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分两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央行业务局局长林崇墉于1月27日在大溪觐见蒋总裁后，得指示回上海从内部施压。2月5日中央银行业务局致发行局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秘运现金一组资料》，载《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第69页）：
奉（刘）总裁2月5日手谕，“由发库在准备金项下拨出黄金12万两交业务局，另由业局以同值外汇抵充准金，仰即办为要。”等因。查上项黄金12万两，折合美金500万元，兹以本行美金外汇短绌，拟改拨600万美金同值之港币3200万，俾资抵充准（备）金。除已电知香港中国银行迅就本局港币户划拨，另请关立贵局户外，相应函请密洽为荷。
此致
发行局业务局局长林崇墉
附：总裁手谕一纸
由发库在准备金项下拨出黄金12万两交业务局，另由业局以同值外汇抵充准金，仰即办为要。业务局、发行局。
芸二、五
这显然是业务局局长林崇墉向刘攻芸直接施压的结果。看来俞鸿钧在2月3日以为刘攻芸已屈服，其实不然，刘还在用“拖延战术”。蒋介石在央行的忠实干部林崇墉就直接要刘下手条，从“承兑支用”的82万两黄金里拿出12万两来交业务局。
2月5日，刘攻芸下令从中央银行国库拨出12万两黄金，由中国航空公司专机运往台北。
蒋介石高兴之余，却万万没有想到，两天之后即2月7日运金当天，香港《华商报》又爆料：“央行又有黄金由中（国）航（空公司）专机飞台北，央行派出纳科郝树铭押运至台北。”
这次《华商报》不仅透露了黄金押送的方式——空运，而且还曝光了押运人的名字。不过，新闻里并没有说运出多少，但12万两正好是一架中航C-46运输机的载重，而且到8日央行黄金量就从82万两（俞鸿钧在1月28日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提供的央行内部的“黄金暗账”）剩余到68万两（刘攻芸对外宣称的数据）了。很多人推测，这条消息可能是刘攻芸故意让人泄露的。他实在气不过被蒋介石、俞鸿钧、林崇墉等逼得做“违背李代总统”的事，以至连押运员的名字都曝光了；更想借此表明自己的立场，所以故意通知新闻界，拖延时间。
“刘攻芸在2月7日才开始运一小部分（12万两），而且把消息外泄，或想借舆论来抵挡蒋排山倒海的巨压，希望能留住六七十万两黄金及两三千万银圆在上海。刘当然想留金以自重，作为央行总裁，守着一个空国库是任谁都无法接受的；但从他一个月后就升任财政部部长看，这里面或另有暗盘钱权交易。”
刘攻芸或以为这笔12万两的黄金可以暂时让蒋总裁安静一下了，实则不然。老蒋一边紧锣密鼓地策划往台湾运送黄金，一边却时刻密切关注着“代总统”李宗仁的动向。2月8日宋子文从香港发给蒋介石一封密电：
“溪口总统蒋钧鉴：0111密 俞鸿钧昨（7日）来港，拟谓攻芸因环境关系……该员犹豫延迟甚久，鸿钧临走日（按：是2月5日），彼始决定以翌日起黄金逐渐空运；至白银如何，似未肯定。现在情形究竟如何，请注意。职宋子文八日。”
这里宋子文提及了少人注意的白银，2月里还有近亿两银锭存在国库，到4月里已大部分运出。以上宋子文的密电是唯一有关第三批空运黄金的记录，显示在2月8日至10日间，飞机参与由上海运出黄金直接到台湾。
蒋介石风闻李宗仁正在设法控制中央银行，刘攻芸仍犹豫延迟，就在这12万两黄金到台北的次日，立即派遣侍从秘书周宏涛乘专机飞赴上海，向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当面打探虚实，再加重施压。
据2月8日《蒋介石日记》有如下记载：“派宏涛赴沪，指示中央银行处理要务，以李急于夺取该行也……”
几与派出周宏涛的同时，蒋介石又派出自己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率领从空军抽调的七八架飞机，执行从上海空运黄金至台北的任务，运走剩余的黄金。
周宏涛是蒋介石下野后，于失意危难中一直追随左右的少数侍从人员。他于2月8日奉命飞上海，去传达蒋的指示，将上海“国人的血汗钱”的央行黄金及其他资金“运至安全地区，以免落入解放军之手”。他从奉化由溪口出发，到邻近的烁社机场，乘双引擎小飞机，直飞上海龙华机场，随即来到设在外滩的央行。刘攻芸告诉他：
“外头传言并不正确，目前全国黄金存量，运到台北260万两、厦门90万两（按：经财物署细点后才知是99万两），放在美国38万两，上海仅存28万两，承兑支用40万两以及敌伪珠宝约1100条，准备运到香港贮存；此外还有数千万银圆。”（按：俞鸿钧在1月28日致蒋的密电中则称：“沪国行存金尚有82万余两，银圆2600万两。”除去2月7日运台的12万两，差额2万两。）
周宏涛做了通盘了解后，于次日（2月9日）转搭江轮返回奉化向蒋总裁报告。对照1949年元月28日俞鸿钧拍发给蒋介石总裁的一则密电，俞鸿钧提到的82万两应该包括刘攻芸告诉周宏涛的68万两，加上2月5日至7日（中航专机）运台北的12万两（第三批的部分），这也许是俞鸿钧向蒋介石总裁“交了心”，首次交出了上海国库的“密账”。蒋介石纵观全局及各方电文资料，对国库的账，俞、刘的忠诚度，心里是有数的；也逼迫刘攻芸开始交出这“承兑支用”的黄金。本来刘攻芸很犹豫，不愿把这剩余的60多万两黄金转作军费，但后来撑不住蒋介石总裁与宋子文及军方的压力，于是在周宏涛由溪口来“友谊”访问的第二天即2月9日，余留“承兑支用”的黄金就空运台湾了，上海国库在2月10日就只剩黄金20万两了。
这余下的68万两黄金中的48万两，是2月8日至9日由上海直接空运台湾的。据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回忆，他在1949年内曾率“七八架飞机奉空军周至柔总司令命令运一批东西从上海到台湾，后来他（周）又当面对他们说这是黄金”。使用军机有保密的好处，这48万两也恰巧是七八架C-46、C-47的运载量，与衣复恩的回忆相符合。而派自己的座机驾驶员去完成此项任务，也足见蒋介石对运此第三批黄金极为重视。其次，2月7日使用民航机运黄金，消息泄露，让下野的蒋介石担心李宗仁代总统会出面尽力阻挡，只好出动军机在两天内完成紧急输运台北的任务。
就这样，这第三批是宋子文、俞鸿钧、周宏涛等介入，把原来留作兑还给老百姓的80多万两黄金，“硬”从刘攻芸手里给拿出来大部分（共60万两，2月7日12万两，民航；8—9日48万两，军机），直接进了台北信义路的财务署金库（未入大溪档案的账）。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施加的一拨拨的压力，不是刘攻芸所能承受得了的，何况还有足够吸引人的财政部部长的职位。
另有一说，大溪档案2月7日的55万余两黄金就是这一批，是从现今上海光复路的四行仓库运出的。有资料显示，蒋介石下野后，凭着先前拟好的预支军费的“黄金草约”，继续搬离黄金。这次的搬运行动改走空运，从上海江湾机场、南京的明故宫机场，总计出动九架空军运输机，分三批，将55.4万英两黄金运抵台湾。
时年31岁在机场负责调度的张麟德，曾向《一九四九大迁徙》纪录片制作人丁雯静回忆道，他进驻的地点是上海江湾机场。1949年2月6日晚，上海再度戒严，入夜时分，上海中国银行的金库又搬出大量黄金，并一箱箱运往江湾机场。“我领9架飞机，从上海到松山。每架6000磅黄金，中央一位押运员，央行派人拿走黄金。”张麟德回忆道。
但吴兴镛教授认为此说与其他资料不符：
“主要是基于央行总裁刘攻芸在2月8日说‘运到台北260万两’。如果这55万余两是第三批，那么第一批里的57万两（按：57.3万两）是什么时候从厦门运台湾的？大溪档案里所提的55万两应该是厦门运台湾的第一批里的余数；其次，刘2月8日告诉周宏涛，央行还有68万两，这明示了第三批的大部8日还在上海，不可能在7日已进国民党政府的档案记录。
“从四行仓库运出第三批黄金倒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当年担任央行发行局调拨科副科长的魏曾荫就曾说过，国库黄金除了在中国银行外，还存汇丰及四行仓库。其次，从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去江湾军用机场，或是龙华、虹桥民用机场，也不太引人注目。”
2月10日，周宏涛返回溪口，向蒋介石报告：
“目前全国黄金存量，运到台北260万两，厦门90万两（按：实数99 万两），放在美国38万两，上海仅存28万两，承兑支用40万两……此外还有数千万银圆。”
同日蒋介石日记：
“……宏涛自沪回来，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廿万两而已。此心甚慰，以人民脂膏不能不负责设法保存，以免为若辈浪费耳。”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也在这一天记下此20万两的数目：“2月10日，中央银行金银已大部转运台湾及厦门，上海只余黄金20万两。”
蒋氏父子对巨额金银顺利自上海秘密运出备感欣慰。2月10日，蒋经国在日记中称：“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20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共，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这里蒋经国提及，“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的接洽、说明与布置”。其中“对此不甚了解”的，就包括徐堪、刘攻芸，他们都是接洽及说明的对象；但他们事后结局却很不相同，尤其是刘攻芸从此失宠于蒋氏父子，后来虽然也去了台湾，终究未能立足，只能悄然去新加坡终老。“说明与布置”方面指海空军及民航商船运输费的安排。
因此批黄金仍属军费，由财务署保管，还要入库核对数量等；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署长吴嵩庆奔走忙碌，疲于奔命。至2月15日，他应该是从台北回到上海，已安排好第三批黄金在财务署入库，又开始记日记：“晨回沪倦甚，休息半日。……”
在1949年2月7日至9日，由上海直接空运到台北的这60万两黄金，原是准备让老百姓用金圆券可兑换的黄金，由于黄金挤兑惨案而停止，总数是82万两。但到2月10日，央行就只剩下20万两，是央行总裁刘攻芸在蒋介石巨大的压力下，同意以民航（2月7日）、军机（2月8—9日）搬走60万两到台北财务署的金库。这笔黄金因是绝密的军费黄金，在大溪档案里没有入账。此即为第三批军费黄金。
1949年初，解放军渡江在即，对岸的南京国民政府已岌岌可危。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曾无奈地表示：“我在南京出任总统期间，曾经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余力；但蒋先生处处牵制，使我对这匹活马实未能尽应尽之力。”而美国方面似乎看得更透彻，代总统先生有其名而无其实，政府实权完全未更动；美国即使运来了金钱和武器装备，大局也早已注定。而此时，蒋李矛盾也日渐加剧，那么代总统的一纸手令能够追回已被劫运海岛的黄金吗？身在溪口的蒋介石会轻易地就此罢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