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选举后非国大不再依靠单纯的温和抗议进行斗争，我们的行动力将取得长足进步。青年同盟的成员终于登上了非国大的舞台，我们将引导非国大走上更积极的革命道路。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马兰政府上台的前一年，印度独立了。这对南非的民主斗争运动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然而，就在印度独立前的一个月，青年同盟的主席伦比德突发意外，英年早逝。经过商议，彼得·达姆将接替伦比德的主席职位。达姆曾做过律师和教师，在经验和知识储备上都比青年同盟的其他成员更为丰富。曼德拉则成为青年同盟的总书记，主要负责组织的管理和一些分支机构的建立。
职位的上升在给曼德拉带来更大的责任和压力的同时，也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动力，他的政治生活开始提速。上任没多久，他就和达姆一起开始操办青年同盟招新的问题，他们的眼光更为开阔，也更为长远。一方面，他们鼓励德兰士瓦以外地区的人加入非国大青年同盟，另一方面，他们将宣传的重点放在了学校里，鼓励年轻开放的学生加入他们的阵营。由于曼德拉的个人声望和良好人缘，加上努力的付出，他们的动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曼德拉的母校福特海尔大学成了非国大青年同盟的摇篮，这里的年轻学生大多思想开放，并热衷政治，他们为非国大青年同盟输送了许多新鲜血液。这为曼德拉他们在下一阶段全面掌控非国大打下了政治基础。
同一时期，曼德拉还加入了非国大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他对这个机构十分忠诚，或者说，只要是曼德拉确定加入的组织，他都会保持相当稳固的忠诚度。一次，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非国大决定取消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一起举行的抗议活动，但一贯强硬的印度人坚持将活动完成。这时，由于同情印度人，非国大德兰士瓦省的主席拉莫哈诺违背了组织退出活动的命令，继续和印度人一起进行了这次活动。这遭到了包括曼德拉在内的多人的谴责。
曼德拉表示，虽然他清楚拉莫哈诺的为人和初衷，但这种违抗组织命令的行为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曼德拉在今后的斗争中也一直坚持这一原则，那就是“对组织的忠诚要永远高于对某个人的忠诚”。当拉莫哈诺不顾众人的意见，执意这么做时，曼德拉带头反对了他，奥利弗等人也紧随其后，这最终导致了拉莫哈诺在一次会议后离开。此时的曼德拉已经不是那个凡事习惯待在别人后头的迷茫青年，他已经有了自己清晰的政治主张，而且天生的领袖气质让他敢于在任何境遇下坚持自己的原则，这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拥护者。
1948年，马兰内阁上台后，针对政府日益严苛的种族隔离政策，非国大内部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应对声音。以主席祖玛为代表的老一代非国大领导人主张妥协，即在政府颁布的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活动，不进行激烈的反抗；而以青年为主的青年同盟则不同意这种保守态度，他们认为这种保守和妥协就相当于“自废武功”，从此将无法再和政府进行谈判和抗争。
1949年年底，在非国大年会上，青年同盟提出了全新的行动纲领，包括联合抵抗、游行示威在内的多项抵抗措施被正式确立。这个行动纲领遭到祖玛的强烈反对，他称自己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医生，不想卷入到这种危险之中，和他持相同观念的还有其他老一辈的非国大成员。他们都在社会上拥有体面而稳定的工作，不希望和政府发生直接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同盟的成员不得不向祖玛摊牌了，他们来到祖玛的家里进行商议。当得知青年同盟的诉求后，祖玛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他认为虽然这些斗争方式迟早会出现，但现在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虽然他也说不准什么时机才合适。最后，他不忘提醒曼德拉他们：这种斗争很可能会带来危险，甚至是牢狱之灾，而他作为一名成功的医生，一点也不想冒这个风险。
深夜11点，在几番交涉未果后，他们被祖玛扫地出门。他们走在漆黑的街道上，每个人都很沮丧。不过，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遭到拒绝了，他们明白，挫折只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小小绊脚石，他们不会因此停下自己追寻的脚步。
为了在南非发起一场甘地式的群众抵抗运动，他们决定在接下来非国大的选举中放弃支持祖玛，转而寻找一个支持他们的观点的人。本来马修教授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但他同样认为群众运动的时机不成熟，青年同盟的选择过于幼稚。这使得他们只能将目光投向莫罗卡。莫罗卡和祖玛一样，是一位体面的医生。他对青年同盟的认同使得曼德拉他们决定将票投给莫罗卡。
1949年12月，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国大选举大会中，莫罗卡当选为主席，西苏鲁当选为总书记，奥利弗则担任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新一届非国大领导班子很快通过了青年同盟发动群众运动的行动纲领，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表明非国大领导的南非解放运动终于要开始进行真刀真枪的行动了。这之前的斗争策略是把所有活动都控制在法律范围内，但随着愈发严酷的法律的不断颁布，这一标准已经落伍，非国大和南非人民需要更为积极的态度和作为。
此时，处在非国大青年同盟权力核心并开始稳稳朝着领袖方向发展的曼德拉，也感到难以言说的激动和兴奋。他相信，南非的历史即将掀开新的一页。为此，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