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个月后，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党高级干部培训班上却讲话说：“这几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想，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弥留的时候，回忆前尘，内心之感慨、懊悔和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是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蒋介石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对汤恩伯之死发表自己的感想，“告诫”其他后来者，还不如说是他对汤恩伯当年上海之事仍然耿耿于怀。
汤恩伯的老朋友、台湾军界旧人黄杰在给汤的挽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最怜墓草青还在，风雨年年怆客魂。”这两句诗，堪称对汤恩伯最后结局的叹息。
蒋经国在其所著《我的父亲》一书中，提到了上海失守前的一件事情。库存黄金运到台湾后，蒋介石突然又想起，抗战结束后从一些汉奸手里没收来的一箱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按：此即1949年2月8日刘攻芸告知周宏涛“敌伪珠宝约1100条”，详见第四章第一节），于是命令蒋经国再回到上海，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因为蒋经国曾经担任过管制上海经济的工作，知道这箱珠宝存放的地点。当蒋经国到达上海以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即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还将管理保险箱的人支到香港（按：此中亦有地下党说服），让蒋经国无法取出。
蒋经国回忆：“我因向父亲建议：‘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两黄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批珠宝搬出来……”
这一千多条珠宝没能拿到台湾，成为蒋经国一生的憾事；因怕跟李代总统闹翻，“任务”失败了。而汤恩伯似乎就没有那样的顾虑，十天之后，共产党就进了上海，汤如果在撤退时“想起”把剩下的这些金银珠宝全拿走，对蒋氏父子及国民政府来说，应该是有功的，可稍减其过。同时，这也表明，在蒋桂黄金之争中，李宗仁也胜了一局。
此外，有一些资料（如台北王绍斋等著《俞鸿钧传》）及网上所传资讯，说俞鸿钧仍是第四批黄金运台的重要主持人。关于此说，吴兴镛教授予以否认。他认为，俞鸿钧已于1949年2月5日离开上海经广州回香港老家（见第四章第一节2月3日他给蒋经国的密电），即使其于5月16日来围城上海，应是多此一举，因在27日上海弃守前汤恩伯尚有足够的时间把国库金银全搬空。而且，运金是大事，而在蒋氏父子及吴嵩庆16日和17日的日记中，均未提到俞鸿钧到上海之事。以常理而言，俞如是忠心耿耿赶到“围城”上海，帮忙把央行最后存金提出做军费，两蒋及其父日记都应该记他一笔。因此吴兴镛认为以上资料、资讯当为小说家言，不足为信。本书采吴博士之说。
【内部纷争】
作为军费管理的官方负责人，国民党财务署署长吴嵩庆在与蒋经国、周至柔、汤恩伯等，商定好运金事宜后，于5月17日飞离上海去了厦门。此番他要去做一件出力而不讨好的大事情。
5月17日吴嵩庆日记：
“晨（由上海）飞厦门，即访石司令（祖德），知尚无复电，在厦候5天，仅提34万（银圆），即西安绥署特支费，因分配福建22万，带回广州12万。”
石司令即蒋介石之亲信、厦门防卫司令石祖德。吴嵩庆此行，是“奉命”来厦门提调军费，作为军政用费。此举完全合法，但吴嵩庆在厦门却空等了五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这次是为华中白崇禧的部队来领军饷的。而在5月17日至22日的这五天内，却是“华中剿总”20余万国民党军队士兵的生死关头：18日，解放军攻进汉口；19日，白飞广州向李代总统求饷，并把“剿总”撤到长沙；21日，南昌解放，解放军南下闽粤，逐渐形成对白集团军的大包围。而整个5月，白崇禧的“华中剿匪总部”仅自广州央行借得银圆30万元，每个士兵仅３角。 据周宏涛的《蒋公与我》记载，李宗仁5月23日在广州召开中常会，白崇禧在会中报告：“联勤总部吴（嵩庆）署长，日前派员赴厦门领取银圆，却被当地警备部队（即石司令的手下）阻止而未得。”（周宏涛在书中只提联勤总部的吴署长派人去厦门，却不知是吴嵩庆本人被挡驾了。）虽然白崇禧曾是吴嵩庆的好友和“老长官”（1927年吴曾任北伐军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少校秘书，司令官即为白崇禧），且对吴有知遇之恩（1928年吴嵩庆承白崇禧之助，公费入法国留学），但白同时也是令蒋总裁头疼的老对手，是桂系的核心人物。这表面上是为桂系“主政”的广州国民政府合法领取军政费用，其实背后却暗含着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吴嵩庆虽得蒋桂双方信任，却非二者亲信，对派系斗争、争权夺利，本来就毫无兴趣而且厌恶透顶。他做事只是凭着一个读书人的良知，而非功利。换了别人，主动讨好还来不及，又怎敢去顶撞大权在握的蒋总裁？在厦门坚持五天，替一位非嫡系的已败退湖南的“华中剿总白长官”的部队去领军饷，对他自己而言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而他当时能为华中国民党军队士兵做的，也仅仅只有这一点点了（最终领了12万银圆给广州）。此事在蒋总裁那里，引起一定的震动。而后来在8月份，他竟第二次“违旨”，再运黄金7万两到广州，那么，蒋总裁对他又持何态度呢？（详见第七章）。
当吴嵩庆在厦门苦候等薪的同时，蒋总裁正在澎湖马公岛，召见俞鸿钧与蒋经国，研究台湾币制改革问题。（5月18日日记：“……鸿钧由台北与经儿来访研究台湾币制改革之报告甚详……）此事源于一周前（11日）陈诚给蒋的报告：“以台湾言，目前已感人口激增，负担奇重，财政经济，濒于最后关头。职虽竭尽能事，仍恐穷于应付。”陈诚力请蒋总裁到台湾坐镇并解释原因，请其打消不必要的顾虑。
应各方强烈要求使用运台黄金，对此问题，蒋介石决定执行“曹圣芬三原则”（按：曹圣芬，1949年任蒋总裁办公室机要秘书）。
5月21日蒋介石日记：
“……于蔚文，辞修嘱其不可拒绝政府运金出台，但有三原则：
甲、此金必须用于剿共之军费；
乙、此金应仍为改革币制之基金，不宜过于分散；
丙、运金地点必须比台湾更为安全，切勿为匪所劫夺。”
而对于数度促其莅台坐镇表尽寸心的台湾省主席陈诚，蒋介石却颇有微词，顾虑重重。
“……四、行政院……粮食会议，陈辞修不问厉害与结果，如何贸然前往（广州）参加？如果桂系李白向其要求运出台湾存金，而彼应因不宜，甚可为其所害。白崇禧之卑劣毒谋无所不为之往事……五、督导青岛之撤退与厦门存金之移动……”
到1949年春，广州政局与军事已不为蒋介石总裁所能掌控。此段日记可说明两点：其一，李宗仁、白崇禧想要在台湾的央行存金；其二，连蒋都认为陈诚5月去广州开军事会议不安全。
“……辞修与铭三忽由穗飞来相晤甚慰，数日来所焦虑者，至此释然。”（5月22日蒋介石日记）
5月24日，已为桂系领到12万银圆军饷的吴嵩庆，飞抵马公岛，晋谒蒋介石：
“24日飞马公谒老先生，报告业务。同行陈主席（诚）及刘（峙）郭（忏）二长官。下午４时余返抵台北，飞行约一小时十分。”（5月24日吴嵩庆日记）
是日晚，蒋介石发现厦门存金存在诸多问题，开始调查：
“晚课……接（何）敬之致石祖德，欲调运存厦现金，突如其来，令人不知所解，甚叹。回馆，刘攻芸、郭忏、陈辞修等已到，仍与谈下月军费之提用及今后金融币制之改革办法。何（应钦）刘等终想厦门仅有之现金完全运出作无益之消费为快……”
由此处可见何应钦（时任行政院院长）、刘攻芸（时任财政部部长）也在动厦金的念头，这让蒋介石很生气。
5月25日，蒋介石飞高雄要塞，吴嵩庆往谒，前者事发。
“午由台飞粤，中途在厦停时，石司令送来一信，知派机来厦接余往目的地。４时到高雄，休息后往谒老先生，知对记录有问题。”（5月25日吴嵩庆日记）
同日蒋介石日记：
“昨下午甚受文武干部之骄横，其对余之态度，渐不如前，郭（忏）陈（诚）皆如此也。……冈山下机……叔铭来接，直上高雄要塞……至下午见……吴司长嵩卿（庆）研讨……下月军费收支要领，忽见经国来报，称在机上得信，上海机场已不能降落。……”
此日上海江湾机场已在解放军炮击射程内，空中交通已断。蒋介石记得吴嵩庆曾任国民党军队粮秣司司长，故以旧职司长相称，且把名字也写错了。此处误笔，足见彼时其心理状况。他到台湾只敢上高雄要塞而不去台北，是因为对陈诚有疑惧。除此，上海战况恶劣，更增其心理担负。“甚受文武干部之骄横，其对余之态度，渐不如前，郭（忏）陈（诚）皆如此也。”幕后紧控时局的蒋总裁，不知何故，竟有如此感慨，渐感落寞。
5月26日吴嵩庆日记：
“郭（忏）总司令到，午后公见，见郭与俞鸿钧先生同在，说明处理方法后辞出……”
所谈之事一定与国库军费有关。自从17日至22日在厦门替白崇禧提银圆后，蒋老先生一再召见吴嵩庆，并且还找来了郭、俞二人，似暗含对吴嵩庆私提银圆的告诫微义。
同日蒋介石日记：
“正午鸿钧与郭忏来见，嘱其赴穗（广州）办理军费与金融等事。”
军费金银日益吃紧，老蒋急谋发饷办法，此番要俞去广州办事，是与银圆券发行有关。
5月27日，上海解放，国民党军队撤离。28日，吴嵩庆于广州记下：
“二星期余之劳顿，究于事何补欤？事之缘信有之，如非此次偶然公差赴沪，则此次上海失守，眷必陷于彼矣。”
两周内，吴嵩庆为军费之事数度辗转于广州、上海、厦门、马公岛、台北、高雄要塞，几乎天天飞于天上，可谓身心疲惫至极；而且因公废私，几致家人陷落。而国府内部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更让他厌恶倦怠，明显感觉不适应。
同日蒋介石亦记下：
“……至柔与陈（诚）尚争气，悲痛之至。本周反省科目：……7.台湾广州重庆三区金融之督导……”
此番内斗又起，是为蒋之亲信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陈诚二人交恶，有台湾省主席之争，令老蒋焦头烂额。
5月30日蒋介石日记：
“……桂系也准何（应钦）辞……”
此时“主持”国民政府的桂系也不安宁。1949年3月，李宗仁力压将行政院内阁迁往广州使其无力主政的孙科辞职，改由倾向桂系的何应钦组阁。而何应钦在李代总统与“平民”蒋中正之间无法自处，为求“明哲保身”，决计辞职（6月由阎锡山接任）。
5月31日蒋介石日记：
“……周至柔与陈诚私见甚深，忽由沪赴粤而不敢来台，因其觊觎省主席而不得，其渐走极端……令人悲观，天父果要试练。”
纵观1949年5月，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背的一个月，不止把他赖以起家的上海丢了，内部也是纷争不已。唯其最重要的财权他仍牢牢掌握着，但倚重于一纯书生来管军费，其命也乎？
然而，在内斗中成熟且已臻化境的蒋公，面对国民党一致对外的“敌人”——共产党，却似“宽容”一些。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2009年12月初，在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发现了蒋介石的5封亲笔信。其中最后一封写于1949年5月23日，即上海解放的前4天，蒋介石在信中要中央银行，“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以外，行留黄金2万两，银圆100万元”，给“共匪”。可最后，汤恩伯只留了5000两黄金和30万块银圆。不知汤恩伯是借此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还是他在里面“中饱私囊”了。
信念统一、团结一致的共产党，在与敌手的军事斗争中，则势如破竹，节节胜利。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后，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对国民党军队发起凌厉的攻击。所到之处，国军溃败如潮，正如长风吹纸舟，一扫就沉；又如暄土遇猛流，泥沙俱下。而一些市民组织起救护队，为伤员包扎伤口。在陈毅、粟裕司令员的指挥下，解放军在城市外围肃清了敌军主力；在进攻市区时则不用重武器，迅速解放了上海市区。5月27日被蒋经国吹嘘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可与“马奇诺防线”媲美的上海失守。整个战役仅用两周时间就解放了上海全境，除国民党军队从海上撤退5万人外，其余15万人全部被歼，缴获武器弹药堆积如山，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2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任上海市长。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不进民房，露宿街头，赢得了上海人民的赞誉。28日，在九江路（四川路、沙市一路之间）的华侨银行前，悬挂起欢迎上海解放的横幅。30日，上海的广大职工、学生等举行盛大游行，热烈庆祝上海解放。在盛大的欢迎场面上，毛泽东、朱德的巨幅肖像第一次出现在上海街头。
然而，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新中国在上海也遭遇了国民党时代类似的财政问题：通货急剧膨胀，人民币迅速贬值。1949年5月27日上海刚解放时，规定一元旧人民币兑换10万金圆券，黄金每两3.91万元，银圆一枚是660元。可不到十天，银圆就上涨到一枚1800元，黄金一两涨到11万元。早已奉命停业的证券交易所，每天有数千人光顾。到6月8日竟达到8万人；街头还有数万银圆贩子从事金银买卖，每枚银圆已涨到2000多元人民币。一些人很得意地声称：“共产党打得过蒋光头，打不过袁大头。”那么“铁腕”市长陈毅，又是如何接管上海、“管制”上海经济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