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相信我，”宽额头的年轻人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我是萨马拉地区法院的律师助理，我叫弗拉基米尔，这位是我的姐夫——叶利扎罗夫，”他指了指身旁年纪稍长的青年说，“我们要到别斯图热夫卡村去看姐夫的哥哥，想不到碰到了这种事，他的做法是违法的，请您捎我们过河，如果他强迫我们回去的话，我要让他因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而坐牢。”
马尔克疑惑地打量了一下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只见他大约20出头的年纪，个头不高，但身体很结实，面庞红润，嘴上有一点胡须。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宽阔而饱满的额头。一双略小的眼睛仿佛总是眯着，目光严峻深沉，像是在凝神思索，虽然年轻，但他那坦诚的话语和亲切的目光让人油然而生一种信任感。马尔克略微思考了一下，终于答应用船捎两个人过河。
小船刚刚驶出码头，就被阿列非耶夫发现了，他从凉棚站起身，阴阳怪气地向马尔克的小船喊道：“马尔克·季莫弗耶夫，别胡闹！你知道这个渡口是我花钱买的，我决不允许别人把乘客摆渡到对岸去。赶快把你的那位客人带回来，否则我就吩咐人把你们弄回来！”
马尔克犹豫地看了看弗拉基米尔说：“我看还是回去吧，这是白费力，他的轮船很快就会赶上来。”
弗拉基米尔摇摇头说：“不必理他，继续开！摆渡乘客是你们的正当权利，谁也没有权利阻止。”
小船刚开到河中心，背后忽然传来轮船的汽笛声，阿列非耶夫果然派轮船追上来，马尔克沮丧地说：“您看，现在不得不回去了，要是被他抓住，我就要倒霉了。”
不大一会儿，小船停了下来，弗拉基米尔回头一看，轮船就在小船之后，两三个水手用篙子把小船钩在轮船的舷上，小船因此不动了。
“你们虽然包了渡口，但无权阻止乘客坐别的船过河，你们这样做是要坐牢的！”弗拉基米尔生气地警告他们。
“我不管这一套。”船长蛮横地回答，“我们老爷的话就是王法。”
过了一会儿，轮船把小船拖回了岸边，弗拉基米尔悄俏掏出小笔记本，把这起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参与者的姓名都记录下来。马尔克用埋怨的眼光看着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看到了，走过去对他说：“不要怕，我一定要为你讨回公道……”
“马尔克，和阿列非耶夫这样的大财主打官司，一定很困难吧！”年轻船夫的话打断了马尔克刚才的回忆。
“可不是吗，”马尔克说，“弗拉基米尔律师回到了萨马拉，就马上向法院控告了阿列非耶夫，可是阿列非耶夫买通了法官，审理案件一拖再拖，弗拉基米尔律师坚持申诉都没什么结果。直到1892年冬天第三次开庭，弗拉基米尔律师为及时赶到法庭，必须深夜赶到火车站等车，他妈妈怕那帮人心狠手辣，会对他下毒手，劝他不要再管这件事，可弗拉基米尔律师说，既然他答应要为我主持公道，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后来在他的不断努力下，我们终于赢了，地方长官不得不判阿列非耶夫监禁1个月，他的船长监禁1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律师真是个好人呢！”船夫们感叹道，“下回再有不平事，我们还要找他帮助。”
正当人们为弗拉基米尔惩治富商大快人心的事奔走相告的时候，弗拉基米尔心中却充满了忧虑。在沙皇统治的国家里，官官相护，有钱人能收买法官，左右审判。虽然他替马尔克主持了公道，但是在全国又有多少有权势的人在欺负穷人，有多少正义不能伸张，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一件一件地去解决案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社会，让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主人。财主、富商就再也不能作威作福，这种不公道的事就再也不会发生。
1892年春天，弗拉基米尔在科库什姚村的流放生活早已结束，他和全家在1889年夏天搬到了萨马拉，沙皇政府拒绝了他回喀山大学学习的申请，为完成大学学业，他刻苦自学了大学法律专业的全部课程，并于1892年1月以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通过彼得堡大学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大学毕业后，在好朋友哈登的帮助下，他成了萨马拉法院的律师助理。他经常为贫苦农民辩护，成为人民心目中正义的化身。
助理律师的经历使弗拉基米尔更加认清了俄国社会的黑暗，劳动人民生活的困苦。在萨马拉生活的日子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坚信它是改造俄国社会和整个世界的真理。从而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1892年，他亲自组织并领导了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在广大人民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
1894年7月的一天，彼得堡地区的一个工人小组正在小组负责人克里亚泽夫家里举行一次活动，一个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人正在他们中间进行一次演讲。演讲的中心内容是工人应该怎样同资本家斗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给工人们讲着马克思主义，工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他们听过很多场报告，但是没有一场像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做的如此精彩。如此接近他们的生活和思想，这是他们第一次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见面，但在他们心中这个宽额头、目光炯炯的年轻人就成了他们的领袖。
弗拉基米尔为了向更广大的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1893年他从萨马拉来到了大城市彼得堡，他在彼得堡的中心任务就是向工人们传播真理，尽快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由于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很快在工人群众中树立起威信。
他的公开身份是律师助理，但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团结组织工人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他为掩护身份取的化名。他的工作太紧张，经常是从一个工人小组到另一个工人小组，为的是把彼得堡及其周围地区的工人小组团结起来。在他和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下，彼得堡的革命协会，工人阶级解决斗争协会，终于在1894年9月正式建立。他把给工人做的一场又一场演讲总结起来，写成了他的第一本书《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这期间，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亚斗争协会成员之一走进了弗拉基米尔的生活。她是列宁的好伙伴，好战友。尽管她出身于彼得堡的一个贵族世家，但她支持工人们的斗争，她很早就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在斯摩梭斯克的工人夜校教书，从来不要任何报酬。
和这个普通、严肃的姑娘打交道，弗拉基米尔感觉好极了，她温柔贤淑、品格高尚，对革命事业忠贞不贰，对同志关怀备至，尽管他们相识不久，但弗拉基米尔觉得，他们像已认识了很长时间。他喜欢和她交流思想，她很乐于帮助他，他们有着共同的观点、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两颗年轻的心逐渐贴进。
4年之后，克鲁普斯卡姬成了弗拉基米尔的妻子，在以后长达26年的婚姻生活中，两人互敬互爱，珠联壁合。同舟共济，成为一对受人民爱戴的革命伴侣。
1895年12月8日，弗拉基米尔和“斗争协会”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政府的恐慌。他们把弗拉基米尔抓起来，关进了193号牢房，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斗争协会”的160名成员。
快要贴到天花板的小窗户外装着栅栏，窗户又窄又小。透过一层龃龊的玻璃，从外面射进一点微弱的光。房里面墙边上放着一张可以折叠的桌子，这里允许看书，另一面墙边上放着一张很简陋的单人床，除此之外，房中空空荡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坐在桌前看书，忽然想起今天是星期四，是准许探望的日子，应该做别的事情了。他站起来在房中走了一会儿，然后站在桌前，背向门。门上有一个小圆眼，看守不时地向房里张望。弗拉基米尔一边背朝小眼站着，一边把面包卷起一个小团子，然后用手指在上面按一个洞。
他在干什么？弗拉基米尔在做一种特殊的“墨水瓶”装牛奶，他翻开一本书，开始在书页上用牛奶墨水写字。他写好字，牛奶一干，字就看不出来。今天要把书交给来探望他的人，他们把书带回去后，把书在灯上一烤，奇迹就会出现了：字开始慢慢地显示出来，就像感光板上的底片一样。请读一读吧，佛拉基米尔写的不是信，而是给工人们罢工用的传单。
弗拉基米尔和他的战友们没有停止斗争，他们在监狱中仍想方设法支持外面工人们的罢工斗争。用牛奶写传单，就是斗争的一种手段。
探望的时间到了，门外响起了钥匙的嚓嚓声，锁喀哒一声，门开了，看守走出来。弗拉基米尔说时迟，那时快，抓起“墨水瓶”塞进嘴里，一口把它吃了下去。
“你在吃什么？”看守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
“面包。”弗拉基米尔回答。
看守什么也没发现，碰了一鼻子灰。
今天来探望的会是谁？妈妈？姐姐？还是娜佳？随着接触的增多，弗拉基米尔称克鲁普斯卡姑娘为娜佳。在栅栏的另一边，出现的是娜佳的身影，周四来探监必须隔两道栅栏，这是政府的规定。娜佳在栅栏的另一头笑了，尽管她知道弗拉基米尔在监狱里的生活很艰苦，但她看到的弗拉基米尔总是精神抖擞、健康愉快的。
宪兵们在两层栅栏之间走来走去，他们在认真地听每一个词，此时怎样谈正事呢？
“今天，你把我读完的图书馆的书捎给安娜，”弗拉基米尔说，“还有玛尼亚莎的一本书。”说这句话时，他非常认真地看了娜佳一眼。
“玛尼亚莎的书，”娜佳心想，他强调这本书有什么目的呢？……哦！我猜到了，应该在这本书里找信和传单。娜佳抬起头来，乐得满脸通红。
“你知道我的牢房号吗？”弗拉基米尔继续玩着文字游戏。
“那还用问，当然知道，是193！”娜佳快人快语。
“哎，为啥问这个？”娜佳心中揣测，明白了，传单在那本书的193页。天哪！要是没有看守在，娜佳简直要蹦起来了。
他们巧妙地骗过了宪兵，接着，弗拉基米尔和娜佳聊起家常，他尤其询问了母亲的身体。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探望就这样结束了。
这天，弗拉基米尔在放风的时候，从战友那得到一则废报：后天，警察局要分别提审被捕的“斗争协会”成员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拉德琴柯。怎么办？这是警察局使出的诡计，如果两个人供词不一致，很可能会殃及其他没被捕的同志，而且两个人还有生命危险。弗拉基米尔心急如焚，他紧张地思索着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的牢房正好设在关押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拉德琴打大楼的对面，他发现俩人正好住上下楼，而楼上楼下两间房有暖气管道相通着，那么在相通的地方一定有空隙，说不定可以在那里交谈，弗拉基米尔为这一发现激动不已。他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在第二天放风的时候，他通过秘密的手语把消息通知给两人。果然，警察局提审的那一天，两个同案犯的供词竟然一模一样，警察局长毫无收获，他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他哪里知道是自己愚蠢的安排让聪明的弗拉基米尔钻了空子。
弗拉基米尔和战友们在监狱里智斗宪兵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当他们回忆起和弗拉基米尔一起被囚禁的那段时光，战友们都说：“尽管狱中生活很苦，但因为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鼓励，我们都成了快乐的囚徒。”
1897年5月，列宁结束了14个月的监狱生活之后，被流放到偏僻荒凉的舒申斯克村。一年以后，同样被捕的娜佳也到达了这里。她们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
从那以后，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干家务，一起到森林里，一起看书、讨论、游泳、下棋……尽管流放生活很苦，但是这对年轻的伴侣却有着多姿多彩的生活。
无论是在牢房还是艰苦的流放地，弗拉基米尔一刻也没停止过学习和思考，在舒申斯克村他阅读了大量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著作，分析俄国社会的状况，思考着怎样筹建工人阶级的政党。
他经常写信给亲人和同志们，从他们那里了解俄国城市中的状况，并和其他被流放的同志保持联络。这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着，因为宪兵经常到他家来盘查：有没有反对政府的言论？有没有宣传革命的资料？
1899年8月的一天，弗拉基米尔和流放在舒申斯克村附近的17位同志见面了，地点在叶尔马科夫斯克村的瓦涅也夫的家。在这里，他们开了一个会议——叶尔马科夫斯克村集会。
会上弗拉基米尔向同志们讲述了在彼得堡发生的重要事件。在彼得堡一帮人正聚在一起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向工人宣传不问政治、不闹革命，为了提高工资与老板工厂主和睦相处。弗拉基米尔认为这会使工人永远处在被剥削的地位。号召同志们讨论经济派的观点。
经过认真地讨论，同志们一致反对经济派向资本家妥协的作法，一致同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起草“抗议书”，斥责经济派的谬论。17人签字的抗议书诞生了，它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各大城市，由一张薄薄的纸片变成千千万万张传单，传到工人们手中，上面醒目地书写着“同志们，不要听‘经济派’的，我们只有一条路——革命！”
工人们的信念坚定了。
这就是弗拉基米尔起草的有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看到在那时的俄国，成立了许多工人小组和团体。但是，各地的工人小组和团体，没有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它们如同一盘散沙分散在全国各地，彼此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更没有统一的纪律，为了结束这种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就必须创办工人阶级自己的全俄政治报纸。
在舒申斯克村时，弗拉基米尔心中已经在酝酿这样一张报纸，1900年2月，从西伯利亚流放回来后，住在小城普斯科夫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着力创办这张报纸。
办一张报纸需要办报资金、需要出版印刷的场所，需要为报纸写文章的作者，需要寻找报纸的推销代理人。
资金找到了，它是工人夜校女教师卡尔梅柯娃提供的，她是彼得堡书库的主人，是弗拉基米尔的好朋友。
在哪里出版《火星报》呢？难道在俄国吗？这是反对沙皇、反对地主和工厂主的报纸，当然不能在俄国出版。弗拉基米尔和同志商量，决定在外国出版报纸。在那里，俄国警察密探还不至于那样多，不会一下抓到铁窗里去。问题解决了，1900年4月，弗拉基米尔踏上了奔向异国他乡的列车，驶往德国。
德国的莱比锡马路狭窄，房屋和教堂的顶尖尖的。这里有许多工厂，印刷厂和各种各样的书店。在莱比锡有一个德国人，35岁左右，叫赫尔曼·劳，留着小胡子，剪平头，他是离莱比锡不远的普罗勃斯特海德村小印刷所的老板。他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有一次，莱比锡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赫尔曼·劳说，从俄国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先到日内瓦，然后住在慕尼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在德国的菜比锡出版第一期《火星报》。
“应该帮助俄国的同志们。”赫尔曼·劳说。他的手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赫尔曼·劳乐于帮助，但不幸的是，印刷所里只有德语铅字，没有俄语铅字，而报纸必须用俄文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