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七个新机会
马蔚华
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
我们当下议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经济的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应该对应“老常态”，“老常态”是过去中国30多年的时间里，GDP平均增长率是9.8%。这两年经济开始回落，2014年上半年是7.4%，按照市场预测，2014年年底恐怕维持不了7.4%了，还会继续下调。
经济放缓，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种表象，以我的理解，“新常态”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在速度放缓的背后，还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动力的切换、制度环境的改变，这才叫“新常态”。
中国过去30多年，我们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得益于前所未有的制度红利，得益于中国独有的人口红利，还有我们中国东方特有的储蓄红利，等等。但是今天，这些支撑过去高速增长的因素都在消失或者减弱。比如人口红利，中国临近了“刘易斯拐点”，这在经济学上有争论，中国劳动力已经从绝对的无限供给变成了绝对值的下降。
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过去3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增长了近90倍，而全球贸易量仅增长了6倍，但是现在，上半年贸易对GDP的贡献是负数。还有像能源、资源、土地、环境等这些因素，中国现在都已经濒临危机，如果继续高速增长，则难以为继。
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和国务院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就已经预计到了，把“十二五”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定为7%，而且决定把我们的工作重点从过去的重速度、重规模、开发重大项目，转到重结构、重质量、重效益、重民生，这就是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但现在我们担心的不是经济放缓，而是在经济放缓的时候，政府能不能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进行机构调整。我们的经济放缓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纵观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般情况下，在高速增长30年到40年以后，增速都会回落。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有25年的时间，GDP增长率达到9.8%，和中国差不多，后来就降到4%。从1992年到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0.87%，安倍上台后，从2013年到2014年有所恢复，过去20年叫“失落的2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是一样。所以，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规律显示，经济高速增长到第四个十年一般都会下降到4%以下，中国现在还是7%。
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很靓丽，但我们心里一定要认清这一点：GDP不仅仅是个数字的概念，不仅仅是个量的概念，决定GDP本质的是GDP的质量、GDP的技术含量，这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新加坡的一位副总理曾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他说你们中国过去30多年确实令世界瞩目，但你们没有什么竞争力，意思是你们都是低端制造业，你们就是凭借人口红利，以牺牲环境、消耗人力和物力为代价发展的。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以后7%的GDP是什么样的GDP，不应该都是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应该是有更多技术含量的GDP。另外，从历史阶段来看，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7000美元了，这属于中等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有一个特点：跟新兴市场比，已经没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了，但和发达国家比，暂时不具备先进的技术，这就是所谓的“不上不下”。在这个阶段，由于人均收入提高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中国连续十年的基尼系数都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这必然意味着社会矛盾加剧，人和人之间矛盾加剧，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协调。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问题，很可能会跌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我们现在转型升级，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每家中国企业都应该深刻认识的，或者说应该正确认识的。当然，新常态会面对很多问题，比如经济下行，这些问题是会引起方方面面的矛盾的。
具体地说，中国将面临增长动力的切换期、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还有四万亿元投资的消化期。这三期叠加，就会使原有的增长动力“三驾马车”发生变化，而新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完全形成，这就是新旧动力的切换，老的不能再继续了，但新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实现。这个阶段是比较痛苦的，这也是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矛盾，经济新常态本身就是对过去很多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和习惯的一种改变，所以需要适应。今天重点要讲的是：在这个新常态下，我们有没有机会？我的观点是：在这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机会要比过去平铺直叙的上升机会大得多。大家都懂得“弯道超车”的道理，也懂得“变动中才有机会”的道理，不变动就没有机会。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里，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总结起来主要有七个。
1．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机会
“十二五”的初期，七大新兴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只有5%，当时计划到2015年，这个占比要提高到8%，到“十三五”的时候要提高到10%。这就意味着从“十二五”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要在20%～22%之间，如果GDP平均增长率是7%的话，新兴产业的增长率将远远超过7%。
这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还有非常多的措施配合。所以，发展七大新兴产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遇。比如节能环保产业，未来五年内的投资需求据统计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固废处理投资就有望达到7000亿元，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投资超过8000亿元，而未来七年内，新能源的投资将达到5万亿元。
2．服务业的跨越性发展和机会
国家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在70%，美国在70%以上，全世界平均在60%，而中国只有45%。
我们国家2013年服务业的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的增加值，服务业成了中国第一大就业主体，吸纳的就业人数远远超过了制造业。在我们国家，服务业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既有原来传统的衣食住行，更有很多基于新技术的服务业。
照这个趋势，未来几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达到50%，也就是说，第三产业等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之和。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了资本的贡献，净出口的贡献则是负数。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还有农村人均收入的增幅2014年已经超过了城镇人均收入的增幅，资本的输出已经超过了资本的流入，中国成了资本净输出国家，发生了很多历史性的变化。
3．城镇化的机会
中国的城镇化率按照去年公布的数据是53%，但那时候讲的是以往的城镇化。2013年第四季度，中央开了一场特别的会议—城镇化会议，提出了中国“新城镇化”的概念。所谓“新城镇化”，就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仅是盖房子，不仅仅是把农民的房子盖得像城里一样。
所谓“人的城镇化”，是指农民进城，不再是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打工，那样的话他本质上还是农民，到一定时候还得回家种自己的自留地，那不叫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是：现在已经在城里的2.6亿农民工首先要变成城里人，首先户籍要改变，不能是二元结构了；其次，他们要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教育、养老和各种服务，享受城里人享受的一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敢的设想。
2.6亿农民工进城，这个巨大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机会，这和刚才说的服务业是有密切关联的。过去计算过，一个农民进城，国家至少要花1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那么算算2.6亿个农民的总量是多少？而且城里人的消费与农民的消费有着巨大的差别，前者大约是后者的3.6倍，当然，这是过去的数字，不一定准确。
总之，城镇化会从两个方面加大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是投资，另一个就是消费。城镇化是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过去30年，中国城镇化率每年几乎增长将近1%，这个速度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最快的。
4．中西部地区崛起的机会
中国有所谓的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现在看来，中央的这个政策已经有了效果。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这两年，劳动力人口红利减少，中西部的发展机遇增多，这两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远超过东部沿海的。今天中西部和东部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基础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四通八达，立体交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接受了改革开放。所以，今天中西部的崛起完全不必像东部沿海那样用那么长的时间。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福布斯》杂志算过的，叫作“城市经营成本指数”，即在不同的城市办企业，经营成本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在北京的成本指数定义为1的话，那么上海、广州、深圳、宁波等这些地方是0.87，西部只有0.67，比如武汉这样的城市。
也就是说，你在中西部办企业，成本比在北京节省30%多。当然，这个优势不能永远保持，现在要到中西部办厂、办企业，你也不能眼睛光盯住劳动力比东部便宜这个优势，这个优势转瞬即逝，一开始就应该把眼光放高，将来要靠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来取得优势。
5．技术变革的机会
在中国，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不仅给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一点大家都感受到了。现在，中国的手机用量达到了13亿部，是世界各国最多的，移动互联网用户达到了5亿，也是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不能比的。
基于此，我们将来可以依托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技术得以蓬勃发展。这里有个数据，中国2015年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会超过1.5万亿元，每年增长将近100%。加上现在的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终端、传感器的普及，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扑面而来，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6．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中国这几年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家，即使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走出去”的步伐也没有放慢。当然，我们“走出去”可能会遇到很多挑战，比如制度、法律的挑战，贸易封锁的挑战，融资难的挑战，文化的挑战，等等，但从主流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是一个好时机。
欧美国家现在主动招商引资，特别是美国。美国认为，由“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这类事情是不允许再发生的，所以又开始了再工业化的过程。另外，欧洲国家也积极欢迎中国企业到它们那里投资，有一些国家给予减税甚至是免税的优惠。但中国企业不能只看到欧美市场，还需要到新兴市场去投资。
7．新兴市场业态的机会
过去统计局对行业的划分已经远远不够用了，统计局的指标体系要发生变化。现在有很多新的业态涌现出来，完全和过去不一样。这背后就是互联网信息化和大数据的推动，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中介服务平台。
还有基于产业链、工业链的延伸和细分的业态，包括服务外包、服务配套、配件研发、商贸、物流类的企业，也是很好的机遇。
可以看看社交网络的趋势，像博客、微博、微信、交友、婚恋等即时通信类工具，无论是上哪儿吃饭还是买什么东西，人们的生活完全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这些都是新的业态，都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
企业家宁可踏空，不可断粮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我们先看一下世界三大经济体的大概情况：美国已经走出谷底，正处在复苏的过程中，经济不断向上；对欧洲而言，最坏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中国经济的调整才开始，下行的趋势会保持一段时间。
把这三大经济体放在一起比较，是为了从经济的基本面进行结构性分析。影响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因素有多个，我今天想强调其中之一，就是资产和负债的结构，从国家资产负债表失衡的角度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
大家都知道企业负债过多有什么后果，如果负债太多，现金流一旦出现波动，资金链就可能断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的净资产大于零，还没有资不抵债，也可能破产。欧洲、美国都是如此，过度借债，现金流出现问题。
美国过度借债集中在家庭部门，按揭贷款借得太多，超出了家庭日常收入和财产所能支撑的范围，还债发生困难，从2007年开始，次级按揭违约率迅速上升，拖累银行，最终引起了全球金融危机。国家资产负债表失衡，道理和企业的资产负债失衡完全相同，只不过危机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企业表现为破产，银行追债上门；而国家层面上表现为整个金融体系的震荡，几乎使美国的金融体系崩溃。
既然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国家资产负债表失衡，那么经济的复苏一定是以资产负债表的再平衡为前提条件的，要看资产负债表是否得到了修复，过度负债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纠正，负债是否降到了一个健康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经济就可以正常运行。
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这里我用按揭贷款余额除以GDP作为近似的资产负债比率，不是很准确，但可以说明问题。从2000年年初开始，美国人就在加杠杆，负债率越来越高，上升了30个百分点。大家设想一下，一家企业负债率上升30个百分点，对现金流会造成什么样的压力？这还只是家庭部门的负债，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全部负债，几年时间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一定是要出问题的。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不得不削减债务，金融上的术语是“去杠杆化”。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去杠杆化，到目前为止，资产负债比率和危机之前差不多了，过去的坏账基本清理干净。对美国经济的看好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和QE没有太大关系。
QE就是美联储玩的一个障眼法，货币的数量宽松对实体经济没什么作用，所以现在退出，对全球经济也没什么影响，大家不必关注，真正要关注的是经济的基本面，也就是我们说的结构性问题。美国的资产负债表比较快地恢复平衡，这也是我在两年前就建议增加美元资产持有的原因。
欧洲的结构性问题比较严重，危机前加杠杆的趋势跟美国差不多，加到顶之后不行了，就开始往下走，但往下走的情况和美国不一样，去杠杆化非常慢。美国的市场机制比欧洲更有效，还不起债，马上把你的房子封了，银行拿去拍卖还债。资本主义以资为本，冷冰冰的。这事到欧洲干不了，欧洲版的“社会主义”说是以人为本，按揭贷款违约，银行不能把债务人赶出家门，法律上有规定，扫地出门太不近人情，人家一家老小到哪里去安身？所以要给几个月的宽限期，还带有附加条件。这样做的结果是银行的坏账不能得到及时处理，不能核销，去杠杆化的过程非常缓慢。银行不能恢复健康，经济复苏就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