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奥斯曼帝国衰败的根本原因，首先是毛病出现在帝国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及包括军队在内的帝国政府机器的失灵。在苏莱曼大帝去世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再加上地方封建割据严重，各地区纷纷闹独立，不再听从帝国中央政府的统一号令，尤其是对帝国军事封建采邑制度的极大破坏，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军事采邑向世袭个人封地转化的趋势，造成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基础的逐渐松动，以及广大农民和被征服民族的不断反抗，从而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战争屡受挫折，极大地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早期奥斯曼帝国皇室的前十位素丹个个英武盖世，光彩夺目，具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深得人们的敬仰和钦佩。这前十位素丹平均在位27年，经济繁荣、社稷稳定、统治的年代较长。而这一支系其余的统治者却个个都是养尊处优、平庸软弱、任性妄为、腐化堕落，其中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无能，智力上还有一定的缺陷。素丹们的奢糜无度的宫廷生活不但使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日趋腐败，而且还耗去了巨额的财力，导致国库日益枯竭。为了弥补财力亏空，满足他们的挥金如土的生活，帝国的素丹们一方面不断的下令以各种名目开辟税源，提高税额，敲骨吸髓地压榨广大的百姓；另一方面强迫他们的官员们在提拔晋升到较高职位上去的时候，要向素丹进献重要的礼物，这种做法不幸打开了奥斯曼帝国贪污腐化之门，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卖官鬻爵，争权夺利盛行，严重地损伤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机体。16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和民族独立斗争风起云涌，不断爆发，给了奥斯曼帝国素丹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冲击着帝国日益腐朽、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和反动统治，使得奥斯曼帝国从此陷入了社会危机的历史深渊。
奥斯曼帝国这种社会腐败趋势所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灾难性的，尤其是使得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征兵制，以及由帝国皇宫学校培养训练出来的基督教青少年新兵们也受到了这种世风日下的社会影响。因为在金钱和恩宠面前，骁勇善战的基督教青少年新兵们所获得的战功与荣誉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而且他们还要时时受到社会上各种不正当竞争势力的排挤，这种竞争主要来自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臃肿庞大的官僚队伍。到了17世纪末期，这些官僚已经成功地打破了奥斯曼帝国政府要职皆由基督教青少年新兵出身的行政官员把持的传统局面。到了18世纪甚至有更多的笔吏和乌里玛成功当上了帝国的帕夏，统治过去由基督教青少年新兵军事集团管理的一些省。此后，虽然奥斯曼帝国皇宫学校仍然存在，但传统的征兵制度却被废除了。培养基督教青少年新兵这一征兵制度的废除，与奥斯曼帝国近卫兵团的日趋腐败涣散有直接密切的关系。近卫兵团的腐败涣散，不仅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了支付大量集中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近卫兵团的薪金和经常性的生活开支，帝国国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奥斯曼帝国的某些偏僻地区，以近卫兵团为首的卫戍部队成了当地的实际统治者。当他们不能再从对外征服的战争中夺取到战利品时，就在国内肆意掠夺，靠糟蹋国家、鱼肉百姓过日子。另外，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帝国军队也越来越多地扮演起了左右君主废立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的年代里，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在横行不法的军人手里。
要全面地勾勒出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发展过程，也不得不了解一下封建采邑制度的命运。因为采邑制度是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奥斯曼帝国早期以及其后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和健全内部行政的最可靠的制度之一。所以，封建的采邑制度的破坏，是造成奥斯曼帝国萎靡不振社会衰败的主要原因。16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加紧把无领主的采邑变为国家的土地，为供养常备军提供财源，但这些努力往往是徒劳无益的。从前的采邑封地有些以纳税农场的形式租出去了，但获得采邑的封建领主缴纳的税金却常常要比预期的少。有些封建采邑领主似乎毫不费力地就获得了产业的继承权，通过非法的手段使采邑变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根本不允许的。特别是奥斯曼帝国长期的通货膨胀，对采邑封建领主经济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和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采邑的收入是固定不变的，而奥斯曼帝国政府根本就无法增加这些收入的价值以减少通货膨胀对采邑封建领主的经济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和伤害。由于在固定的津贴收入和飞涨的物价之间受到压迫，所以许多维持原状的采邑封建领主征召令下达时，往往置若罔闻，根本就不去应征报到，于是采邑就被帝国政府强行收回。那些受到帝国政府制裁的采邑封建领主心怀不满，纷纷逃往城市，或者参加日益壮大的土匪队伍，在乡间荒野进行抢劫掠夺，强行向城市居民征收所谓的保护费，蹂躏百姓、破坏治安，造成社会大乱。然而，对收回和被遗弃的采邑，帝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加以管理和利用，而逐渐地落入到帝国近卫兵团的军官及政府中有权有势的官吏和宫廷宠儿手中。甚至有些平民也通过贿赂的手段非法取得采邑。奥斯曼帝国早期的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家认为，打破帝国的传统秩序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衰败和没落。他们希望通过恢复那种曾经造就奥斯曼帝国辉煌时代的传统秩序，如彻底恢复采邑制度的纯洁性，从而兴利除弊，制止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势头，但实践证明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采邑制度的混乱和被破坏，实际上是16世纪末叶以来遍及整个奥斯曼帝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变革的一种反映。
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原因，除了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崩溃之外，它的社会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崩溃的演变过程。那一时期，许多形形色色的西方观察家在他们的著书撰文中，对奥斯曼人抱有一种极端的蔑视态度。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奥斯曼人邪恶的一面，而不是他们的美德。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奥斯曼人的品德和堕落。尤其是奥斯曼人的酗酒、鸡奸、卖淫，以及流氓恶棍和伊斯兰教异端的歹徒们在咖啡室等社交场所的聚会，为他们的看法和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虽然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有识之士的自我批评也与上述的某些观点和看法一致，但他们的批评矛头是更急切地指向上层社会的腐败、贿赂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他们认为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是传统制度和传统价值观念崩溃的一种反映，也是耽于“世俗利欲享受”的一种反映。但面对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问题，他们又感到束手无策，拿不出改变这种现状的好办法。
对外征服是奥斯曼帝国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是社会古老的传统，是帝国复兴的前提。为实现重振奥斯曼帝国雄风和国威的宏图，从1682年开始，奥斯曼帝国同其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对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威尼斯，以及迅速崛起的俄罗斯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由于奥斯曼帝国军队不断遭受严重的挫折，最终签订了《卡洛维茨停战协定》。《卡洛维茨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关系的一个根本性转折，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对欧洲国家而言，《卡洛维茨停战协定》消除了它们对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的担心，为他们侵占海峡区域开辟了道路。其次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根据此协定使长期属于穆斯林的领土第一次永久性地转归欧洲基督教徒控制了，从而成为奥斯曼帝国疆域开始不断收缩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自14世纪初开始巴尔干地区突厥化的历史演变已经慢慢地然而却是显而易见地降下了帷幕，这是奥斯曼人不得不吞下的一个苦果。
在18世纪，奥斯曼帝国同俄罗斯先后进行了三次战争，双方虽然互有胜负，但最终还是以俄罗斯人的胜利而告终。为了免遭更惨重的失败，1774年6月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通过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此条约为日后近一个半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双方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19世纪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海峡区域实现其领土野心的有利的楔子。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卡伊纳雅条约》所带来的耻辱和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开始衰退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对于各省的控制权。在17世纪，素丹和帝国中央政府就已经面临着许多具有独立倾向的、不驯服的地方总督。到了18世纪中叶，尤其是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得奥斯曼帝国境内独立和分裂的政治倾向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任何具有魄力和野心的地方总督都可以建立他自己不受约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来公开违抗或不理睬素丹和帝国中央政府的命令。具有重大讽刺意义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首先闹分裂和独立的地方正是亚洲和非洲那些传统的伊斯兰教地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这类独立运动，说不上是任何具有群众性和民族意义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一种社会表现。除了像黎巴嫩、库尔德斯坦、阿拉伯半岛等少数遥远沙漠地带和山区外，所有其他地方闹独立的首脑人物和他们的追随者全都不是当地人，而是来自奥斯曼人或者马木留克的军人阶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野心勃勃、居心叵测的地方总督和政府官员。他们利用素丹权力鞭长莫及和帝国中央政府软弱无能的缺陷，窃取了本身的大部分税收，组成了庞大的私人军队，同西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并且创造了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机构，把本省变成实际上的独立王国。
此时此刻对于奥斯曼人来说，沉痛的经验教训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为了使帝国不沦落为西方列强相互瓜分争夺的目标，为了恢复他们昔日显赫的地位和荣耀的风采，他们必须实施社会改革，至少要实施军事方面的改革。既然西方社会，后来也包括俄罗斯在内，在武器技术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那么为了对付西方世界，奥斯曼人就得借鉴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战争经验。在18世纪初叶，奥斯曼帝国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改革历史进程已经在小范围内悄悄地展开了。到了18世纪末期，帝国的社会改革更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了。