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系赵穗康《铅笔头》序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上个月去加拿大圣约翰市开会，顺道去纽约与穗康碰头。回沪后再读这本穗康的笔记，好似某种“重温”，其中诸多话题和口吻，对我是再熟悉不过——无论面谈，还是通信，穗康与我的交流，其实与这本笔录的内容有不少“交集”。除了我们之间最多的共同话题——音乐——之外，穗康与我谈论的大多是这本笔录中屡屡出现的“主导动机”：艺术的“身体性”和“瞬间感”，中外文化的“碰撞”和“错位”，个体的不可替代与等级秩序的纠缠……说来穗康出国二十余年，这本具有日记性质的笔录，既是他日常心得的痕迹，也是他精神活动的反刍。在不少相信艺术“本能”的人看来，一个从事创作的艺术家，本来无须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付诸文字和语言——艺术家以实际作品“说话”。固然，艺术的思考和体验在很多时候只能通过某种特殊的艺术媒介进行，不能转译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通文字。否则，非语言的艺术之存在还有什么理由？但另一方面，艺术的思考和体验又不可能完全逃离语言文字，毕竟，那是我们得以交流的拐杖甚至是凭证，于是乎（我猜想），穗康就在这矛盾、对抗、挣扎以及常常有所发现的欣喜中，用笔录涂抹感受，以文字记录心得。
既是心得，便以零星和断想的方式呈现。我想，这本笔录的片断感和随意性正是它的本真和特质所在。正如穗康在“后记”中的交代，这些笔录是他多年来的“自说自话”，事先并未想到公开示人。这样的“私密”和“非正式”写作，决定了这些笔录特有的思考路径和特别的文字风格。但貌似悖谬的是，这些笔录所谈论的又大多是艺术家和文化人所共同关心的“公共话题”。它们是写作人的某种精神溢出，没有特定的读者对象，旁若无人，也无所顾忌。好的时候，它们尖锐、犀利（上海人会说“杀根”），如穗康喜欢的形容——“切入肌肤”；另有些地方，或至少在某些人看来，会令人瞠目，觉得作者好玩、乖僻、固执，乃至偏激。既如此，阅读这些笔记的合适方式就应该是随意翻检，率性阅看。我觉得此书可以从任何地方读起，也可以于任何页码放下；兴致来时再接续也全然无妨，绝不会有连不起、接不上的感觉。这倒不是说这些笔录的口吻轻松逍遥，相反它们常常显得沉重甚至艰涩。之所以能够随性翻看，那是因为其间的内容和叙述呈“网状”蔓延，虽然有外表上的年月日次序，但并没有影响其本质上的非系统、非条理、非线性的“无中心”性格。
好像这种“无中心”正是穗康生活状态的写照。穗康常对自己所处的这种“无中心”态势感到刺激、兴奋。这与其他文化人或艺术家在异国所遭遇的“文化认同”危机和震荡很不一样。这些笔录其实是他“放逐”生活并由此产生的精神火花的真切流露。我时常觉得，正是这样一种处在故土和异国“夹缝”中的状态成就了穗康的艺术、思考和人生。因此，“放逐”不仅意味着穗康旅居别国的远离，也意味着穗康身处异国总带有旁观者心态的游离。远离和游离，有了“隔”，反而特别痛感中国本土文化中那种人与人关系的“近”——如书中穗康一再强调。也因有了这层放逐的旁观，他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和社会有了别样的批判性体察，并由此关注和看重那些不被“中产阶级”认同或看好的特殊价值。从某种角度看，穗康的这种“非中非西”文化定位来自他自身的独特个性和独立建构，因而与大家熟悉的旅居海外的中国艺术家的追求路向非常不同。正如他在笔录中的表白，穗康不会追求过于表面和容易的成功，他既没有在美国打中国牌，也不会在国内装扮“假洋鬼子”。于是乎，穗康好像就一直是个“局外人”和“旁观者”——这不仅针对国外艺术圈，也特别针对国内艺术界。有一阵，这本笔录就曾被穗康自己命名为《旁观者呓语》。
我不知道别人翻看这些笔录会有什么感觉，因为我自己曾参与过其中许多话题的来回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身在其中”的“当事人”，尽管穗康的笔录与真实的对谈内容当然还是有很大差别。但我相信，这些笔录会给人以惊讶，不为别的，只为其中所涉猎内容的广泛性、多样性，以及经常带来的刺激性。碰巧穗康是一个有“理论”头脑和广泛文化兴趣的艺术家，因而他的话题不离艺术，但不断会游窜至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宗教、电影、诗歌……当然还有音乐。让我惊讶的是，尽管在音乐上我和穗康交流很多，但我并不知道他会对理查·施特劳斯的艺术歌曲还有如此投入，下过如此一番功夫（见2000年3月18日笔记）。想当初1999年春夏之际，我到纽约从事二十世纪歌剧的课题研究，与穗康在一起观赏了不少现代歌剧，其中就包括理查·施特劳斯，特别对他的《随想曲》留有良好印象——因为其中优雅的复调线条穿插、精致的室内乐配置和具有感官美的和声丰富性。在那以后，我倒再没有什么机会对理查·施特劳斯别加关注，而穗康却继续深入，观察到了理查·施特劳斯的某些人所未知的方面。
此次在纽约与穗康见面时间不长，但让穗康刚好有机会对全书的清样进行了一次校阅。如穗康后记中所说，这本笔录从开始整理到现在付梓，已经过去快十年。在此我要衷心感谢所有为此书出版做出努力的朋友们。我个人对此书报有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我熟悉它的话题和口吻，而且也由于我亲历了它在出版过程中的种种曲折。因此，我为这本笔录的出版感到特别高兴，从某种角度看，它确乎是一份见证和纪念，一份针对我和穗康之间三十年的精神性情谊的见证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