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以下简称“石”）栗振宇（以下简称“栗”）
在目前和我有联系的作家当中，石钟山先生不但是联系最早的，也是联系最多的一位。几年前，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全国热播的时候，我和他通过一次电话。而此后的第二次通话，却又隔了一年之久，没想到电话接通后，石先生很快就说出了我的名字。此后，由于写作上的事情，我经常打电话去找他，电话中，石先生不但对我提出的问题，耐心细致地作答，而且对我的学习乃至文学理想，都仿佛对待自己的亲弟弟般关心。而其实，石先生两年多中，从来不曾与我谋面。石先生待人之宽厚、热情可见一斑。直到几个月前，我终于有机会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对我关心备至的作家、朋友和老师。
石先生的作品，如同他的为人，充满着浓厚的东北气息。豪爽却不失机智，粗犷却不乏细腻。他对人性的理解，对于文学的观念，对于生活的透悟，都始终洋溢着他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他对于英雄的观点，更让我深深感受到这位作家涌动在内心的创作激情。
人是生活的主体
栗：在您晚近的作品中，我比较关注你对旧女性的塑造，如《快枪手》中的秋菊、《关东镖局》中的杨四小姐、《横赌》中的文竹、《关东女人》中的麦花、《角儿》中的春芍等，这些人物各有个性，几乎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东北旧女性的画卷，但同时我总觉得你在她们身上又都倾注了大致相同的气质，是这样吗？如果是，那么这个气质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会把视角停留在她们身上呢？
石：一方水土一方人。这些旧女性身上的特征是东北女性身上最具共性的东西。创作离不开生活，另外在我的潜意识里，也欣赏或同情这样的女性。她们的爱与恨，她们的幸与不幸，同时也是我对待生活的感受和看法。当然，在这些小说里还有那么多个性鲜明的男人，这些人物是我在创作中放大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和这些女人组合在一起才是一台精彩的演出。一台戏有众多角色，仅靠主角出彩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配角也出彩，这才是完满的一台戏。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大都是男人，但读者往往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这些不同命运的女性，往往配角强大了，才能突出主角的色彩和力量。这是写作上的着色问题。
栗：从您的作品看，您塑造的人物类型非常多，有和平年代的老军人、战争年代的军人、现代机关工作人员等等，请您谈谈对于“把人当人来写”这句话的理解？
答：把人当人写这句话，我想是对待人生的态度。我们都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但人又是什么，又有多少人能讲得清楚？说清楚的事便让文学去说，文学是最模糊、也是最接近复杂人生的一种再现生活的方式，文学即人学，这道理我们都懂。反过来说，典型的人学也是最好的文学。文学应该关注人的本体，否则文学会死路一条。当然，这种关注取自于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你对生活冷漠，生活就会严肃；你对生活微笑，生活就还给你一缕阳光。毕竟人是生活的主体。
栗：您曾经在被采访时谈及自己对于写当代军人时的困惑，你认为自己产生这种困惑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打算写写当代军人？
石：当代军人的困惑主要原因就是价值体现问题，这不仅是军人的问题，每个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军人是什么？答案大家都清楚，军人是为了战争而特有的这么一个群体，战争是为了和平。有了军人才有了和平，和平时期的军人无法体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一对矛盾和困惑。建国以后，志愿军出兵朝鲜然后是中印边境的战争、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南疆战事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军人的地位在国人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进入80年代后，军人的价值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军人的矛盾和困惑也就因此而生。
当代军人的作品我写了不少，长中、短篇都有，只是没有引起读者足够的重视，因为和平时期的军人不具备军人的典型性了，能引起轰动的因素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作品很难写，也费力不讨好，但我会一直关注着军人的当代生活。
不刻意追求一种风格
栗：从“激情系列”到“土匪系列”，在阅读了几十部您的作品后，我想大致概括您作品的风格：特征明显的人物性格、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干净利落的语言、真情洋溢的情感基调，不知道这样概括准不准确？或者说，在实际的创作中，您追求的是什么样的风格？
石：创作中题材的广泛是为了变换视角，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我们各阶层的人，在创作上也是尝试着换一种口味，就如同我们的胃口，同一道大餐吃多了，也有厌烦的时候，当然也是为了唤发创作激情。但这种题材的变化和自己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我第一次转业后，当过公务员，干过电视编导，一切从生活出发，有了生活，有了感悟，自然就有了创作上的冲动。
在创作中刻意追求一种风格肯定会是失败的，应该说你适应什么样的风格。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决定了一个作家的风格。风格是在作家的创作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这是很深刻的哲学命题。对人来说性格即命运，这句话同样适合作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家的风格也是这样，说模糊点是天注定的。但主宰我们生活的是人而不是天。
栗：读您的小说相对比较轻松，我觉得这主要归因于您对语言的运用和流畅的结构安排，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二者与主题的关系？
石：我一直认为小说一定要好读，好读的小说并不是削弱思想。文学就是文学，不要给她强加上许多她承受不了的东西，比如哲学、文化等等。文学即人学，把人写透了，自然就有了百味人生。人生又是什么？任何一个哲学命题都是人生的命题。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探讨人的灵魂更深奥的东西了；而文学就是探讨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她和宗教不同的一点是，她演绎的是过程，而宗教告诉我们的是结果。把文学想透了，把人生想明白一些，就一知半解地知道文学应该往哪里去了，她要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了。所以，我一直以为，小说一定要好读，在好读中把你对生活和人的理解传达出来，仅此而已。
关于语言，我认为这是创作小说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得心应手了，你才能顺利完成任务。语言的修练也不是一日之功，通过语言能看出作家的追求、性格和功力。我对语言的追求就是平实、准确，努力丰富，尽可能地把你的感情传达出来。
栗：20世纪以来，各种文学思潮不断出现，这对作家的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现代时期中的新感觉派、80年代的先锋派等等，在这种大的氛围下，您为什么对传统现实主义一直情有独钟？
石：这和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有关，更重要的是童年经历。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什么样的种子，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这都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的。如果想改变，那就是嫁接出来的果实，也可能梨不像梨，苹果不像苹果，我们只能叫它“苹果梨”。一个作家的生活背景，包括他从小长大受到的教育，喜欢的书目及他周围的人，对作家的成长经历来说都至关重要。另外不可忽视的就是民族的大文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许多作家都努力尝试过各种流派的文学创作，我欣赏这些作家的勇气。但实践证明，结出来的果实都有些水土不服。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能脱离民族文化，否则就是一条死路。文学要进步，人类要发展，相互交融、渗透是正常的，但决不是彻底地断裂。这种交融和渗透应该是了无痕迹。
不要为文学担心
栗：有人说当今时代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的确，相对于过去，现代社会读小说文本的人越来越少了，电影、电视、互联网对于传统的小说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您认为作家们该如何面对日益丰富的文学传播手段？另外，在当今风起云涌的大众文化背景下，戏说文学、白领文学、快餐文学等文学样式充斥了我们的文化市场，军旅文学怎样才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整个文学的前景如何？
答：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民疯读文学作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没有十年“文革”的压抑也不会出现七八十年代那种盛况。随着科技的发展，消遣渠道越来越多，阅读方式也不仅仅是纸媒体一家独揽了。文学的读者因此分流，这种现象很正常。上个世纪文学热不是正常的事，反而现在人们对待文学的态度才趋于正常。我认为这对文学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让读者和作者都少些浮躁，多些理智和心平气和，往往会催生出真正的文学作品。文学改变不了什么，但文学会给那些热爱生活、对未来有幻想的人提供一种或多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最早的文学模式就是神话，现在演变为文学，她会教会我们认知生活的方式。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幻想或设想，文学恰恰具备了这种功能。于是，文学就有了她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存的土壤。不要为文学担心，过去存在的现在依然有，未来还会有。随着人们对世界认知程度的加深，文学也在发生着变化。
栗：当前军旅文学创作似乎存在一种边缘化的趋势，原汁原味的军旅文学少了，这表现在：许多军旅作家都把自己的部分精力投入到地方题材的创作；许多军旅文学作品看似是军旅题材的，但其中主要内容却基本和军旅无关，军旅文学的内涵在逐步解构。从您的创作来看，您似乎也有这种趋势，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或者，您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旅文学应该具有哪些必须的特质？
答：我承认有这种趋势，但我认为也属于正常的一种同化或解构。原因就是和平时期的军队的特性已被社会同化。君不见，在我们军队工作的机关人员，不论职务高低，每天8小时上班，上班时间才着军装，下班后穿便服，生活区和其它社区没什么区别。这就是和平时期的军人生活。就是基层部队也只是正常的执勤，没有剑拔弩张的战争态势，不可能要求军人去重复“狼来了”的故事。军人则只有在战争中才显示出他职业的不同，也只有战争才能令军人变得卓尔不群；而和平时期的军人只是一种职业罢了。风险程度远远小于公安干警或武装警察。不仅外军，我军也在强调职业军人这一属性。军人只有在战斗中才能体会出他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和平时期它就是和平的象征。
军旅文学的核心是英雄主义
栗：您认为军旅文学的内核是什么？军旅文学应该体现或者能够体现哪些审美特征？您认为当今军旅文学创作有哪些需要克服的弱点？
石：军旅文学的核心是英雄主义。只有“英雄”才是符合军旅文学的惟一审美标准。军旅文学这种提法没有科学性，我以为科学的提法应该称之为战争文学，只有战争才生产英雄，让人们为之感动、振奋或涕泪泗流。这是我们顶礼膜拜、为之颤抖的英雄。这样的英雄形象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为之自豪的。
军旅文学（姑且这般称之）的弱点很多，不仅军旅文学，我想当今文学创作都有的共同问题就是：作品的格调，对待生活的态度等问题。描写鸡零狗碎的作品太多，那种阳刚正气的作品太少。这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的问题。心里没有阳光，人格委琐的作家又怎么能写出阳刚的文学呢。军旅文学更需要这种阳刚。当然这种阳刚不是概念式的，而应是从我们作家的血肉中喷涌而出的艺术形象。
栗：请您结合自己的军旅文学观念，谈谈对英雄文化和英雄主义的理解？
石：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评判标准，不论如何评判，人们欣赏的习惯都是一样的。文艺作品承载了这种宣扬英雄的任务，因此，通过文艺作品接受英雄，走进英雄便成了我们的审美需求。
我们平凡的人对英雄都有着一种天然的渴望，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英雄，这种情绪使我们的平常生活多了些亮色。因此，凡是塑造英雄、伸张正义的作品都能很快被我们所接受，并广为流传。中国的文艺作品不计其数，包括中国的四大名著中就占了三部，外国的文艺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从古希腊神话到我们的“英雄儿女”，无不是英雄和正义的化身。
作为一个作家，从内心到灵魂应该多些正气，多一些英雄情结，去塑造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式的英雄，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阳光和亮色。我庆幸自己是一名军旅作家，因为战争文学说到底是塑造英雄的文学。
栗：您认为什么叫“英雄史诗”？您又是怎样看待当今创作的史诗化追求的？
石：我觉得在某些评奖过程中，走入了一条歧途：追求历史的、纵深的、磅礴的、凝重的史诗特征，觉得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我们回过头来看，真正能够具备史诗特征的，像古罗马史诗那样的作品，的确可以称之为好作品，但这不是说，杰出的作品非得是史诗性的作品。谈到英雄史诗，我头脑中马上出现一种旋律，大气磅礴的、非常凝重的、给人感觉以力量的、以精神的音乐背景作为依托，不是流行歌曲，不是民间小调。我觉得，从中国神话中的《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和古希腊的神话比在力量上就弱了很多，其间主要是作为人本身的色彩淡了一些。中国总体上缺少史诗性的作品，特别是英雄史诗。
栗：我想作一下预测：在未来十年左右是极有可能在中国出现英雄史诗性的作品。这种预测主要原因是：首先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的民族，在创作源泉上是非常丰富的。其次，当代中国作家和过去的作家相比，在文学素养和知识储备上已经完全具备了完成史诗性作品的能力。再次，相对于过去，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文学环境是十分宽松的，作家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按照文学的规律去创作。对于这种预测，您是什么样的观点？
石：如果说最近十年左右出现，我感觉有点悬。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英雄的认识不够全面，文学作品中类型化的英雄太多，另外我们在自省上相对缺乏，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劣根。要出现真正的英雄史诗性的作品，这需要作家、评论家的共同努力，而且我觉得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栗振宇：1978年出生，1996年入伍，解放军郑州防空兵学院毕业，留校工作，现为陆军上尉、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