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时，每当重大的军事失利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总是产生许多反思，总是要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态度来评论奥斯曼帝国社会的腐朽性和帝国军队无能的种种表现。特别是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的签订，与随后克里米亚地区被俄罗斯所吞并，都曾经使得奥斯曼帝国的许多仁人志士痛定思痛、议论纷纷，更使得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政治家强烈地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伊斯兰文明，很难再为奥斯曼帝国重振雄风提供动力，于是他们发起了以效仿西方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早期社会改革运动。
奥斯曼帝国的早期改革家们所考虑的，主要是随着辉煌时代体制机构的日趋腐朽而暴露出来的帝国内部的弱点，因而他们的改革内容与实践，也只是着眼于过去，竭力想使帝国的那些体制机构重新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之中，也就是着眼于恢复过去旧有的统治秩序，重振奥斯曼帝国一度失去的雄风。所以，他们社会改革的宗旨主要是根除腐败之风，而他们手中的武器，就是行刑官手里的大刀和没收其非法所得财产。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同奥地利与俄罗斯军队相形见绌的交战中一败涂地，尤其是1699年签订《卡洛维茨条约》和1718年签订《巴沙洛威茨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奥斯曼人从失败和经验教训中看到了西方军事的优势，逐渐地认识到了使其军队近代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开始把他们社会改革的目光转向西方社会。最为典型的改革事例，就是将奥斯曼帝国旧式仪仗队改为新颖时尚的欧式铜管军乐队。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所获得的一项非军事性的重大改革成果，要算是印刷术的采用。虽然此时印刷术的采用在奥斯曼帝国是有条件的，但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在社会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对促进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在向西方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西方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也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奥斯曼人的上流社会对法国生活方式和风格的一些表层事物特别感兴趣。例如，修建具有法国式风格的公园，使用法国样式的家具，模仿法国的室内装饰等，都一时成为奥斯曼帝国宫廷圈子内的一种时尚。此外，这一时期在社会改革的推动下，奥斯曼帝国境内许多新的军事学校也相继建立了起来，这些军事学校所拥有的教学设备和使用的教材都来自欧洲，学生中的大部分人主要是帝国军队和社会上层人物的子弟。但是，面对源源不断来自异邦的人士和观念，再加上又有新的迹象表明西方国家正在企图控制东地中海，从而威胁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安全，所以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保守势力，此时掀起了武装叛乱，公开反对被他们视为标新立异的各种社会改革，把那些支持改革的政府官员们统统赶下了台，并派人秘密结果了他们的性命。然而，这些得势的保守派分子却根本就拿不出更好的振兴帝国的方案。1787年4月，奥斯曼帝国在同老对手奥地利与俄罗斯的重新交战中，又一次遭受到了惨败。所以当年轻有为、充满朝气，具有强烈改革精神的素丹塞利姆三世于1789年即位时，所面对的还是奥斯曼帝国以前的两个老问题，即西方的优势和国内的保守势力。
塞利姆三世即位以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手下的大臣们呈递一些有关奥斯曼帝国亟须改革的奏章。虽然有些改革的奏章也触及到了帝国的税收、铸币以及采邑制度等社会问题，但是大部分奏章所主要关心的，还是怎样尽快地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全面加强帝国军队的战斗实力。因而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主要还是局限于军事领域，也只是该世纪初叶奥斯曼帝国温和改革开端的延续，而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突破。塞利姆三世在振兴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方面的主要尝试，是缔造一支西方式的步兵军团。因为帝国的近卫兵团在对外战争中表现极差，如果让他们去使用西方的新式武器，采用新的战术，等于缘木求鱼，所以训练一支新式的军队来代替他们，是奥斯曼帝国振兴军事力量的上策。到1801年7月，大维齐尤素福遵照塞利姆三世的旨意已经组建了一支9000人的新式军团，其兵源全部来自于小亚细亚地区的穆斯林。新式军团的士兵全部采用西方最新式的莱福枪，并在法国军事教官和已经完全欧化的奥斯曼帝国军事教官的指导下，完全按照欧洲的战术和科目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根据塞利姆三世的有关命令，新式军团的全体官兵一律实行薪给制，一律穿欧式的军服。然而不久，塞利姆三世还是同对改革一直怀恨在心的近卫兵团和某些顽固保守派政府官员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他们频繁地上书请愿，要求停止一切改革。塞利姆三世迫于顽固保守派分子们的巨大压力，最终做了一些妥协，免去了支持他的改革派大臣们的职务，并让组建的新式军团在远离帝国京城的郊外进行操练，以免与那些拒不采用由基督教徒所设计制造的军械的近卫兵团发生摩擦，也极力避免触犯帝国一些民众的守旧情绪。
然而，塞利姆三世的妥协与让步，也只是延缓而并未能够挽回奥斯曼帝国改革局势的崩溃。1807年5月，由于拒不接受穿欧式军服的命令，反对“法兰克式”的改革，再加上军饷长期被拖欠，从而引发了驻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近卫兵团的兵变。他们掀翻了汤锅，这是传统的叛乱信号。面对反对改革的顽固保守派分子们的武装叛乱，塞利姆三世非但没有动用新式军团去弹压，反而把它给解散了。此时，气焰嚣张的兵变分子们，在一群对社会改革不满的暴民的帮助下，单凭一份帝国改革派的主要参与者名单，便随意地把这些人抓了起来，并残暴地杀害了他们。素丹塞利姆三世的妥协和屈服，也完全没有能够使他保全住自己的王位，在一片阴谋诡计中，他最终还是被保守派分子们废黜了。不久，他的堂弟穆斯塔法四世被立为新的帝国素丹。此人胆小软弱，是那些废黜塞利姆三世的顽固保守派分子们的傀儡。1808年6月，新上任不久的大维齐塔利亚，因为同奥斯曼帝国另外一位臭名昭著的顽固保守派分子、帝国的总法典官穆拉尔发生了矛盾，所以被免去了大维齐的职务。心怀不满的塔利亚摒弃前嫌，投靠了奥斯曼帝国多瑙河前方军司令巴拉克达尔帕夏（帕夏意思是将军），此人是当时仍然活着的惟一尚未就范而拥有军事实力的重要改革分子。1808年夏，巴拉克达尔帕夏联合帝国残存的改革派和反对帝国京城顽固保守派政权的其他政治派别人士，向顽固保守派分子们发动武装进攻，率军占领控制了帝国京城。素丹穆斯塔法四世得知这些人想使塞利姆三世复位的企图后，便先发制人，将塞利姆三世秘密处死，并下令要将自己的胞弟马赫默德二世也绞死。听到此消息之后，惶恐不安的马赫默德二世还算机敏，立即躲了起来。当勤王之师迅速占领了帝国京城之后，便把素丹穆斯塔法四世囚禁了起来，后把他也秘密处死，而把隐匿在宫廷中一只空炉子里的马赫默德二世拥上了王位。
新即位的素丹马赫默德二世任命巴拉克达尔帕夏为大维齐，他在马赫默德二世的全力支持下拟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革计划。他首先对新式军团进行整编，改用新的番号。其次全面恢复塞利姆三世时期的各项改革法令。但是，在真要将改革的法令付诸实施的时候，除了大维齐巴拉克达尔的几个少数挚友以外，所有的人又都同他疏远了。尤其是当巴拉克达尔帕夏允许他从前部队里的波斯尼亚士兵和阿尔巴尼亚士兵返回家园之后，被他的改革方案惹恼了的帝国近卫兵团再一次掀翻汤锅发动了武装叛乱，巴拉克达尔帕夏在骚动中被暴民们烧死在他的宫邸里。素丹马赫默德二世本人也不免沾上了改革墨迹的污点，仅仅由于他是奥斯曼帝国王室硕果仅存的一位男性，这才保全了他的王位和此时，以近卫兵团为首的帝国顽固派分子们再度得势，控制了中央政府，从此帝国改革的全部心血再次毁于一旦。不过，胸怀大志的素丹马赫默德二世并没有被险恶的形势所吓倒，他静心的洞若观火，伺机而动，准备先打垮帝国顽固的保守派势力，然后再重新启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
1826年5月28日，在经过18年的卧薪尝胆的准备之后，马赫默德二世颁布了一项关于成立新式军团的御诏。在御诏中，虽然帝国近卫兵团仍予以保留，但是要求近卫兵团驻守帝国京城的每一个营都必须抽调150人参加新式军团，并竭力设法把新式军团说成是已故苏莱曼大帝军事体系的复活，特别规定新式军团的军事训练不得由基督教徒或外国人来负责，而只能由熟悉现代军事技术知识的穆斯林军官来负责指挥。这一举措在“对异教徒的圣战需要高于一切”的大旗下，得到了具有保守倾向的帝国总法典官、乌里玛以及近卫兵团将领的认可，他们每个人都在改革的文件上签了名、盖了章。然而，桀骜不驯的近卫兵团根本就不听素丹马赫默德二世指令的那一套，当他们穿上合身的西式新制服开始训练时，驻扎在帝国首都的近卫兵又发动了兵变。近卫兵团中的五个营首先打翻了汤锅作为传统的举行叛乱的信号，跟着便在赛马场集合，并很快又纠合了一伙愤怒的民众，企图重演1807年的大屠杀。不过，这一回他们却遭到了大多数民众的坚决反对。同时，足智多谋的马赫默德二世也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早有防范。忠君的高级军官一接到马赫默德二世的命令，便迅速率领新式军团携带着大炮来到了皇宫。新式军团的大炮对准人群密集的广场和近卫兵团的兵营连续开炮轰击了30分钟之后，近卫兵团变成了乌合之众，四处溃散。6月17日，在马赫默德二世发布的一项通告中，正式宣布废除了近卫兵团，而代之以一支号称“穆罕默德常胜军”的新式军团，其任务是“捍卫宗教和帝国”。
由1826年消灭帝国近卫兵团直至1839年马赫默德二世去世，在这段时期内马赫默德二世进行了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计划，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社会层面。他为这项社会改革计划所规定的主要路线和方向成为此后的19世纪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20世纪奥斯曼帝国改革家们一直所遵循的社会政治路线。尽管马赫默德二世的许多改革措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尽管这种改革多在表面上做文章，而没有把奥斯曼帝国的所有力量集中在民众教育和发展社会经济这些根本性的领域，但他所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就其结果而言，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在马赫默德二世倡导的社会变革之后，奥斯曼帝国要再走恢复旧制度的回头老路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不仅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且也成为一个人心所向的社会进步过程，并成为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时期的社会改革，起到了启锚开航的巨大作用。
1839年7月1日，踌躇满志的马赫穆德二世不幸因病去世，他的继承人是才满16岁的儿子阿布杜尔。麦吉德。新登基的素丹决定继承他父亲的遗志，重振帝国雄风。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正处于紧急关头，难以驾驭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又向帝国挑起战争，并在尼济普战役中把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从而再一次威胁到了帝国的一统江山。奥斯曼人急需欧洲列强的支持，一份改革公告说不定能够帮助获得这种支持，因为它可以表明奥斯曼帝国是进步的，素丹政府组成的开明而现代的政体也是值得挽救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新受命的奥斯曼帝国大臣们才制定出了那个历史上著名的《花厅诏御》，并于1839年11月3日正式予以公布。虽说《花厅诏御》提出的各项原则和承诺在马赫默德二世改革时期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但是这份形式极其庄严的公告标志着为时40年的在奥斯曼帝国历史进程中被称为“坦齐马特”改革运动的开始和“坦齐马特”时代（1839～1876年）的到来。“坦齐马特”在突厥语中为改革整顿之意，因为该时期具有按照奥斯曼帝国新的法令和条例，在行政、财政、司法、教育等主要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特点，体现了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一些法理精神，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故称为“坦齐马特”时代。总之，“坦齐马特”时期的社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特别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这个伊斯兰帝国思想文化界影响的结果。此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原则被理解为反对专制政体和反对压迫的理论，而平等原则则被理解为在国际交往中的各国平等。所以，在伊斯兰教的精神基础上，改铸西方式的国家政治等级、组织与结构，就形成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多次社会改革运动的基本特点。
在“坦齐马特”时期，左右奥斯曼帝国政局的是一大批精通外语、熟悉欧洲的政治与经济，立志于社会改革的官僚。“坦齐马特”时期的社会改革首先从法律开始。1840年5月，奥斯曼帝国颁布了一份新刑法，它的各项条款尽管受到法国法律的影响，但主要方向仍然没有超出伊斯兰宗教法中刑法本身的范畴。不过这里面却有重要的改变，那就是确定了奥斯曼帝国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此时，为了改变帝国政府机构运转不灵、效率不高的现状，在帝国的财政管理方面也相应地作了一些改革。例如，开设了银行以及相似的机构，以实现货币和财政制度的改革，并设立了基金，用以增强帝国的各种物质资源，其目的就是希望在帝国建立一个正式的国库和一种健全的货币制度，以实现帝国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此外，在奥斯曼帝国各项社会改革中比较行之有效的，是1845年帝国政府诏书发表后实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如设立国立奥斯曼大学，建立世俗的初等及中等学校教育制度，试图把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从乌里玛的独占权中分离出来。土耳其现代化的启动，是从对神权专制制度，特别是从落后挨打的反思中开始的，而不是从理性资源中得到认识和提高升华的，因此，对于土耳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来说，怎样培养出理性资源就显得非常重要。“坦齐玛特”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教育改革方面的主要成果，不仅是建立了许多学校，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大批受到过良好现代教育，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新一代，使他们成为此后土耳其社会发展的经邦济世之才。
1869年3月，“坦齐马特”时期改革运动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富阿德逝世。1871年9月，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导人阿里也在卧病三个月之后死去。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改革派人士相继去世，尤其是他们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模仿学习对象法兰西，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败北，造成法国在奥斯曼帝国朝野的威信下降，帝国改革派的威望也随之降低，因此，在一片对奥斯曼帝国的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坦齐马特”的改革家们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纵观奥斯曼帝国的全部历史，虽然没有任何别的历史时期比“坦齐马特”更招人评论的了，但如果没有“坦齐马特”这一历史时期，此后的奥斯曼帝国宪政时期，以及共和国时期的改革家们，都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社会进步的成绩，因为基本的事实是：土耳其人如果要想继续立足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除了实行具有西方色彩的社会改革，别无其他选择。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长达百年，究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社会改革的起点比较低，促进社会改革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匮乏；二是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并不完全是由其自身内部矛盾运动的因素所造成的，而是在西方殖民不断扩张的压力下，在对外战争的一系列失败中启动的。因此，广大民众对社会改革的本质和意义在思想认识上，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总之，在奥斯曼帝国的巨变时代，整个社会充满着许多悬疑不定的东西，呈现着旧秩序瓦解和新秩序待建过程中的混沌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