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并不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是在世界大战中失败了的容克（主要是国防军军官团）和社会民主党右翼、软弱的资产阶级温和派政党结成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从共和国诞生的第一天起，民主制的根基就很脆弱。由于艾伯特、谢德曼主张“在继续发展现存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实现议会民主制”，“没有勇气清除旧帝国的代表”，因而德国垮掉的仅仅是封建帝国的外壳，资本容克贵族仍然控制着军政大权和经济命脉，国防军成为旧势力的“国中之国”。行政机构和司法部门依然是威严的普鲁士鹰旗下的原班人马，教育的管理大权仍掌握在藐视共和国的人们手中。共和国政权号称是“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政权”。旧的反对势力的广泛存在和旧的专制思想的深刻影响，成为共和国民主政治的隐患。
在十一月革命中，德国君主势力虽然遭到削弱，但并没有被铲除。当时这股势力主要聚集在民族联合会（1918年夏成立）、军官团、旧官吏、民族人民党和人民党内。随着革命运动渐趋低落，以及魏玛政府对它们采取宽容和合作的态度，这股势力又再度活跃。1920年3月9日，民族人民党和人民党在国民议会中提议重新举行国会选举，并通过全民选举选出总统。右翼政党在征得退位皇帝的赞同后，酝酿推出兴登堡作为总统候选人。
与此同时，共和国面临着来自极右翼君主主义派企图颠覆共和国、建立军事独裁、复辟君主制的严峻考验。1920年3月10日，为对抗政府关于裁军的命令，吕特维茨将军等人向艾伯特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由全民选举总统、不再裁减国防军的要求，遭到总统断然拒绝。3月13日，埃尔哈特海军旅和其他几支部队在吕特维茨将军率领下占领了柏林政府区，并拥推东普鲁士的地方长官卡普为总理。
在卡普暴动的暴乱者向柏林推进，政府要求国防军出兵镇压的关键时刻，国防军作战局局长泽克特却以“国防军不打国防军”为由，作壁上观。后来，只是由于柏林工人及全国总罢工，才挫败了叛乱阴谋。卡普暴动表明：国防军成了“国中之国”，它表面上不介入政治，实际上总是站在反动和保守势力一边。
卡普暴动平息以后，政府对于叛乱分子并未严惩。右翼反动势力不仅得以苟延，甚至更加嚣张。他们在全国建立各种组织，从事颠覆共和国的暗杀活动。据统计：自1918年11月到1922年底止，德国至少发生了376起政治谋杀事件（几乎全由极右势力所为）。许多着名人物如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和瓦尔特·拉特瑙等等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魏玛共和国对反民主的反动势力执行妥协和退让政策，而对人民群众反垄断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积极镇压。1920年3月底，政府血腥镇压了对于平息卡普暴乱立过大功的、由鲁尔工人组织起来的“红色鲁尔军”。政府的所作所为，损害了魏玛民主政治。在1920年6月6日举行的国会大选中，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民主党组成的魏玛联盟遭到惨败，选票从1900万减少到1100万，而右翼政党选票从560万增加到910万，魏玛联盟开始丧失在国会中的多数地位。共和国的威信大为下降。
1923年，由于法、比出兵鲁尔，不仅诱发了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危机，而且还引发了德国全面的政治、社会危机。这一时期不仅发生了以希特勒为首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企图推翻共和国，建立法西斯统治的暴动，而且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施特雷泽曼政府对于罢工的工人和德国共产党毫不手软。1923年10月25日，政府国防军镇压了德国共产党领导的汉堡工人武装起义，10月13日和11月12日，国防军又镇压和解散了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地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工人政府”。1923年11月8日，艾伯特总统宣布将国家所有权利交给泽克特将军，在德国实际上建立了军事专政，这种军事非常状态一直延续到1924年2月。泽克特曾一度企图发动政变，实现个人独裁统治。
1920—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给小商人、小店主、手工业者、领退休金者、职员、官员等中间等级以灾难性的打击。危机过后，政府为稳定通货，平衡财政，采取了发行新币、紧缩开支、削减政府雇员工资、增加税收、废除8小时工作制等措施，进一步激起了中间等级的不满。在1924年5月举行的第二届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民党、民主党获得的席位比上届有大幅下降，右翼的民族人民党获得了19.5%的选票，居第二位，首次以“德意志人民自由党”参加竞选的纳粹党也获得了6.5%的选票。在同年12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尽管魏玛联盟以及人民党所得到的选票有所上升，但民族人民党势力仍然有所增长，选票比上届增加了60多万张。这次选举以后，无党派的路德受命组阁，他以民族人民党为主体，组成了资产阶级右翼联合政府，共和国政局明显右转。
在这种背景下，从1924年底开始，德国政坛上上演了一场攻击社会民主党领袖、现任总统艾伯特和前任总理谢德曼的闹剧。反动势力指责艾伯特等参加了1918年1月柏林五金工人罢工，这个行动“在背后打击”了军队，是卖国行为。他们还竟然在马格德堡法院对艾伯特总统进行审判，而艾伯特等人也公然出庭受审。在法庭上，艾伯特等人屈从于反动势力，一再表白自己并不想“革命”，只是为了结束罢工，但没有“背叛”民族。尽管如此，法庭仍然判他3个月的徒刑。艾伯特总统经过这番折腾，心力交瘁，1925年2月28日因患盲肠炎未得到及时治疗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1925年3月，德国举行了新总统的选举。这次选举阵线泾渭分明，在竞选初期，民族人民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和纳粹党等右翼反动势力结成帝国联盟，分别推出雅雷斯、黑尔德和鲁登道夫作为候选人，社会民主党、人民党和民主党结成人民阵线，分别提出普鲁士总理布劳恩、马克斯和黑尔巴赫为候选人，共产党单独推出台尔曼参加竞选。各党派候选人在投票以前大肆活动。3月29日选举结果揭晓。雅雷斯得票最多，但未超过半数，根据宪法规定不能当选，必须举行第二次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撤回了布劳恩，与中央党、民主党一起提出马克斯为候选人，帝国联盟共同推出兴登堡为总统候选人，共产党仍提台尔曼。4月26日第二轮投票开始，结果兴登堡获得了1465万张选票，马克斯得票1375万张，台尔曼获193万张。尽管兴登堡的得票数仍未超过半数，但按照宪法规定得以当选总统。
兴登堡是一名老军国主义分子，“君主政体主义者，守旧的保守分子”。1847年10月2日出生于波兹南贵族家庭。幼年即入陆军幼童学校，接受军国主义教育。青年时参军，曾任驻但泽的第三步兵警卫队少尉。在普法战争中，因作战勇敢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此后官运亨通，一直升任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兴登堡任东普鲁士第八军指挥官，由于在坦能堡战役中大败俄军而声名大噪，后被任命为东线德军总司令，并晋升为元帅。1916年他被任命为德军总参谋长，最高统帅部建立后由其负责指挥全军。德国战败后，回到汉诺威隐居。1920年他写了《生平片断》一书，认为德军在一战中事实上并没有战败，而是被“十一月革命”出卖了，是在“背后挨了一刀”。反动势力捧出兴登堡，不仅是对旧王朝的留恋，而是企图利用兴登堡来恢复君主制。1926年5月1日，德国政府发布命令，所有驻外使馆除了悬挂共和国的旗帜外，还要悬挂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商船航行时也允许悬挂这种旗子。同年8月12日国会在关税法的表决中，通过了有利于容克和富农的关税法，大幅度提高了进口粮食的关税。更有甚者，为照顾帝国时期遗老遗少的利益，政府归还了威廉二世和被废黜的德国诸侯的全部财产，并赔偿他们因革命而遭受的“损失”。总统还利用议会与政府的争执造成的政府危机，抬高自己的威望，1928年总统任命格勒纳为国防部长，建立起与国防军密切的联系，并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与国会竞争的权力中心。在舆论上，关于“背后一刀”和“十一月罪人”的宣传也因兴登堡的当选而更加甚嚣尘上，从而在德国掀起了一股恶毒攻击“十一月革命”、反对魏玛共和国、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浪潮。
兴登堡同情右翼保守势力，他的当选也使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明显地右转，削弱了共和国的民主力量。作为超越阶级、由天主教徒组成的政党，中央党在魏玛政治舞台上扮演左右逢源的角色。但是，中央党内部在政治倾向上也存在分歧。1928年，科隆党代表大会选举高级教士卡斯为马克斯的继承人，卡斯特别强调党与天主教的联系，将党引上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保守和民族主义的道路，这是对共和国民主的沉重打击。作为德国工业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民党内的右翼一直极力反对与社会民主党合作。1929年，施特雷泽曼过早逝世后，其继承者舒尔茨无意推行施特雷泽曼的既定路线，该党迅速滑进了极右派的阵营。兴登堡的当选“也是复活的军国主义的胜利”。在他任职期间，各种准军事组织，如“钢盔团”等得到了迅速发展。“钢盔团”建立于1919年2月，是一支反动的军国主义武装组织，当时是为镇压革命运动而组建的。其目的是：修改宪法、建立“专制政权”、重新“恢复德国的军事强国”。该组织在1927年就拥有成员62万人，1929年发展到100万人。一战中的军官团不少成员还担任了政府文职官员，在政府中的作用大大加强，成为威胁共和国民主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兴登堡总统执政后，为纳粹党的重新崛起开了方便之门。1924年底希特勒提前出狱，1925年初巴伐利亚政府撤消了对纳粹党的取缔。为图东山再起，希特勒决心改变斗争策略，依靠上层有权威人物的支持，走议会道路夺取政权。希特勒表示：“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上超过他们比在动武上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
希特勒为重新恢复对纳粹党的统治，1925年4月建立了党卫队，因队员一律身着黑色制服，佩骷髅标志，所以又称黑衫队。1926年2月14日，纳粹党在南德班贝格召开会议，希特勒依靠戈培尔的帮助，征服了北部纳粹党的首领利戈尔·施特拉塞尔，结束了纳粹党内南北对峙的局面。5月26日，在慕尼黑召开了纳粹党代表大会，制定了纳粹党新党章，选举希特勒为党的主席，重新确定为党的最高领袖。
为寻求经济来源和有权势的上层人物的支持，希特勒从1926年起加紧投靠垄断资产阶级。这年夏天，希特勒到鲁尔各地游说，大肆鼓吹民族社会主义维护私有财产，要求经济界大力支持，从而得到煤炭大王艾米尔·基尔多夫等资本家的同情和支持，基尔多夫在1928年给纳粹党资助了10万马克。霍亨索伦王室成员也加强了同纳粹党的联系，不少王公贵族给纳粹党在经济上提供援助。希特勒为了感谢他们的支持，用高压手段压制了党内以奥托·施特拉塞尔为首的反对王公贵族的左翼力量，在1926年2月德国举行公民投票是否对“十一月革命”中被没收的霍亨索伦王室的财产予以赔偿的问题上，坚决要求对没收的王公贵族的财产予以赔偿。为了报答希特勒的庇护之恩，威廉二世让奥古斯都·威廉皇太子参加纳粹党代表大会，1928年又加入冲锋队，把纳粹党看作是重登皇位和恢复君主政体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1928年希特勒口授了另外一本书，即《希特勒第二本书》，重点阐述了以种族、生存空间、战争为主线的纳粹外交政策，继续宣扬他在《我的奋斗》中鼓吹的种族主义，叫嚷要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为攫取充足的生存空间而奋斗”。对内，希特勒照样把矛头对准魏玛共和国，说什么“如果不根除现存的制度。我们的民族就会慢慢地被消灭”。冲锋队在街道上肆无忌惮地进行活动，威胁甚至屠杀群众。由于兴登堡和政府采取宽容态度，纳粹党发展很快，1925年只有2.7万人，1926年增加到4.9万人，1927年为7.2万人，1928年为10.8万人，1929年增加到17.8万人。
极右政党、准军事组织在反对共和国的旗帜下开始了联合行动。1928年底，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人民党温和派领袖韦·斯塔普辞职，前克虏伯董事、媒体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出任该党领袖，标志着该党温和的保守主义时期的结束，开始了毫不妥协的反民主的斗争。他们逐步在反对共和国的旗帜下加强了与纳粹党的合作，以建立广泛的反共和国阵线。1929年下半年，由民族人民党、钢盔团、泛德意志联盟、纳粹党组成的右翼联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取公民表决、反对《杨格计划》的大行动，尽管公民表决因为赞成票太少而流产，但它影响深远。德国着名的史学家埃尔德曼认为：“与民族人民党结成联盟，为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宣传向资产阶级圈子内渗透并为他们次年9月的第一次重大选举胜利创造了条件”。他还强调：必须把民族人民党人同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反对《杨格计划》斗争中的这一联合看作是阿道夫·希特勒取得政权的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