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底，南部同盟的大炮推到了华盛顿附近。而在这关键时刻，联邦政府所能供应的硝石已经短缺，没有硝石，就无法生产火药。更让林肯担心的是，如果英国为了得到廉价的棉花而同情南方，停止对联邦政府供应东印度硝石，那对于联邦政府来说，这场战争无疑要失败了。
苦苦思索出路的林肯把希望寄托在了杜邦家族的身上。在美国，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没有哪一家的名声会比杜邦家族更响亮，也没有哪一家族的地位能比他们更显赫。无论是南部各州同盟，还是北方联邦政府，都很清楚获得这特拉华第一大家族的支持对于战争来说是多么重要，因为他们控制着全国绝大部分军火的生产。而事实上也是如此，自杜邦公司成立以来，杜邦家人便总是很乐意为政府效力的。
就这样，经过近30年的发展，杜邦家庭已是腰缠万贯、在特拉华一言九鼎的人物，林肯选择他们作为自己的帮手，该是理所当然的了。
于是有一天，只有20多岁的拉摩特·杜邦被召进了华盛顿。当时白宫正处在一片忙乱之中。在那时，拉摩特默默地听着忧心忡忡的总统讲话。最后，当他揣摩出这些话的含意时，简直惊愕得目瞪口呆了。原来总统要派他到英国去，单枪匹马地以杜邦公司的名义去包揽世界硝石市场。
拉摩特想回绝总统，却又想起了先辈留下的经营秘训：“跟官府合作无论怎样都会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尤其对于商人；官府有时所提的要求虽然很过分，但它所给予的回报将是惊人的。”
拉摩特想象着这一事件对于杜邦家族的危险性，然而很快地脑海里便闪现出另一种景象，那便是此事一旦成功，杜邦家族的名声将不知要扩大多少倍，杜邦公司更可以因此而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拉摩特思考了片刻，最后还是答应了总统的要求，他提出了一个条件：杜邦公司必须获得提炼这些硝石的合同。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当拉摩特刚付清货款、开始装硝石时，《泰晤士报》搞了一个突然袭击，公开反对装运这批货物。
拉摩特看出，《泰晤士报》登的那篇文章正是控制英国经济的大人物的传声筒。他迅速租好了船，雇好了船员。当他正在装最后一批货物时，一名英国海关官员来到码头，口口声声要检查物主的证件。
人们很可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应付办法应该是尽快解决这些琐碎的例行公事，然后设法带着货物溜之大吉。然而，拉摩特的作风却不同。这位皮埃尔的重孙另有一套祖传的妙法，而且学到家了。那就是千方百计地去探悉错综复杂的政治权术内幕，利用对这些政治权术的把握再去狠狠捞一把。
在去海关的路上，拉摩特极力劝说那位傻里傻气的官员去共进午餐。酒足饭饱，谈笑风声，再加上吹吹拍拍，那位官员很快就泄露出，实际上是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命令扣留拉摩特的货船，作为英国对美国新采取的禁运手段之一。这就是拉摩特需要证实的不幸的真情。
拉摩特独自来到唐宁街10号，他连续4次通名求见首相，但每次都遭到断然拒绝。杜邦家族的人何曾受到过这样的冷遇。最后，拉摩特决定孤注一掷，豁出命来干了。
一天，当拉摩特在等候召见时，突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从侍从身旁奔过去，直闯进帕默斯顿勋爵的私人办公室。那位全球最大帝国的统治者看到他不禁愣住了，又感到有趣。拉摩特于是自作主张作出最后通碟：不供应硝石就打仗。首相显然给此事弄得焦虑不安，就答应在下午作出决定。但拉摩特并不罢休，他说，那不行。并且断言：看来非打仗不行了。接着扬言他明天就要回美国去了。说罢扬长而去。
当天晚上，拉摩特在莫利饭店闷闷不乐地吃着最后一顿晚餐，他回想着下午在首相面前的冒险的言行举止，不禁为自己捏一把冷汗：如果首相不吃这一套，那后果将是多么可怕……就在这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和拉摩特同进晚餐，并对他低声说，护照将在第二天发给他。首相还请拉摩特向林肯私下说明，现在英国没有任何理由要同美国交战。就这样，大英帝国向一个无名小卒杜邦屈服了。
到了2月2日，拉摩特那艘装有400万磅硝石的货船，启程驶往美国。这是一次利用英美两国之间的微妙政治关系而使杜邦家族财运亨通的重大胜利，这一事件不仅使杜邦家族声望陡增，更重要的是，政府对杜邦的依赖性加强了，杜邦公司的这条敛财之路显然是越走越宽了。
机遇再加上杜邦家族能准确把握机遇的经营天才，才创造出了杜邦家族190年的辉煌史和1500亿美元的资产。尽管杜邦家族并不一定都是天才，但起码他们能将先辈遗留下的经营观念牢牢把握并大胆地加以发展、革新，然后把这些东西融汇到整个杜邦公司，使之总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整个南北战争期间，杜邦公司为联邦政府提供了近400万磅火药，从中获得了100多万美元的巨额利润。另外，由于在西部发现了新的市场，杜邦公司需要长途运送火药。拉摩特从蒙特加宁到威尔明顿之间修了一条铁路，使公司的军火厂直接与全国的铁路网连起来。政府是明令禁运军火的，但亨利总裁却能得到政府特许，大量运输军火，甚至可以出口。
南北战争期间，由于杜邦公司总裁亨利·杜邦发誓效忠政府，林肯授意特拉华州州长伯顿任命他为州武装力量的少将。这位“将军”牢牢地掌握了特拉华最大城市威尔明顿，并率军队开进了特拉华南部地区，进而控制了全州。
在1868年到1888年的五次总统选举团中，亨利都是特拉华州的总统选举人。杜邦家族此时已是腰缠万贯的新贵族、特拉华州一言九鼎的人物了。1899年，杜邦家族为了得到大企业的许多特许权，竟然操纵州立宪会议，修改了州宪法。新宪法给予大企业纳税优惠的特权，也为建立大规模的股份公司开了绿灯。
缔造工业帝国战争是迟早有一天要结束的，战争财也不能永久地发下去，杜邦家庭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开始考虑发展新的路子。先是皮埃尔买下了几家化学行业的工厂，使公司的经营多样化。1915年买下了制造真漆、火棉塑料、搪瓷的阿林顿公司；1916年买下了费尔菲橡胶公司；1917年买下了制造染料、油漆、清漆和重化学产品的哈里森兄弟公司。以后，他又盘进了另外5家化学公司。
1915年9月16日，处于资本耗尽、销路大减困境中的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杜兰特邀请皮埃尔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会议讨论的中心是新董事会的成员问题。
由于皮埃尔已经控制了通用汽车公司的3000股，所以被聘为该公司董事长。同时皮埃尔还将杜邦公司的3员干将拉进董事会。这样，杜邦家族成为操纵通用汽车公司的巨人。1917年至1919之间，杜邦公司又购买了价值2400万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份。短短两年内，杜邦家族在通用汽车公司的总投资共4900万美元，占有股份总额的23％，杜邦公司的销售经理哈斯克尔被调往通用汽车公司担任副经理，主持营业委员会。
1920年，战后经济衰退，商人大批退货，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暴跌。11月，杜邦公司抓住时机让摩根财团发行3500万美元的债券，买下了杜兰特名下的全部股票。12月1日，皮埃尔·杜邦成了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在此之前他已是董事长，现在身兼二职，完全掌握了通用汽车公司。
第七任总裁由皮埃尔的亲弟弟伊雷内·杜邦出任，但辞职后的皮埃尔仍以董事长身份继续留在公司，伊雷内上任不久，20年代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美国现代社会形成的年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年代。总体上看，工业加速扩张，生产率提高，物价下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20年代也是杜邦家族对美国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时代，是它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杜邦家族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帝国。这个帝国所囊括的不只是化学品和汽车，还包括美国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与和平。
1920年，杜邦公司关闭了创业之初设在特拉华州布兰迪瓦因河畔的火药工厂，开始向金融界迈出大步。他们的金融队伍开进各个投资领域，征服旧市场，开辟新市场。染料、清漆、汽车、玻璃纸、合成革、电影胶片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还是美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
杜邦家族第二代50年的家史，是一部由经营化学品顺利成功而发迹的家史。军火大王杜邦家族的兴旺发达、财源茂盛是和其传统的统治方法有紧切关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杜邦家族中的十几个核心人物每年各自有100多万美元收入，而杜邦工厂工人的工资是每小时1美元。从公司成立到1910年，有400多名工人死亡，数千名残废和受伤。而仅在一战期间的几年中就有347人丧生，受伤的人数根本没有记载。更令人发指的事件还有：1924年到1925年间，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合伙开办的迪普沃特工厂，因生产毒气四乙铅而使8名工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害。这一切都是杜邦公司强迫工人加紧从事易爆品、危险品的生产又缺乏起码的保护措施造成的。
杜邦公司制度严谨，在其内部禁止工人成立工会，更禁止他们罢工。公司没有工会，却有一支1400人的私人警察兼特务队伍。这些人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前警察局长训练，被杜邦家族雇用。数百名特务被精心安插在工厂中，任何对战争或公司待遇、工作条件不满的人立即会被说成是“外国间谍”或“共产党分子”而被清除。另外，公司主管可以随心所欲地、大批地解雇工人。1918年，战争接近尾声，军火生产开始降温。圣诞节前，皮埃尔一下子解雇了37万工人；到战争结束时，他又解雇了近7万人。这些曾为杜邦家族流过血汗、创造了惊人财富的无产者一夜之间被公司抛弃，生计没了着落。
杜邦家族的统治除了“大棒”，还有“糖饼”。他们让工人入股，使工人与企业牢牢地挂在一起。杜邦公司的军师、皮埃尔的助手约翰·J·拉斯科布是个头脑灵活、老谋深算的人物。他从皮埃尔的私人秘书一直干到杜邦公司副总经理兼司库、通用汽车公司董事，并创建了通用汽车承兑公司，首创分期付款购买汽车的办法，他将杜邦公司对管理人员采取支付红利和分摊股票的办法用在通用汽车公司，并允许能挣5000美元或不低于此数的通用汽车公司工人购买10股债券股票（利率6％），对这些股票在5年内每年每股分额外股息3美元，作为雇主对雇工的特别分配。因为这时的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和杜邦公司揉在了一起，在相当程度上，“通用”的工人即杜邦的工人。而拉斯科布则是杜邦家族的代理人，他的统治方法即杜邦家族传统的方法。
100多年来，杜邦家族的家长制有效地统治着工人，使公司不断发展。他们靠这种体制影响、干预工人的整个生活，从工人的宗教信仰到衣食住行。杜邦家族的男子都与工人一起从事体力劳动，互相熟悉。这种密切的关系把工人和厂主联结在一起，而与其他公司的工人疏远。
这在相当程度是抹煞了阶级和阶级矛盾。再加上部分工人受到公司的宣传鼓动的蒙蔽，梦想当经理和管理人员而甘愿受现行秩序的约束。他们难以意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从而阻碍了阶级觉悟的提高。
杜邦公司实行等级制工作，使雇员彼此不相往来。熟练工人被作为工头加入资方的行列，并靠这些人建立所谓的“劳资协议会”。公司对全体员工灌输“你是一个杜邦人”的自豪感，再用入股计划加强这种观念。这些做法与日本的一些大公司相似。
财富的急剧膨胀1932年，罗斯福登上了总统宝座。当然，正如人们众所周知，这个胜利主要应归功于杜邦家族代理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拉斯科布。他经过4年努力建立起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党，并资助该党渡过困难时期，使其得到了城市平民的支持。
在罗斯福实施新政第一年，杜邦家族是普遍支持他的。当罗斯福由于国内抢提银行存款和国际上抢购黄金而下令银行休假，并号召私人把贮藏的黄金转入政府储蓄之时，伊雷内·杜邦乐意地把20年来作为董事聘金和积存的许多金条拿出来交给了信托公司。他向报界宣称他们有责任支持政府的黄金储备。他在那一年还以私人名义向民主党捐赠了5000万美元。
然而罗斯福接下来的法令却令伊雷内·杜邦大失所望，使杜邦这样的大公司与政府逐渐出现了矛盾。“证券交易法”使杜邦控制的通用航空公司解散，“铁路工人退休法”规定发给铁路工人养老金，这无疑会对杜邦的董事们不利。
杜邦家族认为罗斯福在改革方面走得太远。伊雷内毫不客气地抨击罗斯福在“掏别人的腰包来发救济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杜邦联合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成立了美国自由团来同罗斯福的新政相对抗。
1934年8月15日，“与激进主义作斗争”的新组织——美国自由团成立。其宗旨是“维护宪法”、“保持既得财产的所有权和合法使用权”。参加这个组织的有杜邦财团、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的代表。与此同时，杜邦家族还卷入了美国历史上的一场未遂政变：要以强力推翻罗斯福政权。只是由于此案涉及了国内一些金融界巨头，罗斯福才没有深究。
1936年1月，为了争取连任总统，罗斯福摆出了“正义化身”、“民众代表”的姿态，向美国的主要军火制造商杜邦家族开火。在国会联席会议上，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们在34个月内，已建立了新的民众权力机构。在一个人民的政府手中，这个权力是有益而正当的，但是在经济寡头和政治傀儡手中，这种权力就可能为人民的自由制造镣铐。”罗斯福鼓动民众反对“自由团”中破坏罢工的资本家，旨在反击他们的挑战。
1936年1月，罗斯福决定利用日益加剧的欧洲紧张局势，他不仅宣布要奉行不干涉政策，而且还宣布向美国最大的军火商杜邦家族开火，从而开展使他自己再次当选的选举活动。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罗斯福提出了他的“中立法案”，规定禁运武器和弹药，也禁止一切可能用于战争的商品出口。
杜邦家族对罗斯福的言行简直愤怒已极。他们决定支持共和党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当选总统改变杜邦所面临的尴尬局面。然而，似乎历史注定杜邦家族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