的影响，接着又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欧元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等等。所以，为了防止自己的GDP下降，我们就采用了增加投资、放宽银根这样一些措施，这样就造成了GDP增长率在一段时间内都保持在9%、10%，甚至更高，这就属于不正常。如果要进入一个经济稳定的增长状态，GDP增速不一定要太高，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就行了。这就是所谓我们要转入常态。
要转入常态，按照中国当前的情况，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也许增长率在7%左右并不是太高，但是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我们的关键在于调结构。如果经济增长质量不好，经济结构始终没有得到调整，那么不仅成本会越来越高，产品的销路也会越来越窄，而且可能错过了技术创新、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所以，经济增长的质量比经济增长率本身更能够代表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面对新常态，无论是对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还是我们大众来说，都应该保持平常心态。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平常心态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应该有一种自主创新的动力。有了自主创新的动力，依靠自己的产品，依靠技术进步，就能够占领市场。动力主要就是靠创新。第二，对每家企业来说，要适应新的形势的变化。比如，现在的新形势变化表现为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实际上这意味着消费者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当前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最重要的。如果摸不清这个新的变化，还跟过去一样，那么产品可能很快就会滞销，很快就会被别人赶上。第三，每家企业的管理都是有潜力的，营销也是有潜力的，市场是靠人来创造的。有了这个想法，管理就会有改进，营销就会有所变化，这样，我相信企业就处于常态了。企业不要求太高的增长率，而要求稳扎稳打，看准了市场，坚持自己的方向，自己努力就会有成果，这就是平常的心态。
在目前的情况下，GDP的增长率保持在7%，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前几年我们的GDP增长率都是在8%~9%的区间，其实在前几年的形势下，这个增长率是很合理的。最近，一些机构发布了关于中国GDP增幅的预测，大概都在7.5%左右，到明年可能会降到7%。我觉得就算是7%也是不低的，在全世界范围来讲仍然属于高增长。另外，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率有一度可能高，但时间不会持续太久。长时期来看，我们在今后比较长的时间内能够保持7%甚至是6.5%~7%的增长，这是跟中国整个的变化相适应的。为什么？第一，这个增长率在全世界范围来讲绝对不低。第二，我们重在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本身是限制增长速度的，如果单纯为了增长速度，而把结构调整放到次要位置，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将来会后悔的。还有第三点，今后的发展并不是看产品数量，而是看产品质量。经济增长也是一样的，不是靠增长率，而是靠增长的质量，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把握住了。所以，今后十年之内增长率如能保持在6.5%~7%，我觉得挺好的。
另外一点，单纯追求高增长率，可能导致几个大问题。第一，环境还能不能保护得那么好？如果环境的破坏程度加剧，那是不行的。第二，资源的消耗率怎么样？有些稀缺资源被拼命使用，比如土地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用完了怎么办？第三，与高增长率相适应，得有熟练的技术工人。如果没有形成熟练的技工队伍，还是靠原来的劳动力，能够适应这个制度创新、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吗？也不一定。所以，还要加快培养当前需要的熟练技术人才，长期来看，6.5%~7%的增长率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谈“地方债”：要还，要审查，更要调整经济结构
最近大家看到，有一些地方政府考虑到投资的整体总量的下滑，以及房地产市场的低迷，还是出台了相应的所谓“微刺激”的政策。不讲“微刺激”，改成“微调”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宏观经济调控最忌讳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左右摇摆，这对经济损害很大。所谓“微刺激”，实际上就是微调，而微调是可以的，宏观的重点应该放在微调、预调上，不能大起大落。过去我们是吃过这个亏的，结果增长率是很高了，但产能过剩也来了，产品积压了，在市场上销不掉，然后又人为地制造一些销路，结果呢，产能过剩的问题始终没解决。所以，我们要想把结构调整得更好，把产能过剩的现象压下去，我相信6.5%~7%的增长率是一个明智合理的选择。
在2009年和2010年，有大批的国家经济刺激政策出台，所以地方政府以及大型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欠了很多债务，以履行所谓的经济刺激政策。有人问了，现在因为所谓的“微刺激”或者说微调，地方企业或者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是否会加重？我的回答是，肯定会的。因为地方要发展，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怎么还债，在借债的同时就必须考虑怎么还债，这就是实际存在的压力。有人不考虑怎么还，觉得问题不大，中央给兜底了，但是现在想靠中央兜底是不大可能了。地方发的债券有的是企业债券，但主要还是地方政府债券，那么地方政府还债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财源何在？假如是无效的增长，产能过剩，将来还债就有问题了。钱到手以后该怎么用，这对地方政府来说成了第二个压力。第一个压力是债务增多了，第二个压力是怎么还，用在什么地方才能还，地方政府要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事前的规划，把这笔钱当成是天上掉馅饼，最后是没有好处的。
最近大家都在谈地方债务，有一个数字是总量20万亿美元，就有很多人担忧，地方债务的这样一个规模，会不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经济发展。确实，地方债务的增加会带来新的压力，实际上不仅地方政府有压力，中央政府也有压力。如果中国是联邦制国家，中央就不管地方财政了，地方政府该破产就破产，但是中国不是联邦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也会有压力。所以，中央要帮助地方把好这个关。地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花钱，钱都花到不需要的地方去了，那怎么行？发债券首先要考虑还债的路在哪里，所以地方的经济要调整，地方经济不调整，靠什么来还债？还有地方的人才培养，地方企业应该进一步繁荣地方经济、增加地方税收，这都是应该考虑的。
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同时很多地方正在经历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但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说，很多地方政府确实没有想到应该怎样来还他们的债。这就是一个大问题，要关注地方发债的审查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合适的规划，钱怎么用是不是有方案，怎么还，有没有保障。要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有两个念头要断掉。第一个念头是，反正地方还有地，实在不行我就多卖地嘛。这是不对的，靠卖地来还债，对地方的长远发展是有影响的。第二个念头是，哎呀，我不还的话，中央政府也会兜底的，难道看着我破产？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到时候发新债还旧债嘛，无限期地拖嘛。这些观念都要改正。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地方的财政收入要用来有效发展经济，绝不可以是空谈，绝不能给地方以希望，说可以靠卖地来还债，靠发新债来还债，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谈“新一轮改革”：三个方面最为重要
从2013年11月开始，我们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计划，现在已经近十个月过去了。这一轮改革有三个方面是最要紧的，应该加快速度。
一是当前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实际上包括了国家资本如何运用，是管企业还是管资本，怎样把资本运用得更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等。这是一个主要方面，这个改革搞好了，接下来相关的，要大力开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筹备建立工作，因为长远来看，混合所有制经济肯定是有发展前途的。
二是城镇化建设，但是城镇化不是单纯的建设任务，是改革任务。改什么呢？改城乡二元体制，要做到城乡一体化，要让农民跟市民没有身份的差别，这是城乡一体化最终需要做到的。这项改革任务很重大。各地正在做，什么老城区、新城区，以及新农村变成新社区，都在顺着这条路做。这里面要澄清一个观念，很多人认为城镇化是单纯的建设任务，马路越宽越好，楼房越盖越高，这都不是正道。城镇化是有建设，但首先一定要有改革，所谓城乡一体化，就是农民跟市民没区别了，“农民工”这个名词也不存在了，农民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了，大家都是一样的城市户口，这样才会调动起很高的积极性，中国的积极性来自民间积极性的发挥。这就是第二项改革任务。
第三项改革任务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如果收入分配制度不改革，贫富差别就会一直存在。如果贫富差别一直存在，中国的低收入阶层的积极性就很难调动起来，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就很难增长。这里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在初次分配。
第一，初次分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民要有产权。农民长期以来都是没有产权的，比如房子说征用就征用了，得到的补偿远远不够；农民虽然有土地经营的自主权，但没证，他的土地说被征用就被征用，变成了无地、失地农民。改革要继续，首先要在农村做到“确权”，收入分配中首先要让农民有产权。
第二，在低收入者的工资收入方面，涉及劳方和资方。劳方是谁呢？就是到市场上来找工作的农民，包括城里的低收入者。资方是谁呢？就是大企业。单个农民进城以后在市场上找工作，他的对手是强大的大中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资方需要人，但两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溢价权在大企业手中，而农民是没有溢价权的。所以，这就需要改革。工会应该参与，形成三方：工会、用人方和提供劳动的一方。三方合作，这样就能够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工资的溢价就是这么出来的。
第三，农民要出卖产品，谁来收购？如果大公司、大超市来收购，他们跟单个农民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们给农民定个价钱，农民若要针对价钱力争，他们就可以层层设卡，比如，哎呀，你的质量不行，降价、降级。谁说了算？还是大企业说了算。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应该三方联合。因为农村有农村的情况，所以农民是一方，农民的合作社是一方，最好农民的合作社跟农民是站在一起的，而且光有合作社的力量还不够，还应该有联社，这样一起跟对方谈判，农民的溢价力就强了。这就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第三个方面。
第四，初次收入分配还有一个改革，跟教育体制的改革有关系。在教育资源不能够做到均衡分布之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学难，升学更难，而且低收入地区的教学质量不好。所以，应该根据国情对这种不均衡分布进行调整，改革职业教育体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包括中等及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育资源的这种倾斜，符合中国熟练技术人才培养的前景。低收入家庭有了更多的收入以后，就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
做到这四点，整个初次分配就有很大的进展了。当然，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但二次分配当前的重点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使得城乡老百姓对生活少了后顾之忧，积极性就会更高，收入增多了，消费就会开始发生、增加、变化。所以，后顾之忧的解除是提高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实现城乡居民身份无差别，这个理论我第一次提出是在大概十年前。就中国现实来看，实施起来是双轨制。
特大型城市采用的是积分制，因为只有积分制才能把那些在城里干了二三十年活儿的农民工留在这个城市，不然他们会不安，如果别的城市环境好了，他们就容易被别人挖走。采用了积分制，只要积分够了，全家就能取得大城市的户口，如果积分还差一点，就给他们做工作，快了快了，再等一等，再努把力，过两年就有了，这样就可以把人稳住。
而在中小城市和新农村呢？是分区推进，成熟一个推进一个，成熟一片推进一片。这里有三个问题要解决：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逐渐走向一体化；公共服务要到位；充分就业。如果没有充分就业，只是把农民改市民，就没什么意思。这三点一定要做到，将来农民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
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常态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近年来国际上描述发达国家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该说法在最近两年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上频繁出现。而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一个增长速度相比之前明显下降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也因此被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新形势。
新常态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无疑是一个影响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相关决策的重要课题。以下，我们分别针对发达国家、除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国三类经济体，分析其各自发展的新常态。由于分析过长的年份需要更加粗线条的研究框架，精准度也随之下降，本文将时间窗口设置为未来三年到五年的中期发展阶段。
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六年之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恢复进程，不仅英国、美国，即使是危机深重的希腊、西班牙，也已经全面进入逐步走出危机、不断修复创伤以及调整引发危机的深层次问题的阶段。
对英国、美国等国来说，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比之危机前略有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危机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金融、房地产、高科技、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因此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大格局导致发达国家一大批低技能人群丧失了经济竞争力。以美国为例，尽管失业率不断下降，但大量人口长期失业且已经不纳入失业的统计。因此有人讲，美国的恢复是富人的恢复，收入差距在扩大。在英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是员工的薪酬在下降，这是连英国人自己都感到分外吃惊的经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