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3日至193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奠都志丹，使志丹一度成为中国革命的决策之地和指挥中心。中共中央先后在志丹召开了21次政治局会议，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军事活动，毛泽东在志丹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光辉著作，提出了一整套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革命战争的局势由不利转为有利，由被动转为主动，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第一节 定都志丹
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军86师高双成所属511团突袭瓦窑堡，并攻占了瓦窑堡东北角。周恩来指挥守城红军和红军大学师生奋力抵抗，夺回失地，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主席向保安方向撤离。
7月3日，秦邦宪（博古）、王稼祥等率中央机关进驻保安城（今志丹县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尚留在安塞真武洞以南的白家坪。7月6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刘鼎来，布置了那边（指东北军方面）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电报还说：“中央机关及红校（红军大学）在保安，军委后方各部在吴起镇，洛甫（张闻天）、恩来、我转在安塞，若干天后去保安。”
7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第286期第一版发表了题为《定都志丹有什么意义》的评论文章。文章说，现在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已经定都志丹县城，志丹已成为我们赤色的京都了。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定都志丹呢？他有下列意义：一、志丹是陕甘宁苏区比较适中的地方，定都志丹为的是迅速巩固与扩大陕甘宁苏区，使它成为领导全国红军和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二、志丹接近陕北，更便利于指挥和领导陕北的游击战争，保卫老苏区。三、便利于争取东线、南线的军队，成为抗日友军。四、更清楚地指出，我们退出瓦窑堡，绝对不是放弃陕北苏区，绝对不是逃跑，而是依靠这个苏区的中心，造成西北抗日联合的大局面。
同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调大批干部前往志丹帮助工作，要求在一个半月内把志丹县变为巩固的苏区。
同日，毛泽东、张闻天离开安塞，于11日到达保安。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昨天到保安，周恩来尚在安塞。”
第二节 领导红一方面军西征
1936年5月初，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调集16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东面由汤恩伯一个师两个旅和阎锡山一个师一个旅西渡黄河入陕。北边有陕北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向陕甘根据地的东北部进攻。西面是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部署于陕甘宁边界地区，防止红军西进。只有南边的东北军、第17路军与共产党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不愿再与红军作战。
为了粉碎国民党新的“围剿”，巩固扩大陕甘苏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陕甘宁边界国民党力量薄弱地区西征。5月14～15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太相寺村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动员部署西征，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彭德怀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西征的任务是扩大红军、扩大根据地，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促进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促进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西征命令和西征战役计划。决定组建中国人民红军西征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聂鹤亭、政治部主任刘晓。西征红军分左、中、右三路，左路军由红1军团组成，左权任代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约8000余人；右路军由红15军团组成，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约6000余人；中路军由红28军、红29军和81师及军委直属骑兵团组成，约3000人，全军共约17000余人。
5月20日，西征野战军兵分两路从延长、延川地区出发西进。左路军红1军团到吴起镇集结，右路军红15军团到新城堡集结，红81师、骑兵团随右路军后跟进。27日，右路军从新城堡分两路西进，攻占宁条梁，经惠安堡、韦洲、预旺地区，到6月中旬已占领同心城，进至王家团庄附近。28日，左路军红1军团从吴起镇出发，先后占领曲子镇、阜城，乘胜攻占了环县、洪德，到6月中旬进至宁夏七营附近。
6月中旬，中路军红28军、29军、81师和骑兵团也到达宁条梁和定边附近。
7月14日，毛泽东就作战方针问题致电彭德怀：“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需要多的忍耐性。”
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西征部队有力地打击了马鸿逵主力，俘获人枪各2000多，战马500余匹，击溃了所有向红军进攻的国民党军（包括东北军）。开辟了纵横400多华里的新根据地。到8月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东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的广大地区，打通了西征去路，使陕甘根据地扩大到陕甘宁的广大地区。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在新开辟地区建立了县、区、乡各级革命政权，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西征的胜利，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迎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四川省达维镇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一再违抗中央北上的命令，于1935年9月率红四方面军南下，进军西康。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足木脚）召开反党高干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主席”，还非法成立了“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等机构。
针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行了一系列严肃而又灵活的斗争。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政治局会议上，就对张国焘的错误进了揭露和批判，但为了红军的团结和挽救张国焘，中央对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未公布，希望他自己能够迷途知返。鉴于张国焘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自己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与‘团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决于党，自决于中国革命。中共中央除电令张国焘同志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张国焘率领南下的部队，包括红四方面军全部和红一方面军中编入左路军的红5军和红32军，总数达8万多人。在南下征战途中，开始比较顺利，后随着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加之红军又是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到1936年4月整编时，已从8万余人减到4万余人。
中共中央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对红四方面军极为关心，并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将全国形势、敌情、红一方面军胜利的消息以及中共中央的重大战略方针，通告给红四方面军。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毛泽东将瓦窑堡会议决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等会议精神及时通报了红四方面军。使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开阔了眼界，受到了巨大鼓舞。对中共中央的新策略，张国焘也表示同意。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听到红一方面军胜利的消息后，纷纷认为“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全军上下，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干部要求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情绪日益增长。在部队到达甘孜、炉霍地区后，徐向前就明确表示：“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部队兵源、粮食、衣物无法补充，要赶快北上与中央会合。”
1935年11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受中共中央委托，积极做张国焘的工作。1936年1月24日，张浩致电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同时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立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张浩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促使陈昌浩转变了态度。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也乘机做张国焘的工作。并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他们指出：这边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与陕北中共中央发生横的关系。张国焘表示同意接受，中共中央也从维护党内统一出发，表示同意“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央共青团领导，暂与陕北中共中央发生横的关系”。同年1月27日，张国焘致电中央，表示“原则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到6月6日，张国焘被迫公开宣布取消伪中央，准备成立西北局。
1936年7月1日，贺龙、任弼时率红2、红6军团长征入康，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受到红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同日，中共中央从瓦窑堡进驻志丹的途中，为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发了贺电，贺电说：“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7月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2、红6军团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设立总指挥部，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在贺龙、任弼时等红二方面军领导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的共同努力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开始北上，中共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并不断给以指示。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到9月中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全部进入甘南，并先后攻占了漳县、渭原、通渭、成县等县城，控制了岷县、陇西等广大地区，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正在做积极的准备工作。一是教育红一方面军官兵对过去的争执一概不谈，要以热情诚恳的态度欢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二是积极准备粮食、牛羊，缝制棉衣、棉裤，准备送给红二、红四方面军战友；三是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主力从预旺堡、同心城地区南下，聂荣臻率红1师直达静宁隆德地区。9月18日，攻占界石铺。10月1日，红15军团特别支队攻占会宁城。
此时，蒋介石急忙调兵于陕甘，以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抵达西北战场。中共中央根据敌情变化，准备组织实施静（宁）会（宁）战役，以便三个方面军提前会合。9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贯彻中央静会战役计划问题。会议决定在胡宗南部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红四方面军先进攻静宁、会宁，打通定西大道，争取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但当张国焘到达漳县前敌总指挥部后，立即改变了态度，命令红四方面军停止北上，从渭源、通渭地区西撤。于是西北局再次开会，会议同意张国焘的方案，决定红四方面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占领甘北，后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全力夺取宁夏。同时将会议决定致电中共中央。对此，中共中央于9月26日复电张国焘，不同意红四方面军西进。但张国焘在同一天向中共中央连发四电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中共中央明令禁止，决照计划行动，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于是，红四方面军开始西进。
徐向前率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经向老乡调查了解，黄河对岸此时已大雪封山，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徐向前认为气候、地形条件不利，渡河计划难以实现。他将这一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于9月27日汇报给朱德、张国焘。此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也来电明令禁止红四方面军西渡。为此，朱德、张国焘在洮州召开会议，最后决定放弃西渡计划，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北进。随即致电中央：“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发，决不再改变。”
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9月30日派出左、右两个纵队接应。左纵队南下与先期攻占界石铺的特别支队靠拢，右纵队主力出郭城驿，于10月2日进占会宁城。9月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第4军一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第15军团73师会合。10月8日，红四方面军第10师在会宁地区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1师会合。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10日，朱德、张国焘抵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师。同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红军的领导者、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敬意和欢悦的热忱”，并提出了红军会师以后的任务。11日，中共中央决定，朱德、张国焘分别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组织指挥三个方面军的行动。
10月19日，志丹军民举行了庆祝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大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出席大会。
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平丰镇，与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长达两年的长征。
第四节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进驻志丹后，继续以极大的精力和热忱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36年7月26日，由张闻天主持在志丹县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秦邦宪、毛泽东、周恩来、张浩、林彪、吴亮平参加，讨论统战联络工作和上海中共组织的工作。会议决定将扩大统战联络工作放在首位，成立中共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由王稼祥、李维汉、杨尚昆、林育英、吴亮平、秦邦宪、张闻天七人组成，王稼祥负责。
7月27日，张闻天主持在志丹县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张闻天、吴亮平、冯文彬、张浩、王稼祥、凯丰、杨尚昆、周兴、毛泽东、秦邦宪、林伯渠、罗迈、李德、周恩来、林彪出席，陆定一参加。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央白军工作部，同时决定派张浩前往庆阳，负责西线的统一战线工作。
7月30日，在志丹县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白区工作问题。张闻天、秦邦宪、张浩、罗迈、杨尚昆、李德、冯文彬、毛泽东、周恩来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伍修权参加。会议决定白区的工作由博古负责，西北白区工作部部长由李维汉代替张浩，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战联络的领导工作。
8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祝贺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包座。朱德、任弼时致电中央，并“转告一方面军，以战斗会合我们”。中央当即复电“全苏区红军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8月10日，由张闻天主持在志丹县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张闻天、张浩、李德、凯丰、杨尚昆、周兴、潘汉年、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林彪、罗迈、陆定一、秦邦宪、李克农出席。会议决定改“反蒋抗日”方针为“逼蒋抗日”方针。
8月13～14日，毛泽东在志丹亲自给杨虎城等八人致信，呼吁一切爱国志士，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尽快形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
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声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呼吁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提出国共进行谈判，以实现合作。
9月1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因此，正式决定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政策。
9月8～22日，毛泽东在志丹先后写了10封书信，分别致邵力子、王均、朱绍良、毛炳文、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均儒、邹韬奋、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于学忠、蔡元培等16名爱国开明人士，鼓励他们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尽力。
9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张闻天、罗迈、凯丰、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吴亮平、李德、伍修权、刘英、林伯渠、王观澜、徐特立、董必武、汪锋、郭洪涛、郭滴人、刘长胜、蔡树藩、潘汉年、张云逸、叶剑英、华生、林彪、罗瑞卿、冯文彬、杨尚昆、陆定一、周兴、李克农、胡耀邦、邓颖超、邓振询、王稼祥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10月2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谈话，命令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党部队之任何进攻，可以采取必要之自卫手段，如能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红军愿将缴获的国民党军人员武器一律送还。同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信张学良，阐明共产党的自卫原则和抗日主张，表示红军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进攻，只有国民党军队向红军进攻时，红军才以自卫方式给以必要的还击。并建议互派代表，商谈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10月23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周兴、龚逢春、吴亮平、齐华、李仲英，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讨论了哥老会等问题。
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进攻红军，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敌，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同时，红军还积极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下层官兵的统战工作，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优待俘虏政策，对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决不打骂、决不歧视，经教育后释放，愿当红军者收留，使被释放的士兵也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经过艰苦细致的政治工作，开展多方面的统战工作，一大批国民党军队将领、普通士兵和社会知名人士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红军与东北军、第17路军在陕甘宁前线已经停战，保持联络，互通有无。东北军可以到苏区采购粮食或副食，红军通过张学良可获得枪支弹药、医药、通信器材和被褥等军需品。到1936年秋，红军、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局面基本形成，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
第五节 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1月3日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委员，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1936年7月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迁址志丹县城。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地区会师，胜利完成长征。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周恩来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未参加）。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肖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等23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同时，任命刘伯承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1937年1月10日，军委机关离开保安，13日进驻延安。
第六节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张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于12月12日凌晨，在西安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同时，在西京招待所还扣留了国民党军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等10余人。西北军解除了国民党中央宪兵团、省公安局、别动大队等武装，接管了西郊机场。并致电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善后事宜。
12月12日，毛泽东在志丹接到中共驻西安东北军代表刘鼎的急电后，随后又收到张学良、杨虎城的电报，得知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开会讨论。13日，又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林彪、冯文彬、吴亮平、林伯渠、欧阳钦、郭洪涛，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会议提出：“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交给人民审判”。会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去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同时，部署红军南下驻防渭河以北，彭德怀、贺龙率部进驻三原、咸阳，徐海东率部进驻西安周围，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